老烟记事（385） 难兄

【3月18日  星期五

又开始走上坡路了，写了整整6000字，顺利极了，高兴得很。

看话剧《石油凯歌》，凑凑和和。主题是明确的，给大庆人下了几个形象化的注解。第三场学毛选演得太说教了，看不出艺术的特殊功能。指导员在全剧中形同虚设，到时候就请他出来念几句经，再公式化概念化不过了。用这样笨拙简陋的手法突出政治，是非常容易的，但我不愿为之。毛泽东思想不是成天挂在嘴上，而应该体现到行动中去。看过最近出的一些戏剧和电影，我感到政治好象是抓住了，可艺术却扔在一边。

观众里见到张瑞芳，很朴素，老了。

3月19日  星期六

写林樱和洪烙闹翻一段，原以为一定能够写好的，可是越写越勉强，花了一个上午，只写了1800字，再也写不下去了，只得草草收兵。

中午出去看了场《钢铁战士麦贤得》，感到作家当前面临一个大问题：如何理解今天的时代特点和英雄人物？现实中的英雄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越长越高，大多数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已经够不着了。这怎么行？可怎么写呢？无论麦贤得还是欧阳海，人们看到的都是他们生命中最（后）闪光的时刻，但他们如何成为英雄的，这个过程交待则是作家的任务。麦贤得的纪录片太短，交待不了。《欧阳海之歌》就交待清楚了吗？也未见得。尽管这部小说几个月来好评如潮，但我总觉得里面的人物还是缺乏变化了一些，还是太完美了一些。而且不少细节一望可知是作者自己加进去的，比如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大量“心想”、“回想”、“琢磨”、“心里说”、“心里默默地说道”，作者从何处知悉？当然我没有否认这是一部好作品，我只想自己的作品更加真实一些，人物性格更加丰满一些。就算是真的英雄，也会有七情六欲，也会有犹疑畏缩的时刻。我要写出性格的成长变化来，这样才有真实性，才能打动人。

3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休息。上午寄出给文燕的包裹，然后去看《上海之春》。片名不错，内容欠佳，特别是几个大合唱，词曲都很一般。唯一可取的就是政治性强。交响乐更没有听头。

下午一点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中国杂技团三队的表演，都是些小鬼，观众却以老人居多。之后参观了李素文学习毛选展览会。出来时，见另一个展室挤满了人，原来有场象棋比赛。台上两个人也不知是什么来头，慢慢腾腾，半天才下一步，看得我直性急，可就有这么多人耐心等待，怪哉！要是吴朝奉在这里，大概会甘之若饴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一个人整日呆在屋里爬格子，他们恐怕同样不能理解。但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呢？好象自己也越来越不明白了。

3月21日  星期一

继续前进，写了7800字。

十多天下来，与周围几位难兄都认识了。中午，我们这些业余作家听王维玲摆龙门阵，所在房间正是名著《红岩》的诞生地。

“梁斌写书经常忘我，身体很坏，直写到耳朵出血还不歇笔。罗广斌写《红岩》也非常刻苦，乌兰巴干写得淋巴发炎。后两个人的特点是不怕改，特别是乌兰，他的东西是硬改出来的，第一、二、三稿都看不出写的是啥东西。可有些人就怕编辑给他提意见，老是叫苦连天。”——这话等于给我敲了警钟。

他又说罗广斌和杨益言改写许云峰一段几乎已经无力突破了，编辑带他们去看26届世乒赛，庄则栋拿了个冠军，回来他们就突破了难关。而庄则栋三年后在去南京参加全国锦标赛的火车上，又谈到《红岩》对自己的激励。两件事交相辉映，一时传为佳话。

王君还说中宣部陆定一部长最近指示：今后工农兵作者的稿费每千字不能超过2元。言下之意是我们不要为名利而写作。

房间靠墙放着一个大立柜，未锁，我打开一看，里面堆满了文稿。我随意抽出一本来，是东北诗人蔡其矫写的叙事长诗。他是知名作家。再往底下一瞅，还有两大厚本，快赶上荷马史诗了。我问王君这些文稿堆在此处是怎么回事，他说都是不用的，准备退稿，但人手不够，正在向北大求援，请中文系高班学生帮忙写退稿意见，然后寄还本人。我听了觉得寒心，深感出书之难，作家不好当。

3月22日 星期二

写了4800字。

下午4时25分，北京发生地震。屋里吊灯乱晃，人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震动。到了傍晚，门房老头来通知，说9时到11时可能还有地震。

难兄们来我处玩，其中有位解放军是浙江老乡，他在西藏当了半年兵，谈及当地人不讲卫生，两性关系极端混乱，等等。

入夜，有些人搬了家，大概是担心出版社这些老古董的房子经不起震。我也不敢睡觉，出去转了一圈，直到12点。很多小孩都在外面玩，街头巷尾，人们争说地震。听了一阵，我明白这是邢台地震的余震。主震发生在8号早上5点半，那时我还在车厢里迷瞪，火车6点到达北京，我一点也没觉出来。

3月26日 星期六

又进入了低潮阶段，一连四天，都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实在没有办法。

难呀，真是难极了！写着写着，情节发展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脱节了，于是笔下的人物失去了光彩，他们全成了没有生命的木偶。这时写作就索然无味了。什么道理呢？主要还是缺乏耐心，心中着急，怕苦畏难，再加上当前对《欧阳海之歌》的评论给自己带来的压力。说老实话，起初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很出色的作品，它的语言过于张扬，不太合我的口胃。可后来那么多人喜欢它，又有理论权威出来给它极高的评价，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欣赏能力有问题了。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我一直努力想把东西写好，可现在不知道什么才是好东西了。写不出的时候，我也想拿它作参考，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它的风格和我差别太大，我学不会的，硬学还学出毛病来了。但压力仍然在那里，这是无可否认的。

中午，在资料室首次遇到王济民同志。他和我谈了一下，把社里不重视我稿子的怀疑基本打消了。这个人虽是初相识，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比王维玲亲切，也没什么架子，没有老学究的味道。我跟他说说自己的苦闷，他鼓励鼓励我，我心中不象之前那样排解不开了。

回来，做了一个最后冲击的计划。我这些日子对自己也放松了，时间抓得不紧，写不出就甩笔，那怎么成呀！

3月27日 星期天

上午去大姐家。

下午参观民族文化宫，残酷的西藏奴隶社会。人类就是这样演进过来的。

3月31日 星期四

组织最后冲击，四天下来，写出19800字，平均每天4950字。剩下的篇幅不多了，胜利在望。

晚上与难兄们聊天，得知王济民是个右派，相当出乎意料。他看着和我年岁相仿，性格尤其温和，怎么就栽了跟头？不过中青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出几个右派也不算稀奇。其中最有名的当数萧也牧，他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50年代初很有名，后来遭到批判，他便从文坛消失了，没想到居然窝在这里——他换了个名，就是阙主任那天提到的“吴小武”。】

202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