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半个月,我和文燕的关系发展正常。按照这个节奏,或许明年上半年可以摊牌。说实在的,我在感情问题上屡屡受挫,已经不敢有过高期望,尤其前车之鉴也是文工队的,更不能在上面押宝太多。我对文燕印象不坏,然而没有特别的激情——这与袁雪终究不同。袁雪于我,如同夏日里见到冰激凌,就算吃不着也会产生强烈的向往。文燕虽比她大三岁,比我仍小九岁,所以“老夫少妻”的格局未变,但我对袁雪多一份小妹妹的疼爱,对文燕则没有。周围人大都说她比袁雪更加好看,可在我眼中,袁雪更加楚楚动人。是的,动人!文燕虽然美丽,却不十分动人,至少不十分动我,能带给我那种迷醉的感觉。这大概因为她看着比袁雪要坚强许多。女人坚强是一种美德,但也会使男人少了呵护的欲望。不过话说回来,袁雪若有文燕一半坚强,就会把我紧抓不放,所以我还是不要对这个前车之鉴有太多怀念了。
我的新恋爱并未影响我的工作,尤其在政治部主任棒喝之后,我对革命事业更不敢掉以轻心。4月下旬,我再随工作组赴五分场,推行“两结合”工资制度。所谓“两结合”,是指作业工资与产量工资相结合。一直以来,农场实行的都是等级工资制:农工分为七级,一级工每月32元,称为“基本工资”;由此往上,各级都有一份补贴工资,叫“级差补贴”,逐级增加。工资发放则采用“月薪日计”方式,也就是把月工资平均到每天,出一天工有一天的工钱。只要出满勤,就能拿到全月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月薪日计”本质上还是计时工资。
今年则开始搞工资改革:将基本工资分拆为两部分,其中28元定为“作业工资”,每月评工记分核发;余下的4元钱定为“产量工资”,要等到年终完成利润指标才能发放,完不成则要按比例扣发、甚至不发。至于级差补贴,仍按月薪日计发放,不纳入“两结合”。
在工资改革之前,各队虽然也搞评工记分,但基本用于五好总评和年终奖分配,平时还是“铁饭碗”,出一天工拿一天钱。现在可不同了:出一天工能拿多少钱,取决于能挣多少工分。比如人工播种玉米,定额为3亩,值10个工分。老王是劳动能手,一天播4.5亩并且验收合格,可挣15个工分;小张不会干或者没力气,一天播1.5亩,只挣5个工分。假设本月全队的作业工资总额为2000元,完成的工分总数为10000个,则一个工分值2毛钱。这样,老王出工一天能挣3块钱,小张只能挣1块钱。再假设本月受天气影响,全队实际出工15天,则老王挣到45元,小张只挣到15元,相差三倍。
上面这套做法的政策依据,就是有名的“十六条”——《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它是“刘邓路线”达到极盛时的产物,由农垦部党组扩大会议通过,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965年4月6日下发各农场执行。其中第四条规定:“国营农场取消农工的等级固定工资制。凡是从事一般农业劳动的,实行定额计分、按分付酬的分配办法。”第五条规定:“农场要根据核定给生产队的工资总额,每月预发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工资给生产队,生产队要根据每个工人完成工分和出勤天数预发工资。其余部分在年终时根据生产队的生产和经营情况计发。”
当时邓子恢已经退隐,但“十六条”仍然实现了他的一大主张:“对一般从事手工操作的普通农工,应实行按活计工,按工付酬制度,即根据农场和生产队所规定各种农活的劳动定额,按职工每天完成多少定额,做多少农活记工分,而后再根据农场所定的工分值付给现金报酬。”在1960年对牡丹江农垦局的内部讲话中,他甚至宣称:“这与旧社会农民雇短工计算工资差不多。”能雇得起短工的“农民”,至少得是“上中农”。如此口无遮拦,是邓子恢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他在北京机关还做过几场报告,宣传这一套“剥削哲学”。听者大都为他的真知灼见所折服,但最后也让伟大领袖忍无可忍,命他滚蛋。
多少令人有些费解的是,虽然邓子恢1962年便下台,这并未妨碍他的绝大多数建议都在农垦系统得到实施,以至于他在垦局做的报告可以看成是国营农场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不过当年我并未觉出有什么异样,因为他没有受到公开批判,只是不再露面。我不知道这个人在“两结合”时已经站到了“错误路线”上。当然我也没有对他给予过分关注,他只是分管农业的几个中央领导之一(其他还有谭震林、肖克、王震等)。邓子恢的历史地位,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能看明白。
那时作为一个普通科员,我不可能发现农场改革已经暗藏“两条路线的斗争”,否则还用得着为我的小说到处寻找斗争主线?我在《工作手册》中收集了大量材料,包括各色人物颇具性格特点的话语,原本可以把这场较量写得精彩纷呈,成就一部《艳阳天》式的时代作品,最后却只用来写工作总结了。现在想想确实可惜,但也无可奈何。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刘少奇都不具备的政治洞察力,怎么可能指望我具备?】
202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