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场部的文学青年挺多——那年月,大凡喝过点墨水的年轻人,都可冠之以“文学青年”。但真正动手写大部头的,却是凤毛麟角。我在宿舍案头上已经码出一大摞草稿来,让周围不少人觉得相当可畏,也因此结识了几位爱好创作的文友,间或聚在一起搞个文学沙龙,给单调的机关生活添了几分情趣。我当时刚看过《叶尔绍夫兄弟》,大谈特谈此书,引得诸君兴趣盎然。场办李秘书向工会建议:组织一次读书报告会,由我主讲。工会主任李东前正想在“五四”那天搞点文化活动,一听正中下怀。他平素与我有交往,断定我是这块料,特地跑来一趟,要我加紧准备。
读书会对农场来说是破天荒第一遭,但我并不胆怯,反而跃跃欲试。不得不承认,我虽然一心想当作家,却是个天生的教师。离开速中以后,我一直没有上过讲台,这回得了机会,兴奋得嗓子眼都有些发痒,提前几天就在脑中自动开讲了。要点和思路很快形成,甚至在哪里抖包袱都想好了。读书会有点像故事会,是给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说书”,所以一定要抓住观众心理,投其所好。《叶尔绍夫兄弟》引人入胜之处,既在于扣人心弦的斗争,更在于其中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柯切托夫是拿出了写言情小说的劲头来写这些内容,并且他的水平决不逊于琼瑶。
书中的大情圣即为叶家老四——季米特里,他具备了一个魅力男人的最强配置。首先,他能活着就是一个奇迹:他被德军抓住后枪决,可埋在地沟里十几个小时也没死成。第二,他的像貌“酷毙”:临刑前一个德国兵在他脸上砍了一刀,留下“深深一道从左鬓角划过脸颊一直到上嘴唇的大伤疤”。这副牛虻似的面容使得画家维塔里大为震撼,专门为他创作了一幅钢铁工人的肖像,引起轰动,声名甚至远达莫斯科。第三,他是一个出色的轧钢机操纵手,巨大的通红的钢锭像面团一样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展现出钢铁工人无与伦比的力量。第四,他性格极为坚毅,决不屈服。当卡扎柯娃因为流言而撑不下去时,是季米特里给了她毫无保留的支持,反观丈夫维塔里,倒显得相当麻木不仁。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季米特里虽是一个超级硬汉,却不粗鲁,也不像大多数苏联男人那样好喝伏特加,反而酷爱阅读。他读的书“比一个四年级的大学生多得多”。莎士比亚六大卷戏剧,他全都借来读过。一位著名作家曾经到他那里做客:
“作家对季米特里家里的藏书颇感惊异。他把那些书翻了很久。‘难道您这本也看过吗?’他翻着一本厚厚的俄罗斯艺术史方面的著作问道。‘看过,’季米特里简短地回答。‘这本也看过吗?’作家手里拿着一本贝朗瑞的诗歌选。‘看过,’季米特里答道。‘那么这本呢?’作家掂着一卷沉甸甸的《俄罗斯英雄歌谣》的分量。‘也看过。’”
柯切托夫把力量、意志和学识集于季米特里一身,使他成为“知识化的工人”(作家语),或者直接称其为“知识分子”(廖丽亚语)。柯切托夫的用意再明显不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1978年终于被邓小平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喊了出来,但对1963年的我来说,还只是天堂里飘下来的福音。
能与季米特里演对手戏的女人,也必须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她就是廖丽亚——一位曾经美丽动人,却在二战中遭到残害的姑娘:
“满脸都是刀伤和烙伤的疤痕,一只眼睛是假的,那是在明斯克用玻璃做的,做得不大好,本来她的眼睛是深色的,几乎是黑的,可是假眼的颜色却浅得多,成黄褐色的了。要紧的是希特勒鬼子弄得她不能再生孩子了:内脏全给毁了,奶子也给割掉了。”
如此一副形象出演正旦,堪称“震铄古今”了!这种极端美学用在男人身上,处理得法尚可接受;用在女人身上,却实在挑战一个作家的功力。也就是柯切托夫艺高人胆大,敢于冲击爱情极限,让廖丽亚成为一个痴情而自哀、孤独而高贵的绝品女子。这对“神雕侠侣”虽然从不谈婚论嫁,却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感情戏,让我不禁觉得:最纯的爱可以超越凡间一切束缚而独立于世。倘若抽掉其中的意识形态,这会是一部奇幻的言情小说,放在今天也能收获相当多的读者。
柯切托夫编织了一张复杂的情网:廖丽亚尚为妙龄少女时,她的白马王子是一位爱扮水兵的“斯捷潘”。当叶家老三因为大赦而结束了劳改、重返故乡,廖丽亚却惊恐地发现,眼前之人并非“同名者”,而正是她朝思暮想的斯捷潘。此时的她,不光丑陋无比,甚至连个女人都算不上了。过去这些年,也就是季米特里能够向她敞开男人的怀抱。季米特里对她的爱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爱;当卡扎柯娃出现以后,他却找到了一种志同道合的爱。作为一个主动离开首都机关、到钢厂做高炉工长的女工程师,卡扎柯娃身上散发着单纯倔强、健康向上的特别气质,这让季米特里深深着迷,不由自主地想要和她亲近。季米特里对于世俗的婚姻观念不屑一顾,只是到了最后一刻,当他发现卡扎柯娃对维塔里还存有一丝旧情,他才放弃已经入怀的美人,去寻找伤心出走的廖丽亚。所以这出爱情戏相当残忍——柯切托夫似乎就是要把季米特里和廖丽亚置于严酷的境地,让他们的爱情绽放出凄丽的花朵。
我拿出了庖丁解牛的架势,把《叶尔绍夫兄弟》拆解得玲珑剔透。我知道:只要抓住斗争的骨架,再填以爱情的血肉,讲座效果一定不会差。读书会设在大礼堂,周六晚上举行。农场中学的美术教师张秋水制作了一幅相当精致的海报,就像招贴画一样,贴在大门口的橱窗里,吸引了许多人围观。
观众除了机关干部外,还有学校老师和文工队员,约莫三百人,济济一堂。这算不得政治学习,大家都是利用工余时间自发参加的。总场部的文化人基本上都到场了,良种站和果园队的一些旧日同事也来为我捧场,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我把事前写好的一张人物表挂在讲台前,然后坐下来开讲。我手中只有一份大纲,里面列了一些要点,人物和情节都在我脑中游动,所以根本不需要稿子,放开讲就是。讲到中间,突然雷声大作,但是大家已经入戏,没有人中途退席。阵雨一会儿就停了,我却像通了电似的更加激情四溢,把书中看到的一幕幕都展现在观众眼前。他们时而轻松,时而紧张,时而欢笑,时而叹息,为这些万里之外发生的故事而动情。我就这样一连气地讲了两个半小时,到最后实在是快憋不住尿了,才终于收场。
当时我就知道讲座非常成功,却不知道我由此成了总场的名星人物。我生性爱出风头,但这次风头出得超乎想象,连老场长栾凤山也进来凑热闹,等于为我捧场。事后他对别人说:“小烟这人不简单,我心想光凭一张嘴在台上说说,又不是唱戏,会有人去吗?我就是为这个进去瞧瞧,没想到里面的人还真不少哩!我自己坐下来一听,也入了迷,走不了啦!”那个年代的人们有一种特别的文化饥渴,一本好书带给他们的快乐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我用我那颗被感动的心感动了他们,给了他们极大的满足——这是我自己写作想要达到、却从未达到过的境界。
我的名字很快传遍总场部,李东前尤其拿我当个宝,但凡跟“文化”沾点边的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连医院盖了新楼,也来找我写门牌。我胆子尽够大,并不推托,写了十几张“职工医院”,挑了一张最好的给他。场医院拿到后,很快制成一块水泥匾额,砌在大门上方,搞得像个牌坊。每个字一米见方,再刷上红漆,极为醒目,让我看着都有些胆寒——我本以为弄块木牌子挂上就算完事。好在群众反应不错,有几位懂书法的还评说“有体”、“有气势”,让我渐渐心安。这几个字直到我最后离开农场时,还高高地矗立在那里。】
2021-3-22
这一节老烟才华横溢 扬眉吐气。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