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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记事(287) 地狱之门

(2021-08-20 07:15:07) 下一个

严格说起来,“三年困难”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从1958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1962年。“大跃进”实际上搞了个反向五年计划,是如假包换的“大跃退”,其巨大的历史讽刺性,简直让人觉得有如天谴。不过毛泽东并没有从中吸取根本教训,他从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战略性的、方向性的错误。再说他也很清楚,三面红旗不能倒,否则他的领袖地位不保,错误越大他就越不能承认。

 

彭德怀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挑战过他的权威,叫他十分霸道地给打趴下了——对于这样的公然犯上,必须采取霹雳手段,不能再讲什么君子风度。偶像越是神圣,也就越脆弱,容不得半点污垢在脸上,否则亿万信众会大失所望,甚至导致崇拜破灭,让政治敌手乘虚而入。毛泽东是始作俑者,当然知道保护这个“俑”的极端重要性。他对于自己的“伟光正”非常在意,因为说穿了这就是他的神性。任何不敬都会遭到他的反击乃至报复,这个特点越到执政后期越明显。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饥荒做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价,在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上,更是放言:“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这无疑再次挑战了毛泽东的权威,但是为了渡过严重的经济困难,他只能暂时隐忍,让刘少奇在前面主持整顿工作,替他收拾烂摊子。那时毛泽东对刘少奇已经心怀不满,这种不满随着整顿工作的深入而逐渐变成一种敌意,最终导致后者被打倒,并从肉体上被消灭。

 

其实从整高岗开始,毛泽东已经在对中共高层进行系统性的清洗。那时他非常忌惮苏联对他的颠覆,这个威胁比美蒋要大得多。毛泽东从来不是斯大林属意的中共领袖。在斯大林眼中,毛更像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即使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斯大林仍然怀疑它的社会主义性质。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谒见斯大林,虽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政治援助,也遭受了没齿不忘的冷落和屈辱。

 

但是毛泽东知道此时必须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以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最大支持,这决定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只能是昙花一现的建国理论。中国一定要变成实打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被苏联接纳入伙,也才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入第一方阵——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能有什么政治影响力?这个主义实乃毛泽东40年代中期的发明,在经典马列学说中找不到依据,其目的是使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获得民主党派的支持,因此属于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并无多少“共产”色彩。

 

现在江山既已打下,“新民主主义论”便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反而与“一边倒”的政治口号相冲突,尤其不利于共产党迅速掌控全国资源,实现工业化。所以一俟“抗美援朝”大局已定,毛泽东马上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计划用十到十五年时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只用四年就完成了,因为无非是“剥夺剥夺者”,用不着软磨硬泡,花太长时间。什么“和平赎买”、“公私合营”,不过是各种巧取豪夺,后面都有枪杆子撑着,大小资本家没有不从的。

 

之后他就发动了“大跃进”。在这件事情上,政治考量是决定性的。毛泽东对于经济工作从来没有直接兴趣,他的兴趣都源于政治盘算——他企图通过“大跃进”,让中国拥有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如人民公社)领先于苏联。他非常迷信制度就是生产力,一个落后的中国只要有了先进的制度,就能弯道超车。超英赶美不是梦,他的梦想是超过苏联,执掌国际共运之牛耳,让“毛泽东思想”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地位。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个拥有软硬实力和众多盟友的超级大国,他自己也才能成为世界性的领袖人物。

 

没想到“大跃进”却搞砸了,毛泽东只能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到前台唱戏。在后面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忙着进行中苏论战,弄了七个答辩和九个评论出来,又抽空发动了中印战争——这件事不过是敲山震虎,因为后面有苏联的影子,他并不想与印度为敌。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务虚,不断在论战中进行哲学思辨,锻造社会主义阶段的大杀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宝塔尖,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其核心内容即为阶级斗争。

 

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本来下一步就是进行和平建设。虽说为了稳定政权,需要“镇压反革命”,需要“三反五反”,后来因为金日成妄动,又不得不“抗美援朝”,但是这些藤藤绊绊在建国头五年就全部处理完了。可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却遭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挫折,并在这个期间与苏联发生了越来越激烈的政治冲突。毛泽东思前想后,得出了一个惊天结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有人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与苏联修正主义同流合污。更严重的是,这样的人绝非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已经形成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控制了众多单位的领导权,必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清除掉——并且还没法“毕其功于一役”,因为他们会像癌细胞一样不断生长出来。故而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可有须臾停歇,“革命”将会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永无熄灭之日。这确实是对马列学说的极大扩展,因为革命导师均未谈过社会主义大功告成之后,还要关起门来对自己人继续革命。

 

毛泽东却热衷此道,1962年在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就说:“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这与他在“大跃进”时期事无巨细地插手经济工作形成鲜明对照,说明他的兴趣已经从钢铁和粮食产量转到了更为“本质”的东西——人的思想。所谓敌人,不在于长相,而在于思想。如果思想属于敌对阶级,那么就会成为阶级敌人,哪怕此人曾经跟自己一起打过江山,是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所以阶级斗争学说是极为可怖的“大法”,练到化境会无视父子、夫妻、同志等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只要变成阶级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到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终于喊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最有名的一句语录,在文革期间刷遍神州大地。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大师已经完成最后修炼,法力升至第九重,很快就要大开杀戒。刘少奇帮助他渡过了“大跃进”所造成的大灾难,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却不知道也给自己打开了通向地狱的大门。在过去几年的整顿工作中,刘少奇对毛泽东而言,已经由革命同志逐渐变成了阶级敌人。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和彭德怀都是一条道上的,对自己怀有不轨企图。刘少奇对“大跃进”的纠偏,实际上就是替彭德怀翻案的一种手段,让全党都知道毛泽东是该下罪己诏的人。鉴于刘少奇已经对自己的“伟光正”构成重大挑战,是时候把他清除掉了。

 

之前高岗、彭德怀被拿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苏联存在过于亲密的关系。实际上,苏联一直想要在中共高层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曾经拉拢甚至策反高岗、彭德怀。对于这条线上的候选者,不管其本人意愿如何,毛泽东一定要收拾干净,而刘少奇是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他既与苏联有密切关系,又具备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治国能力,是一个能够取代毛泽东的人物。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让刘少奇主事,给了自己一个冷眼旁观的机会。几年下来,毛泽东越来越觉得刘少奇是有政治野心的,企图借着恢复经济的名义来搞“右倾翻案”。毛与彭的冲突已经发展成为敌我矛盾,如果彭没有错,那么毛就该下台,而非一个“罪己诏”能够交待过去的——毕竟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饿死了那么多的人。刘少奇在整顿经济的过程中,一直想要去除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没什么好说的,无非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后面的“一大二公”,这两面红旗不在了,总路线也就成了无水之鱼。“大跃进”事实上已经失败,毛泽东虽然输理不输面,但也没法再把运动搞下去。唯一剩下的就是“人民公社”,这是他的心头肉,谁也不能碰,所以当刘少奇支持一些地方搞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时,毛泽东才会异乎寻常地愤怒,这在他看来,不是多打点粮食的问题,而是“变修”的问题。

 

“修正主义”的威胁,在斯大林死后,已经变成毛泽东的心头大患。赫鲁晓夫上台不久,就背叛了昔日视为父亲的斯大林。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心存芥蒂,但这种“刨坟掘墓”的行径仍然让他极为憎恶,甚至产生某种恐惧,导致他到处寻找“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而刘少奇可谓不二人选。后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与苏共发生了多次政治论战,越搞越大,使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甚至造成军事冲突。这些论战非常“务虚”,争辩的大都是哲学问题。邓小平在几十年后曾经感慨:“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实际上他当时是主要操盘手之一。

 

今天再看这些文章,确实有些无厘头,但对毛泽东而言,每篇文章都是炮弹,都有实在的杀伤力。他若在论战中败下阵来,苏联的修正主义就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中国,他打下的江山就会变色。修正主义者已经放弃了马列主义,对外不愿冒着核战争的危险与帝国主义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内则变质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骑在工农大众头上作威作福。中国要是这样搞下去,必然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社会主义也会蜕变成资本主义,亦即“变修”。

 

正因如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来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把“公有制”等红色基因注入到几亿中国人心里,以防江山变色。但是社教运动由于刘少奇的干扰,成效并不如意。毛泽东不能再容忍下去,也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202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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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angmsn 回复 悄悄话 分忻的十分透彻,我们局外人是雾里看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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