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扬州坐车到杭州,通常需要七八个钟头。那天过江还算顺利,没等多久渡轮就来了。不想车到宜兴没油了,司机把乘客放在一个小饭馆,自己开车去加油,约好半小时回来。时近中午,大家在饭馆用餐完毕,左等右等都不见司机的影子,不知出了什么事,又不敢离开去找。一直等到下午两点,车才姗姗而来。大家上了车,一肚子怒气冲司机发作,司机则满脸委屈地解释:在加油站碰上个二百五,把柴油当汽油给加了进去。这下可麻烦了,跑不多远就发现不对,赶紧掉头。回到加油站,找维修工过来把油放掉,然后清洗汽缸。有两个零件给烧坏了,也得更换。这一通折腾,没两个钟头哪完得了?到现在他自己还没吃饭呢。
乘客听后大都表示理解:二百五天下有,这事怨不着司机,只要平安到家就行。有几位还拿出点心来给他,他吃了两口,马上开车上路。这车加错了油,就像人喝醉了酒一样,晃晃悠悠地开不起来,好像随时都要熄火。司机也不敢加速,怕把发动机搞坏,那就彻底完蛋了。好在这一段都在太湖边行驶,看看风景,倒也不至于太无聊。
开出一个小时以后,发动机的声音渐趋平稳,估计残油已经烧尽。司机把车速提起,窗外的树木、房屋、池塘像放电影一样从眼前滑过。终于进入浙江地界了,故土之情一下涌上心头,让我鼻子发酸,喉头发紧。我参军以后,除了赴朝一年,都是在江苏活动,但江苏对我只是客居之地,不能让我有故乡的感觉。我平常并不想家,因为部队就是我的家。只有现在被部队扫地出门了,家才重新变得珍贵起来。过去的岁月一点点在我脑中苏醒,我开始重新阅读那段逝去的生命,重新审视那段被我轻贱的历史。
车到杭州已是下午6点,我又坐了半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总算到了大哥家。大哥住在蕲王路一个小院里,原为国民党某上校的府邸。院中是一幢两层小洋楼,两边各有一间厢房,地方虽然不大,但挺精致。现在这里被两户人家平分,大哥占了西厢房和小洋楼一层,大约有50平方米,一家五口人住在一起还是显得挺拥挤。
大哥大嫂见到我非常高兴,三个女儿也围着我活蹦乱跳,不停地讨要点心礼物。大哥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尤其觉得自己作为长子,有传宗接代的使命。老天爷却故意开他玩笑,先后给了他三个丫头,但大哥并不气馁,又让大嫂怀上了第四个。
当晚就住在大哥家里,他和我头对脚睡在一张单人床上,大嫂带着女儿们睡另外一张大床。我觉得实在太拥挤,第二天准备去找个旅馆住。大哥不同意,说可以到邻居家再借一张行军床来。开头我以为他是客气,所以还是坚持搬出去住,没想到后来他竟然生起气来。我一想今天是除夕,不好与大哥闹别拗,也就答应了。小时候大哥并不十分疼我,可这回却像父亲一样对我关爱有加,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当然我参军以后一直给他寄钱,对他帮助很大,他对我感念也在情理之中。但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我马上要去北大荒了,这一别不知何年才能再相逢!兄弟在一起的最后这些天,每分每秒对他都很宝贵,所以他不愿意我搬出去住。
午饭后,二姐一家来了。她刚生了个女儿,有些发福,但气色比三年前要好多了。那回我见她时,她刚在“肃反”中受到处理,情绪非常不好。二姐是师范毕业,原本做小学教师,解放后进入杭州民政局。由于她活动能力强,很适合做群众工作,每接受一个新任务,很快就打开局面,所以深得组织信任。
二姐长得俊俏,局里有位南下老干部追求她。尽管不属直系领导,这人也算她的上司,岁数虽然大点,但是有文化,也比较有修养,所以最后博得了二姐的芳心。没想到两人关系刚刚明确,从老家於潜县政府转来一份材料,说在肃反当中发现一张三青团员的名单,上面有我二姐的名字。“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国民党建立的青年组织,类似于共产党方面的“共青团”。
二姐当时就懵了,绝口否认此事。单位如临大敌,立刻对她进行隔离审查。审了好几天,她才从办案人员口中听出来,此事乃因林明初而起。林原是於潜县三青团负责人,比她大四五岁,瘦高个儿,文质彬彬。母亲那时为走上层路线,在县政府谋了个“妇女会长”的差使,于是与林成为“同僚”。林明初经常来我家玩,主要是打麻将。他似乎有意于二姐,和她挺聊得来,当然聊什么我听不明白。对于二人的交往,母亲不会反对,因为林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不过他们俩的关系朦朦胧胧,始终没能在“好朋友”的基础上更一步,也不知是因为林君太胆怯,还是二姐太矜持。解放后,林明初就从於潜消失了。这次在审问中,二姐才重新听到了他的名字。
原来林明初预感大事不妙,当时就逃回了宁海老家。他在那里老老实实当了几年渔民,最终还是被有关部门发现,缉拿归案。为争取宽大处理,他交代了当时发展“团组织”的情况。由于於潜县三青团档案不完整,公安局让他拉一份名单出来,他就凭着记忆供出一百多人。大概是对二姐“因爱生恨”,林明初顺手把她给也加了进去,其实两人从来没有讨论过“入团”问题。不过话说回来,也未必是林明初成心害她:事情都过了七八年,要他一个不差地回忆出当时的一百多名团员,的确有些强人所难。何况在林明初心中,二姐大概早就成了“自己人”。
面对白纸黑字,二姐有口难辩,又无法找林明初当面对证,唯一的办法就是死不认账。二姐脾气刚烈,在禁闭室用头撞墙,打算自尽。单位害怕闹出人命,赶紧结束审查,认定她参加过三青团,把她开除公职了事。那位老干部这时避之唯恐不及,二姐更不可能腆着脸送上门去,美好姻缘和锦绣前程就此断送在小人林明初手里。
在我的三个姐姐当中,数二姐最要强、最能干。她的性格很像母亲,可也最恨母亲:如果母亲当时不抛头露面,当什么“县妇女会长”,引狼入室,她也不会与林明初交往。直到母亲去世,二姐对此也不能释怀。
二姐没了工作,回家大病一场,差点把命丢掉,那时候全靠大哥大嫂照顾。病好以后,她与旧相好李东林又恢复了关系。李君本是她上师范的同窗,长期恋着她,只是二姐眼光太高,左顾右盼,拿不定主意。解放后二姐进了政府机关,又有老干部追求,李君自惭形秽,也就知趣地让开。等到二姐政治上栽了筋斗,他又鼓起勇气,重新写那篇未完的文章,终于如愿以偿,和她组建了家庭。
二姐夫在杭州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他性格温和,对二姐逆来顺受,不过客观上也助长了她的坏脾气。说实在的,我不太瞧得起二姐夫,觉得他过于谨小慎微,甚至有些窝囊。不过他这种“老好人”的处世哲学,却使他躲过了“反右”运动的冲击。相形之下,我又显得多么愚蠢和幼稚!】
2013-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