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斗狼
老烟记事
因公务繁忙，我在西安只呆了7天。到第4天头上，轮到一位姓姜的年轻大夫值夜班。他开完退烧药后，居然很有耐心地让我介绍老烟的病情。他并不是老烟的责任医生，所以起先我觉得他是闲极无聊，想找件事解闷。老烟的责任医生是个姓邓的进修大夫，没学历没文凭，快50岁了还只能给主治医生打下手，所以性情乖戾，整天黑着个脸，见着病人就像见着了狗，没一句中听的话。要不是怕老烟受不了，我早和这王八蛋打起来了。
不过姜医生却是真正的好人。他查了老烟的血相，发现老烟的血红蛋白很低，已经属于严重贫血，便向“教授”（主任医生）作了汇报。第二天晚上，我刚从医院回家，就接到邓医生电话，说教授让给老烟输血，请我速回医院。我说：“能用我的血吗？我和我爸的血型是一样的。”邓医生严正拒绝：“输血国家是有法律规定的，不是你想给谁输就能给谁输。输血过程中有可能发生意外，所以最好家属能在场。”我再无二话，穿上衣服就走。
到医院签完字后，护士去血站配血，让我在病房等候。没想到我从10点开始等，一直等到了凌晨1点。病房里没有我能休息的地方，我也不愿打盹，那样醒来更困，于是就在屋里来回踱步，不停地喝着浓茶，不停地去上厕所。“从门口到窗子七步，从窗子到门口七步”，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如是说。二十多年前学过的课文，此时居然还能想起，让我感觉有些神奇。也许再久远的记忆也不会完全消失，它只是躲在脑海中的某个角落，一旦遇到合适的情境，就会油然而生。但是有的记忆，我宁愿它不要再复活了……
小护士终于来了。她带来了三袋红细胞：“血浆没有了，先打这些罢。第一袋要慢一些，你注意观察，要是有不良反应赶紧找我。”说完挂上一袋红细胞，把之前给老烟打的生理盐水换下。老烟睁开眼，大概觉得有盼头了，也不再哼唧了。我坐在床边，轻轻拍他的肩头，就像拍然然一样。不一会儿，他又睡着了。
约莫一个小时，老烟的额头开始冒汗——这是个好兆头，他的烧开始退了。凌晨6点，三袋红细胞终于打完，老烟也醒了过来。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感觉很舒服——事实上，这些天来他从没这样舒服过。他甚至有了饥饿感，早餐吃了两根油条，喝了一大碗豆浆。我真没想到输血会有如此立竿见影的功效！记得80年代初看过一部从香港引进的片子——《生死搏斗》，里面有个大富翁输完某种异型血后立刻返老还童，神采奕奕，老烟现在看上去也有点这样的劲头。
回到家里，我一口气睡到下午3点。起来后简单吃了点东西，便又打车去医院。弟弟正在床边陪他说话，他兴致很高，眉飞色舞的，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不过，我还是注意到他的两腮各有一处酡红，仿佛涂了胭脂一般，鲜艳得令人生疑。他还有点咳嗽，我让他少说话，他却忍不住。老烟是太高兴了：这些天来，他第一次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在我印象中，红细胞的功能是从肺泡中获取氧气，然后提供给身体各个器官。红细胞减少，应该会让人感觉供氧不足。这样一琢磨，我倒有点理解老烟的哼唧了：每晚都被人掐着脖子睡觉，想不哼唧怕也难！
由于老烟病症消失，泌尿外科开始赶他走。副主任找我谈话：“经过详细检查，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爸的病与5年前的手术没什么关系。他现在一切正常，除了肺部有点阴影。我们与呼吸内科联系，请他们来会诊。他们看了片子以后，说症状不明显，不同意转科。不管怎样，你爸继续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从办公室出来后，弟弟给我讲了一点背景知识：“泌尿外科的住院病人都是要准备动手术的，一台手术能收三五万块钱，一周左右就可出院。咱爸在这儿耗了十来天，天天打营养针，才花了不到两万块钱。‘存货周转率’这么低，大夫能不着急吗？”
可是费了半天劲，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老烟回家再犯病如何是好？我不甘心，想起去年结识的一位朋友，在西安好像有些路子，于是厚着脸皮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这哥们儿挺仗义，居然七拐八绕地给我接上了关系，让我去呼吸内科找一位吴大夫帮忙。此后又发生了种种曲折，但都被我一一摆平。在我离开西安的当天上午，老烟终于住进了呼吸内科。
大功告成，我心稍安。但是没过两天，老烟又开始烧起来。我的关系本来就不瓷实，更别说“人一走茶就凉”了。吴大夫只会收礼，不会办事，害得老烟成天被主治医生挤兑。最后老烟打电话过来：“你还是让我回社区医院住吧，在这儿我怕死得更快。”我已是黔驴技穷，还有什么话可说？
回到社区医院，老烟依旧反反复复地发烧，眼看是日薄西山了。没想到，这个小医院居然通过痰培养，发现老烟的肺部有霉菌。霉菌对抗生素不敏感，之前打的那些药除了破坏他的造血机能，实在没什么特别的功效。这下让我感到释然：老烟4月的浙江之行，一定传染上了霉菌。对于他这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不光“儿童见面不相识”，就连霉菌想必也会欺生的。
霉菌很难根治，且所用药物非常伤肝，因此老烟并未有多大起色。后来大夫发现他的大便里有隐血，也不知是何缘故。想给他做肠镜，看看是不是肿瘤引起，又怕他经不住折腾。随着身体一天天衰弱，老烟的情绪越来越消沉，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有一回竟当着外人的面让妈妈“滚”，气得她浑身哆嗦。尽管老烟事后道歉，但仍让她愠怒了好几天。我感到十分悲哀：这俩人掐了一辈子，难道真要掐到死才罢休？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们是世界上最不该生活在一起的人了，可他们偏偏做了我的父母！
若非1957年的那个夏天，老烟的余生将会重写。他应该会比现在幸福，但我肯定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
2010-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