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开例会时,我把昨晚的战果向郑干事作了汇报。他十分满意: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搞审查就得政策攻心,软硬兼施。现在我们可以满足老郭的要求,给他三天时间写交代材料——有张有弛,文武之道嘛!小烟,我准备派你个新任务,把你借调到第4组去,那儿正有块硬骨头要啃。老郭这个山头已经攻克,以后他的事情你不必过问了。下午你就过来,先熟悉材料。”
“看谁的材料?”
“陈洪谦,训练处教务干事。你了解他吧?”
我摇摇头:“不大了解。他从军部宣传处调来比较晚,平时不爱说话,我很少跟他打交道。”
“没有关系,下午看过档案就清楚了。”
我大吃一惊:郑干事竟然让我看陈洪谦的档案!档案是一个人的第二生命,一般人岂能接触?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人事干部,怎会有这种特权?组织上对我也太器重了!从郑干事办公室出来时,我真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自从入党问题被搁置,我曾一度在政治上心灰意冷,埋头钻研业务,对政工干部敬而远之。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两年的业务学习竟使我的政治批判能力突飞猛进,在运动中重新获得领导的垂青。看来个人奋斗与政治前途并不冲突,只要自己有本事,党永远不会忘记你。
下午,郑干事向我和另外一名骨干分子介绍了老陈的基本情况:
“陈洪谦的老家在浙闽交界处的沙埕。解放前,他在镇办小学当教导主任时,曾与7名教员集体参加国民党。1948年他去台湾谋生,次年6月沙埕解放,不久他返回家乡,很快就参了军。
“各级组织为了弄清陈洪谦这段可疑历史,内查外调,跑了6个省,凡是可能找到线索的地方都去了——当然最需要去的台湾却没法去。
“入伍后他表现积极,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把他视为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是确信无疑的。正因为存在历史疑点,他的全部表现就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所以,尽快弄清他这段历史,是组织的要求。这次肃反运动是伟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要借此机会查个水落石出。你们先把他的档案看一下,咱们再作分析,制订出第一阶段的攻坚方案。”
我俩被领进旁边一个小套间里坐下,面前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纸袋,看得出老陈的材料有很多。打开档案袋,抽出一张又一张证言材料,上面盖满大小图章或手印;还有数不清的本人交代,字迹工整,用语斟酌,内容重复,篇幅冗长,真可谓不胜其细也不胜其烦。我带着法官在审判犯人时的肃穆表情,将材料一页页地翻过去,抚摸纸面,好像触碰到本人的心跳。
陈洪谦早年丧父,弟妹众多。1948年,老母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求医问药,负债累累,他自称到台湾去纯粹是经济原因。家乡和台湾岛遥遥相望,不时有渔船自由往来,为他这一行动提供了方便。至于重返大陆的思想动机,他在交代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我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早已不抱希望,加上读了进步书刊,接受了民主思想,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
档案材料中有许多圆形公章,表明组织上已为他做了多次调查取证,但仍无最终结论。郑力事后也交了底:领导掌握的情况就档案袋里那些,能否有进展,全靠大伙儿使劲了。组织上希望借这次运动的东风,依靠群众力量,对陈洪谦进行严格审查,看看能否找出新疑点,打开新缺口。
我首次参加第4组的活动时,众人都对我刮目相看,我自己也意气风发。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这个组没劲:组长林富田过于沉稳,组员从无大动作。我虽被视作骨干,但并没有头衔,不像在第3组时可以独挡一面。陈洪谦的专案搞了半个月,仍然一无所获,组员明显厌战。
群情激昂时,还是老一套:罚站,大声喝斥,有如唱戏一般。老陈却从不胡说,翻来复去都是档案里的材料,一点新鲜货色也没有。这家伙嘴很笨,唠唠叨叨没完没了,让人听得昏昏欲睡。后来几乎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他一开口,不出五分钟我就开始眼皮打架,只好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郑干事每晚召开骨干会,查找疑点,布置攻心战,甚至允许讹他,比如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或是“最近有人来信揭发你”等等,但用在老陈身上通通无济于事。他说话虽然颠三倒四,可是绝无破绽。无论怎么吓他、哄他,他都是那副老实巴交、蔫了巴唧的德性,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审来审去,最后也没能审出个所以然来。
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陈洪谦要么是个大忠大愚之人,要么是个大奸大滑之徒。】
2009-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