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参军以后并没有上前线,而是被当作“文化兵”,选入军政干校进行培训。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老烟入伍时还不到17岁,属于“小鬼兵”,身体瘦弱,打仗派不上用场。第二,老烟好歹混到了高中(差一个月毕业或者肄业),在大老粗云集的部队里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第三,那时华东战事已定,没什么恶仗要打,很多南下的部队已经开始接管大城市,需要大量的政工干部。
老烟在自传中写道:
【一周以后,队伍开拔,由苏州迁到了常熟的支塘镇。我们的营房不在镇上,而在一条汇入长江的小河畔。十几间简陋的平房安置了从各地招来的100多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还有少量的工人。我所在的11班共12人,数我年龄小。由于军政干校处于创建初期,没有正式校址,也没有正规的训练计划。每天除了听中队长和指导员训话,念念学习材料,开开讨论会,就无所事事了。时值炎夏,门外横贯一条绿漾漾的河流,于是玩水成了众人唯一的娱乐项目。我们中队又是个清一色的和尚队,即使光屁股上下,也没有什么顾忌。我只会狗刨式,胆又小,只能在岸边玩玩。同班一位广东学员,水性极佳,一气能游出好几里,博得大家交口称赞。他自称是孙科(孙中山之子)的亲戚。另一位洪君,身材矫健,喜欢打篮球,游泳也不示弱,成天泡在水中,结果得了中耳炎,半夜里痛得在床上打滚,第二天就用担架送到上一级医务所去了。】
老烟当时的部队生活还是蛮惬意的。江浙本是鱼米之乡,生活富足,又未遭受战争重创——三大战役打完以后,国军已成溃逃之势,没有再发生破坏力很大的“歼灭战”。这些当地驻军成天悠哉游哉,被称作“少爷兵”。有回我和老烟开玩笑,说他当年参军属于是“投机革命”,与“抛头颅洒热血”不沾边,到老了混个“离休干部”,简直发大了!不过话说回来,投机革命比投机股市的风险要大得多,弄不好连命都得搭上,收益自然也要大得多,这符合投资学原理。只是老烟当年还没有投机家(speculator)的素质,如果真像对冲基金那样建立个数学模型算算未来的风险收益,老烟那一腔热血恐怕会顿时变得拔凉拔凉的:“参个鸟军?还是接着当杭州小混混算了!”
老烟所在的部队实行“供给制”,这是十分接近共产主义的一种生活方式——除了不符合“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所以可称作“原始共产主义”。部队就像一个大家庭,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和医疗保障。此外,每人再发少量津贴,满足一点个人消费偏好。这样的制度在低收入水平上使人们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而在那个年代,“安全”可是一个奢侈品。加入“供给制”,就算进了保险箱,一切都有“组织”罩着,不必为生计发愁,这使长期靠母亲兄姐供养的老烟获得了成人的自尊。
在老烟的班上,就连这点津贴也共了产。班长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油子,而其他都是十几岁的新兵蛋子,因此班长就顺理成章地当起了家长。每逢月初,班长把全班的津贴统一领出来,然后分成三份:首先抽点头贴补家用——这算不得“贪污”,班长的老婆孩子也属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焉能不管?其次买点牙膏肥皂,由各人领用。剩下的钱基本上都拿来买烟了。班长是个老烟鬼,自己那份津贴根本不够抽的。开学习讨论会时,班长就在桌上搁一袋花生米,旁边是两盒家庭手工卷的香烟,一盒50支。班长对一众小鬼说:“抽吧抽吧,反正都是用你们的钱买的,不抽白不抽!”就这样,一个老烟鬼很快培养出11个小烟鬼。
【除了玩水,最感兴趣的事就是听班长摆龙门阵了。他是老上海,做过公共汽车售票员。吃这碗饭必须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见的人和事多了,脑袋里装的故事自然就多。一有空,我们这些小鬼总缠着他说上几段,但他思想有顾虑:谈的都是十里洋场发生的事,哪会不带点“荤腥”?可我们偏偏爱跳进这污泥浊水里打滚,于是他开讲前总要谨慎地把门关上。
留在我记忆中的,现在只有这样一个故事了。在公共汽车上,他跟司机常联手玩一种“游戏”:当乘客较多时,如有摩登女郎上车,他会借售票之便,挨近女郎,然后只消咳嗽一声,司机马上来个急刹车,那位性感美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扑进他的怀里,他乘势拦胸托住,一亲芳泽。特别在夏天,仕女们只着薄薄的绸衫,软玉温香入手,该是何等滋味?他讲得活灵活现,宿舍内爆发出阵阵哄笑。“听君一席话”,我们这些嘴上无毛的小兵,穿着短裤夹紧双腿,“压根”不敢站起来。虽说军营内思想控制的力度很强,但性信息的传播力度更强。尤其在解放初,共产主义清教徒尚未遍布人间,还没法把我们搞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有井水处必有黄段子。】
班长有次坐船回家探亲,快到岸时,突然从树丛里窜出一股土匪。班长穿着军服,却没有带枪,急忙一个鱼跃跳进河里,朝对岸游去。土匪看到是解放军,便开枪扫射,一梭子打中他的头部,当即没顶——“没”念mò念méi均可。消息传来,全班小战士如丧考妣,第一次领略到革命斗争的残酷。
2008-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