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第八节 父亲再次逃亡（1）
父亲到七队后，二姐把父亲来场的情况向队长汇报。队长知道父亲从农村来，询问父亲会不会种菜？父亲说会种。队长喜出望外，马上就安排父亲在队里种菜，且说正式职工的手续马上就办。逃了命，又转身一变成为农场职工，真是喜从天降。
庚子年的春节，我和父母都是在二姐家度过的。炕桌上摆的什么菜，我已记不全，只知道有一碗野猪肉，是狩猎队忙活了一个冬季的战果，那味道赶不上家猪肉肥美；煮饭的大米是小佳河生产队出产的，每人分配半斤，我记得父亲说这是好米，跟天津的小站稻差不多。当时我心情是什么样，已无记忆，应当是非常高兴，因为父亲也逃命出来了啊！可是父母在逃出死亡旋涡的欣喜中，肯定夹杂着一缕不安，这就是张喜山对父亲不期而至的心态。为活命而逃亡，任何人都会抱有怜悯之心，所以，张喜山即便不快，也无从发作。但人的表情很难完全遮蔽，即便是城府很深的人，也会在脸上和行为上露出蛛丝马迹，何况张喜山是一个地道的行伍。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看，张喜山肯定不愉快，父母也观察出来了。寄人篱下，又能如何？好在生产队答应给父亲办理农场正式工手续，一旦成为正式工，我们家三口就可以搬出来单住了。我想，父亲也是带着这种希望度过了庚子年的春节。
1960年的3月底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上课，二姐匆匆走进教室，和老师说让我出来一下。我走出教室，二姐和我讲老家来了份公函，是县政府发来的。公函里说父亲是逃亡的四类分子，希望859农场将其遣返回原籍。分场保卫科的干事魏功宝也是从七队调到场部的，他对二姐说，我们不遣返，但你父亲一定得离开四分场。这消息不啻为晴天霹雳，把我给击懵了。二姐见我伤心的样子，安慰说这是不幸中的大幸，魏功宝是熟人，网开一面，要真的派人遣返回原籍，父亲又要遭大罪了。
我见到父亲是在校长刘义民家，魏功宝也在，只是没看到张喜山。他们安慰二姐，说东北地方大着呢，到哪个地方都能找一碗饭吃，还嘱咐说，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要再和老家联系，以免再节外生枝。
父亲把我拉到门外，告诉我可能是李姓邻居举报的，这人一向和我们家不和，他的理由是既然大队已经开了介绍信，就不会出尔反尔，因此就自己写信上告县政府。我虽气愤李姓的人，但更关心父亲的去向。父亲说两眼黢黑，走一步看一步，天无绝人之路，好在在这儿吃了几个月的饱饭，身体也健壮了，兴许能找到事情做，但无论如何也不回园宅集了，哪怕抱棍要饭也不回去。父亲说完这些，就让我回去上课，我就回去了。按理说，我是应当送一送父亲的，可是我却听话，回去上课了。少年心事当纯美，因为一直围绕在父母的膝下，近似于黄连般的苦生活，却偏偏能从中品出丝丝的甘甜来。在我当时的心中，父母就是一片天，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因此在和父亲告别的时候，我似乎没有太多的伤感。真正的感悟是在许多年以后，当我跪在父亲的遗体前，猛然间，我想起了1960年父亲被迫离开859农场四分场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愤懑、甚至是绝望心态！我摸着父亲僵硬冰凉的手，泪水如梭。
父亲像水中的浮萍，就这样被一阵突然而至的风吹走了。
这年的5月份，张喜山等一批在北大荒劳动锻炼了两年的转业军官们，接到了命令，又奔赴新的垦区。
被征调的农垦战士从饶河县的各个分场全部集中到东安镇。一大群转业军官和他们的家眷被安置在一个大仓库内，吃住都在两排几十米长的大通铺上。仓库里，婴儿的哭啼，稚童的嬉戏耍闹，大人们“斗地主”时的吆喝，以及泼辣娘们的打情骂俏，堪比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第四乐章的阿拉伯集市的喧嚣。大概是和新垦区的衔接出了问题，他们在这个大通铺上竟然住了近两个月。
东安镇是一个风景优美的边境小镇，清澈的乌苏里江从她的身旁流过，隔江而望，能清晰地看到富有异国情调的木头垜，以及来往的行人。当时，中苏之间关系尚未公开破裂，平民百姓不了解上层的勾心斗角，仍然一心一意地把苏联人当老大哥看待。每逢苏联的船只从江边驶过，两国人都互相作揖，以示友情。
我闲暇无事，每每去江边游逛，印象里，两边的风情大不相同。苏联那一边，房屋稀少，森林茂密，江边的码头经常停泊一些游艇之类的船只，它和临江而立的尖顶且有色彩的木头垜构成一副油画般的风景，受看也耐看。而我们这一边，已经看不到原始森林，居民房也矮小简易。先进与落后显而易见。
走累了之后，我便去新华书店看小人书。书店里的营业员很热情，我要看哪一本，她就拿出来给我看。几天下来，她变得不耐烦，脸也耷拉下来，还说不给看了，弄脏了怎么卖？也是啊！顽皮儿童的手从来都是脏兮兮的，我蔫蔫地走出来。那位营业员见状，高声告诉我，说离这不远处有一家小人书店，看一本一分钱。我高兴地按照她指引的方向跑过去，果然看见一家小人书店，书架上的小人书种类很多，有三国演义系列、水浒系列、以及东周列国志系列等连环画。进去问问，真的是一分钱看一本。可惜的是我口袋里空空如也，没有一分钱，又是蔫蔫地走出来。
回到仓库，远远看到仓库前面的空地上围了一群人，走过去钻进人群一看，是张喜山在打徐云。二姐的脸青一块紫一块，惨不忍睹。我默然而立，呆呆地看着披头散发的二姐，心中刀绞一般的疼痛。又看看张喜山，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指着二姐，满口都是脏话。我想冲上去咬他一口，可却没有胆量，知道不是他的对手，只能忍了。张喜山的脏话中夹带着打架的缘由：原来，二姐上次寄70元钱给父亲，已花光了家中的积蓄，不够的部分，是用公债找人兑换补充的，这次父亲被驱逐，又花去了一些钱。家中的经济捉襟见肘，惹毛了张喜山，由此大打出手。
听明白了缘由，我沮丧地回走，到了仓库大铺前，我哭着对母亲说：“我妈，我们回家吧！”母亲抱着睡觉的国际，没有任何表情。这时，旁边的一位五十岁出头的转业军官说，小嘎子，你有家可回吗？回去挨饿，还不如在这儿忍忍。他们打他们的，只要不赶你走，你就在这儿，活命要紧！我感激地看看那直言相告的长者，只见他从鼻孔轻轻地出了口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了，细细的烟雾，一缕一缕地漂浮在空中，久久没散开，一如那纠结的心绪。母亲一直没吱声，之后，她沉默了好几天，眉心紧锁，像禁闭的黑色大门。国际是个聪明的孩子，见姥姥不愉快，屡屡做幼童的稚态动作，想以此逗姥姥开心，但始终未能成功。成年以后，我才体会到母亲当时的心态是多么的得体，寄人篱下，形同保姆，又能如何抗拒无礼且粗俗的女婿，再说那是他们小夫妻吵架，况且是因为我们家造成他们的经济紧张，如果劝架，也只能说女儿的不是。所以，只能以沉默来表达内心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