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攻坚阶段之五
在摧毁刘少奇集团的攻坚战中，江青一直充当冲锋陷阵的先锋官角色，祸根也同时种下。江青是一个纯正的左派，具有左派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追求公正与公平、坚持政府的平民性、反对精英特权的理想追求，和嫉恶如仇、坦诚、激进的个性以及行为。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她认定一个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把他当成阶级敌人来对待，嫉恶如仇、激进的个性便会充分暴露出来。 据两案特别法庭统计，仅从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七○年七月江青的部分讲话录音中，查出江青直接点名批判的有一百七十二人！其中有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二十八人！当时的走资派中，能入江青“法眼”的，官位应当都不小，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９７人，候补中央委员７３人，计170人，被江青点名的就有28人，占15%。可见江青在文革中得罪了多少人，而且大都是位高权重者，如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这些人也大都在其被捕后重新掌权，他们在惩处人方面不似毛泽东刀子嘴豆腐心，他们不会说“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类的张狂话（这种张狂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烧一烧，烧掉官气后仍然使用，该当什么官还当什么官），而是很好地利用手上的权力把你判上十八年或者二十年，使你此生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牢中。
至于在有的书中说江青是迫害狂，在文革初期疯狂地迫害了许多人，列举了被她迫害的许多小人物的名字，如王莹、华垣、秦桂珍、夏其言等，说得有鼻有眼的，其主要根据就是这些人知道江青就是蓝苹以及她的前夫是唐纳，这样一来，其可信度就极低了。江青就是蓝苹，解放后的6亿人差不多3亿人都知道，她曾经是唐纳的妻子，民国时期稍识文墨的成人也都知道。她的《我的自白书》一文，就专门写她和唐纳的关系的，什么也没隐讳，这篇文章连林彪都看过，遑论毛泽东？毛泽东是在知道她的一切情况后，才和她结婚的。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说毛泽东曾对中央领导人说“她（江青）在上海的历史不算什么，我也是离过婚， 而且是结过两次婚的人。”。这样的情况，江青有必要派人去封口吗？傻子都能想清的问题，偏偏这些文章的作者想不清楚，可见，为跟风去妖魔化一个人，也会鬼迷心窍的。可悲的是。基层百姓中也有人相信这些鬼话。
对什么样的人凶狠，对什么样的人慈善，江青有自己的标准，她的标准是革命者的标准；仇视敌人，热爱同志。在号召群众打击走资派的同时，她热情地关怀基层群众，为他们排忧解难。现将“千里的博客”中一篇文章转载如下：
作者：老骥 2014-03-03 20:41:01
1972年，57岁的父亲在政治局委员江青的关怀下，终于由临时工转为铁路正式职工，全家人都非常高兴，父亲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这泪水也饱含着父亲的辛酸史。父亲出生在贫农家庭，12岁死了母亲，14岁死了父亲，靠给地主家放牛、打杂工混口饭吃。15岁那年，因参加农民暴动差点被杀，还是本家的一个长者质问乡丁：“它才多大，你们就要杀他?!”乡丁也觉得背理，挥刀割断绑在父亲双手腕上的绳子，结果绳子割断了，一只手腕也被划下了深深的口子，留下了终身的疤痕。
父亲不敢在家乡继续待下去，从此开始了流浪与打工的生涯。他先后到过几个省，打过几样工，也开过小杂货店。在贵州开采朱砂水银矿时当过一棚的司务长，最高的职务是“查工”即今天的质检员。
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回乡心切，处理掉小杂货店，带着母亲，揣着老乡的介绍信来到武汉，原指望通过介绍找到一份差事，不料要找的人不知去向，父亲顿时傻了眼，只得回到农村老家。父亲外出找工作无着，反而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冒死逃回，只得东躲西藏，不敢露面。母亲带着哥哥抱着刚出生的我讨饭度日。
直到1950年，父亲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很不情愿的参加了铁路采石场做了一名临时采石工，采石工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特别是解放初，是劳动强度很大且易患尘肺病的工种。
父亲只读过3年半书，但他写的字却比我这个大专生还好，人比较聪明也比较骄傲，气有点冲，爱给领导提个意见。由于解放前的复杂经历，组织调查搞不清楚，档案中就有了“历史不清”的结论，加上父亲那个脾气个性，领导往往不太高兴他，所以，屡次临时工转正都没有他的份。1962年单位还违反政策将我们一家下放到农村，说是支持农村建设，虽然很快纠正了错误，把我们收了回来，但还是不给父亲转正。
文革开始后转正暂停，这时全场只剩下3个是58年前参加工作应转未转的临时工，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1972年春节，我从工作岗位回家探亲，闲聊中父亲告诉我，铁路上在搞斗批改，已开始恢复转正工作，采石场却一点动静也没有，除了父亲另两个人都有点历史问题，其中一个姓徐的曾当过国民党连长。父亲忿忿地说：“说我历史不清，这不是我的责任，是你们调查不清，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就因为爱给领导提个意见，就给我穿小鞋，压我这么多年不给我转正，我要上访!”
父亲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前不久江青在批判企业关卡压时，就提到应妥善解决临时工转正问题。于是我灵机一动，对父亲说：“您先不用上访，咱们搞信访，将您的情况写信如实向江青同志反映，说不定能起作用”。父亲将信将疑地点点头：“那就试试吧”。
写这封信，我还颇费了一番脑子，下了一番功夫。主要是两点，第一是头一次给这么大的领导干部写信，真不知道该如何措辞。第二是考虑到这封信有可能回到本单位领导手中，所以反映情况要有点策略，一方面对前任责任领导的意见，要毫不留情地讲出来，另一方面对现任领导以不了解情况为由予以开脱，避免产生抵触情绪。写了改，改了写，两天才定稿。信寄出去了，对能不能解决问题心中没底，甚至认为信有可能到不了江青手中，不过，之所以要写这封信还是基于对党的根本信赖。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在若有若无的期待中，不觉两个月过去了，一天，我忽然接到父亲的来信，他在信中高兴地告诉我，他的转正问题解决了。
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事情的经过还颇具戏剧性。他说：那一天，场部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在会上，场人事干事突然拿出父亲的“告状信”宣读，然后组织大家对父亲进行批判，说父亲是向江青同志告状，夸大事实，上纲上线，对领导拉一个打一个，云云，好笑的还有那两个没转正的人，也站出来批我父亲大会批了一个多小时后，场长突然宣读铁路局采石所给我父亲等3人转正的通知，立即引起会场一片哗然。在回家的路上，我父亲对姓徐说：“别人批我，你也批我，不是我的告状信，你能转正?”姓徐的说：“真对不起，我也是不得已啊。”后来我们分析，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父亲，是因为上级已解决父亲的转正问题，铁路采石场，老人事干事要顾一顾面子，新场长 也怕父亲翘尾巴。
3年后父亲退休，大妹接班，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妹接班成了铁路正式职工，妹夫也是铁路正式职工，若干年后他们的儿子退伍也被铁路安置成为正式职工，就是因为符合父母双方均为铁路正式职工的条件。
我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信访上访是人民群众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形式，这一点，无论是改革前后都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态度，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国务院秘书厅信 访室主任马永顺曾说：文革前，即使是极左的年代里，我们的信访工作都是认真按照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办事，全心全意地为来信来访的人民群众服务。从父亲的信访结果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信访干部的确如马永顺所言，即使是江青也不能例外，也要身体力行。但是，现在信访上访变成了热点、难点，甚至是突发群体事件的燃点，有些地方有些干部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信访上访人员，更有甚者，把他们当作精神病人加以迫害，连起码的人道底线都丧失了。身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大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卫生部专家委员、《精神卫生法》起草主要成员之一的孙东东后来为自己这段话道了歉。他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现在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 今后不再受理越级上访， 让基层蒙受冤屈的群众无处申冤。同样是共产党领导，同样是信访上访，前后判若两人，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亲的转正应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江青践行毛主席的教导，为我们工人家庭排忧解难尽了一份力，我们也没有忘记。只不过，她当时位极人臣，无需相报，我们一介平民，也无以相报。如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江青早已作古，尽管她背负罪名，然而我的感激之情始终未曾泯灭，因为，我们人类都怀有一颗感恩的心。
今天，我发此贴，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此事，籍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也安抚一下自己的良心。
江青以处理人民来信的方式，为一个从未谋面的基层百姓排忧解难，体现了那个时期共产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试问？现在的高官，还有像江青这样的人吗？现在的信访制度还有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效率吗？那个时候，北京城里有上访村吗？那个时代，出现过喊冤的人在人民法院门口服毒自杀的事吗？
现再转摘一篇江青是如何关心知识分子的：
《江青如何对待知识分子》
来自中华网小区 club.china.com
全文如下：
1973年３月底的一天中午１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档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我国对数学上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体是这样写的：
陈景润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钻研，进行了无数次的运算。他把全部心智贡献给了这道很多外国数学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难题。他的论文发表后，在国际上反映非常强烈，被外国著名数学家称之为“陈氏定理”，一个外国科学家给陈景润写信说：“你移动了群山！”
就是这样一位被外国科学家交口称赞的伟大数学家，学习、工作、生活的条件太糟糕了。他住在只有６平方米的小小房间，这个小小房间还缺一个角，原来楼下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３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窗子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小屋空荡荡的，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４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有时难以忍受，他的两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记者觉得屋内光线太暗，拉电灯绳想打开电灯，但拉了几下灯也没亮。陈景润告诉记者，有人用老虎钳子把我这个房间的电灯线铰断了。我看书就点煤油灯。他笑着说，不要电灯，电灯麻烦，用煤油灯一样工作……
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
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安静得很。
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我说：“小杨呀，你看到这份清样了吧？”
“看到了，我还看得很仔细呢。”我回答。
“你有什么感受吗？”江青试探性地问。
“陈景润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数学专家，他的运算成果，不但对我国的数学领域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太差了。”我说。
我不知道江青问的是什么意思，是想叫我说陈景润的好话？还是想叫我说他的坏话？一时难猜透，所以我只是很简单地说了我的真实看法，然后，想听听她怎么说，不过看她的样子，是在同情陈景润，要不，她为何流眼泪呢？
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擦眼泪，也许我的话使她更加激动了。
她放下那份《清样》，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她说了这些话就叫我离开了。
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江青说：“你看完了吗？”我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我命令他快快来。”
我问她：“叫他到１０号楼还是到１７号楼？”她说：“快，快叫他到１０号楼来。”
迟群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相当于科教部的副部长。
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立即给迟群打电话，因为我以前没有跟迟群直接联系过，所以不知道他的电话，我就通过39局总机找他。当时，39局总机是全国服务态度、业务水平最好的总机。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接通了迟群的电话。迟群原来和我都是中央警卫团的，很熟悉，通话以后，他很客气地问我结婚了没有？身体好不好？拉起家常来了。我说：“迟科长（原来他是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科的科长，我对他还是称原职务），你别问这些了，江青同志叫你快到她这里来一下，她有紧急的事情跟你说，我们现在在钓鱼台１０号楼，我已经通知钓鱼台东门的哨兵了，快来，请不要耽误时间。”
他解释说：“我手头上还有一件事，等我办完了马上就到。”
我催他说：“什么事是轻重缓急你是清楚的，先到这里来，你的事回去再办好吗？”
他问：“老杨，什么事那么急？”
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在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不要浪费时间了，快来吧。”
我从江青办公室出来，查电话，在电话里说来说去，已经２０分钟过去了。江青等得着急了，打铃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她生气地问我：“迟群现在怎么还没有来，看来他对我的命令也不在乎了！”
我解释说：“不是，我以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是叫总机查到的，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他马上就到，请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在楼厅等着迟群，半个小时后，他风风火火地来了。
我到江青办公室报告：“迟群同志来了，你看在哪儿谈？”
“我出去就在门厅谈，事情紧急，就不要讲究什么谈话形式了，谈完了叫他赶快去办。他这个人办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厉风行。”
说着，江青拿起那份《清样》就很快到了门厅。江青看到迟群，没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她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道：“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迟群表态：“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了解和解决，如果材料讲的属实的话，我也是有责任的。听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着急地挥手说：“你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迟群来电话说：“经了解，《清样》讲的情况属实，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善他的身体不好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告文学（《“猜想”报春——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载《北京日报》2008年12月5日），文中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
陈景润住院后，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到了认真治疗和疗养。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医院。
由于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的周到细致的安排，也有江青的过问，科学院、医院的具体工作，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摘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未定稿《杨银禄谈江青》。作者曾于1967年10月至1973年6月任江青机要秘书。）
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江青，一个关心基层群众疾苦的江青，一个关怀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江青，一个和当下媒体的报导截然相反的江青。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青对群众如春天般温暖、对特权精英嫉恶如仇的优良品性，会更多地出现在媒体上，还历史一个真实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