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无知亦无得
离开兴福寺时远方的云已变白而间隙中透出蓝意，奈良市街道路狭窄似乎不欢迎汽车在这里出现，迎面的红灯变得比往常亲切，可以留住我们去探看这座古城一貌。即使是商业街“町人家三间一体”鳞次栉比，所谓“町人”就是从商做买卖的，沿街一面是瓦房店铺，后边是住宅和仓库。小易说，过去日本是按店铺门面宽度收税的，所以进了小店铺里面未必小。一家几代守着这店铺，百年老店比比皆是。毕竟这里不是“莫非王土”的地盘，政府要想改动一点市容就难于蜀道了。汽车转了几条小道开上了市内高架，没多久道路指示牌上一个箭头三个字：法隆寺。
如果说今天还能看到人类在4000年前造出了金字塔，在2000年前造出的古罗马斗兽场，那么1400年前造就了法隆寺，这一世上现存最古的木造建群。保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木构古建筑现存仅有的四座完整的都在山西，这也依赖一九三七年梁思成夫妇跋山涉水地寻找。是什么保佑了相当于中国隋朝年代法隆寺依旧完好？除了每个年代人的精心保护和修复外，是佛的加持？还是运气？还是梁思成先生在二战战火烽烟中对美国官方的进言，京都奈良“神”一般地躲过了炸弹？思索间法隆寺已在眼前，我思索的是古建筑？还是我们的隋朝？脚踩平整的石板路忽隐约觉得，梁先生晚年遗憾没能来奈良看一眼法隆寺，我斗胆得替他走这一趟，但愿先生在天之灵赐我慧眼。
2022的夏天注定不平凡。我已经忘却对法隆寺深度思考起于何时？是现地古建筑迎面扑来的气度时？还是数月后为写好《京都散记》系列捧起史书，梁先生似乎在提醒我读读跨专业的书籍时？要么真是我琢磨到了王国维说的学问最高境界，辛稼轩的“众人寻他千百度，暮然为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法隆寺和日本古代一位重要人物息息相关，他就是圣德太子。有实体，有故事有人物才能构成历史文化，中国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林则徐是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我倒不这么认为，林则徐奉旨禁烟实质是一起贸易战，他个人推崇国人自己种鸦片，还向朝廷进言洋人没有膝盖是直腿，斗不过清军。而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是圣德太子对此绝无疑问。据日本史书《日本书纪》的记载，圣德太子天性聪明，年仅二十就被推古女天皇立为皇太子总揽朝政。他又是五次派遣“遣隋使”全盘学习当时中国政治制度，文化，经济的重要推动者。面对气度非凡的法隆寺五重塔和正堂古建筑，我忽然对日本古代匠人通过“遣隋使”东渡学习，而造就这样的“大作”产生了怀疑，结合重建东大寺正堂的文献记录，三百年前的日本还需要中国匠人现场指导，何况法隆寺建筑群是距今天一千四百年前。不久我从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的史料中得到了启发，由于圣德太子推重佛法安国，对出家僧人给于免税等一系列优惠后，僧人队伍的自律每况愈下，当时日本高僧良弁很想通过“遣唐使”恭请一位唐代律宗大师来日本主持佛界戒律，于是乎有了742年，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到达扬州，恳请鉴真东渡传戒和鉴真和尚传道日本等一些列故事。
今天再来论述“遣隋使”“遣唐使”的意义时，我认为这是日本全面学习中国隋唐文化摆脱落后的农耕文化过程的同时，也是日本从中国引进人才的过程，而这点一直被两国史学所忽略，当时确有中国各方面人才东渡日本在异地施展和传授技艺。而这些都不是官方派遣属于个人行为史书上不曾记载，包括鉴真和尚东渡也属于“违法”的私自出海，唯一官方派遣的是第二次“遣隋使”归国，裴世清奉国书接受推古女天皇的迎接款待，他是第二年随第三批“遣隋使”船只回国。在查阅法隆寺建筑群建造年代发现，公元601年圣德太子在斑鸠地区开始筹建斑鸠宫，在其附近建法隆寺，605年完成斑鸠宫，607年完成法隆寺。据《隋书·倭国传》记载，第一批“遣隋使”出发年代不详，而东渡归国是公元600年，第二批“遣隋使”是607年有著名的小野妹子带队西渡隋朝。结论是中国古代建筑匠人来奈良建造法隆寺有它的时间可能。
相比“遣唐使”东渡的海况艰辛，“遣隋使”船只走的是北线，通过对马海峡，上朝鲜半岛再从海路上大陆“登州”然后入关由汴州，洛阳到达长安。唐时代朝鲜半岛上“新罗国”崛起后阻断了这条北线，“遣唐使”只能通过南线，出对马海峡后一直向西，登大陆明州，从鉴真和尚东渡六次才成功可见这条南线的艰辛和危险，而一百多年前北线的航运满足了引进人才的空间可能。再从当时两国建筑史情况看，唐代杜牧心里的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寺庙已经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日本从农耕文明的弥生时代一直到十七世纪江户时代，还是以茅草屋顶的一层建筑体居多，日语称“茅葺”（かやぶき），日本匠人真正掌握中国古建筑结构并结合自身审美创造出日式风格还是在宋以后，这在京都保存的多处国宝级寺庙里能得到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