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无知亦无得
飞机一直在漆黑的空间，只有引擎声在提醒我它在移动，机内已经恢复了平静。当我再次睁开眼，斜视窗外本以为无聊的漆黑之时，在远处下方，忽然蹦出一块灯火，灯火渐渐放大，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夜景。我感觉已经有好几位和我一样对底下的亮光产生了兴趣，与此同时，人随着机身在往下沉，夜景变大。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坐晚班飞机，没有云层，没有湛蓝的空间和阳光。几个小时前，飞机起飞的另一头，当我匆匆步入福冈机场办理登记手续时，被告知因为桃园机场跑道积水路滑，飞机起飞晚点，可以想象台北大雨的程度。飞机晚点而不是取消，顿时产生一股奇怪地庆幸。免税店的人影开始稀少，原定最后一班飞首尔的已经登机，我们成了当天最后一批旅客。
机长用熟练的英语和带有台湾语调的中文在提醒每一位乘客，飞机即将在桃园机场降落，这时脚下城市的建筑随着灯火隐约可见，我们已经在台北上空。不愧是一排八人的“空中客车”，划入跑道即迅速又稳，深夜的桃园机场有别福冈，到处灯火通明，地勤车辆穿梭不息。
当志明陪我点完香，拜了岳母的牌位，走出会馆大门时，才觉得真的已经夜深。道路两旁掺杂和陈旧的门面早就随着黑幕而睡去,汽车开过狭窄的桥面，两边迎风飘逸的青天白日国旗，似乎在提醒我这里是台湾和刚刚过去的当地国庆，时间和空间让人凝集住曾经百年来的历史。我在第二天因为岳母的葬礼多次乘过这座窄桥，从没有第一次感受强烈。志明将车开到街边停下，说买点啤酒，坐在后座的老婆没有反对，我想这个时候喝点酒，让酒精维持睡眠时间或许是个办法，即将到来的明天将是忙碌的一天。当福冈已进入初秋，台北之夜依然是高湿度的残夏，雨季的原因，住宅公寓底楼的车库里异常闷热，难怪进了房间，满屋子开足了空调。同时，也是满屋子的一个大家庭的热情和温馨，一桌子的菜，一个迟到的晚饭，虽然已经睡意浓浓。
头一天加上新地方的原因，我一直没好好入睡，干脆起了个大早。关于新北市，我还是第二天听伯煜的解释才了解它的情况。从高层的落地窗门可以清晰地看见马路上来往的车辆，和台湾特有的轻骑摩托群，那摩托群如从海里刚撩起的一网小鱼，放撒在船舷，顿时无规则地穿梭渗透于每一条街道。这里是新北市的早晨，没有101高楼，也就是还远离台北市中心，三年前，我匆匆浏览了台北故宫和国民党党部，对于看一眼眷村实在是一个遥远的奢侈。民国的许多秘密被带到了这里，但似乎已经没人愿意费心去搬开那尘封许久的历史墙砖。白先勇先生早年将短篇文集《台北人》留在这里后，已侨居美国，阳明山里许多国军上将的故居，现在想必已破落不堪。今天是岳母的葬礼，家人一早的忙活打断了我的思虑。
老婆是母亲去世那天就到了台湾，按照当地的佛事程序天天进香诵经，天天埋头折“九色莲花”，一朵莲花要十八张纸，加上底座用的三十二张纸。老婆到我来台湾之前，一共作了二百八十八朵莲花。她曾时常告诉我她幼年的往事，一出生就从母亲怀里被抱走领养，远离亲人。长大后 ，母亲偷偷在学校门口探望，止不住的是母亲的眼泪。现在母亲离世，每见母亲遗像，回首当年往事，眼泪也同样止不住。
白先勇先生在自传《蓦然回首》里提到他母亲的葬礼，“出殡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按照回教仪式，白先勇先生为母亲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就出国飞美，告别父亲，想不到在机场的是和父亲最后的一面。自身的家庭和父母的处境，以及在台北发生的真实故事，成就了《台北人》，这一中文短篇名著。台湾已经把这类著作冠为“眷村文学”，“眷村”已经被泛指为四九年后，国军败退台湾，躲避“亡国”，在台湾苟且的历史，曾经的党国高员在岛上已失去往日的光辉而养家糊口，白家也没有例外。白先勇是白崇禧将军家排行第八，谈起民国历史，是绕不开国民党上将白崇禧的，在老蒋北伐时期，白将军就是急先锋。抗战胜利后，对于接管东北，白将军从对苏外交到军事准备作了详尽地部署,四六年五月攻下四平后，白崇禧和前敌指挥杜聿明迅速部署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之势围剿林彪残部，却被蒋介石叫停，白将军被调往南京后，东北留下革命的种子，意味着掀翻民国已经是时间问题。
台北中央研究院里有研究国共战争史的重要文献和资深专家，大陆国共史研究是依靠开国将帅以及被俘的杜聿明将军等一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或许只有两地的研究文献彻底合并才会得出最接近真实的历史。我对四六年林彪余部被打成体无完肤后能迅速集聚兵源，第二年就能开始秋季战役，一直感到不可思议。根据国民党《四平长吉会战战斗详报》记载，此战（含追击作战）阵亡官兵一千三百六十三人，负伤两千四百九十六人，失踪六百零六人，而打死民主联军两万六千一百四十六人，伤五万六千三百零六人。但《第四野战军战史》记载自身伤亡八千余人，打死打伤国民党军一万六千余人。从后来的主攻四平的新一军和新六军没有整补和林彪部已“化整为零”看，东北联军死伤惨重，战斗大量减员是可信的。直到最近翻阅抗战时期关于伪军的书籍才有了眉目，四五年日军投降时，当时盘踞在东北的伪军和伪警察保守估计多有一百万人，三一年东三省沦陷时，日军一直致力于扶植各种伪军性质的武装力量，比较关内的伪军，东北的伪军有相当的军事素养，熊式辉接管东北事务，处理这个伪满武装的方法竟是“放下武器，就地解散”，面对东北局势，先不论蒋介石对拉长战线，穷追猛打是否必要，和白崇禧和杜聿明主张的直捣松花江，痛打落水狗方针孰对孰错，放着这样一股伪军兵源以及从苏军礼让出来的日军武器，林彪在任何时候卷土重来不是难事，中共党史和军史是无法容忍东北联军通过收容旧伪满军队而壮大武装写入历史的。
岳母出殡是个好天，台湾的殡葬业服务，从超度念经，“佛道卦”各路规章俱全，甚至市级议员，代表也有讣电致哀，深暖人心。休息厅的一股“槟榔味”有点不太好受，我独自走到了廊下，老婆也借机抽烟跟了出来。树林旁空气有点闷热，加上一股小飞虫的骚扰，心情变得浮躁。我忽发现老婆憔悴很多，我们虽处在台湾，但还是牵挂在日本的许多琐事。这时，我下意识地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往事的一境，我和老婆在桂林逗留的第四天，由于气流原因，航班延误一天起飞，完全没有旅游安排的一天，闲得特别悠闲。既然下榻宾馆离象鼻山不远，我们便徒步去了那里，象鼻山也算是桂林的标志性景点。雨过天晴，团体的大巴显然还没有抵达， 游客三三两两 ，当地人的小买卖摊位倒是已排列整齐，一个手镯的摊位吸引住了老婆，“啊，血丝玉！”。老婆似乎找到什么暗物质似的兴奋， 摊主是为皮肤黝黑又皱的老太太，她似乎漠不关心来客，和她这摊位的买卖，每一个手镯上贴着价格的小纸条和上边的数字，绝不是这位身着当地民族服装的老太太所为，我蹲下身来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她眯着眼睛，和蔼慈祥的回答，至于问了些什么，现在我完全没记得了，老婆只对“血丝玉”独中， 老太太对买卖没什么苛求，而这时候似乎我离桂林最近的一刻。我按标价付了钱，没有还价，一来标的价不贵，谁都知道这是假货。二来 我更不愿意打乱当时的心境。离开象鼻山时，我又朝那不远的摊位望了一眼，摊位前没有看客，老太太也没张罗自己的买卖，或许这才是桂林当地人的做人心态。回上海第二天的家里，“血丝玉”就被老婆掉在地上摔碎了，面对她惊讶的神情，我却若无其事。我没有责怪之意，倒让我觉得离开桂林，世界变得僵硬起来。
抗战时期的桂林倒没有被“小日本”血洗过，一者白崇禧将军的合理防御，二者国土纵深辽阔，“小日本”也是顾盼不及。如果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利坚这个大国卷入战争的话，那么，四三年的宋美龄女士让美利坚彻底重新认识了中国。那年2月，宋美龄女士被邀请在美国国会演讲，她那流利和富有感情的英文和她身上那份从小在美国受到教育，让美国人感到欣慰的西方上流女士的风范无不打动在场听客。在稍后的时期，美国国会就顺势废除了已执行六十余年的《排华法案》，让在美和西方的华人重新找到自信。但短短的五年之后，为了获取美国的军事援助来对付节节胜利的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当宋女士再次踏上美国时却遭到了冷遇，蒋介石先生在招她迅速回国的急电里，竟写着“其关系在桂派而不在共匪。”四九年之后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也被划入了“眷村”。这时的台湾被短波广播里提为“中华民国复兴基地”。如果没有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和突发的朝鲜战争以及共产国际在冷战的硝烟和大陆飘扬起大海航行的伟大红旗，台湾的“眷村”情节早就流星般地消失了。直到今天蒋介石父子的棺木依然停放慈湖，宋美龄留在了美利坚。今天的台湾，早已将这些老朽忘得干净，失去“眷村”情节的现在台湾，早就没有“统”和“独”的理念，那些借此喧嚣者其实在为自己打着算盘而已。
台湾当地小吃，夜宵很有名，好多年前对我来说是个想往，但眼在台湾，倒没有心情去逛逛。趁着岳母丧事，我窥见了市井一角，破旧的街房和巷道里没人整治的垃圾，可叹堪比三十多年前的上海南市。我和大姐同一天去机场离开台湾的，她比我早几个小时飞大陆，告别之后，我有足够的时间，免税店旁的一家餐厅招牌吸引了我，这时候我忽然想尝尝台湾正宗的牛肉面了，于是点了一碗，牛肉煮得很烂，汤味醇厚，可惜面被处理得很随意，到底“牛肉面”里谁是主角变得不太重要。这才发现周围的顾客吃得几乎都是“美式”快餐。
十多天之后，我从福冈机场将老婆接回了家，一切似乎回到平静和原点。端着老婆为我现磨的咖啡，倾听她在我先离开台湾后，她走访亲戚和朋友的与我似乎无关紧要的琐事时，整个房间飘逸一屡清香。而我和她白发似乎又变多了一些。耳边隐约有了叶芝的诗“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