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24

公元1999年，20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我的本命年。那一年五黄临太岁，不宜远行，不宜动土，不宜嫁娶，总之百事不宜。于是我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一家国营企业里面吊儿郎当地晃着，过着早九晚五的生活。因为实在闲得无聊，就去考了一次托福，事先也没有复习，本来做好了被考试中心彻底羞辱的准备，结果居然也考了590，离传说中的600分及格线只差了10分，于是立刻又考了一次，这次是597。辱我一次，其罪在人，辱我两次，其罪在己，于是放弃。在中国人里面，除非你有唾面自干的勇气，不然的话这两个分数是打死也不能拿出去见人的，于是考了就像没有考一样，这一年就这么风平浪静地过去了。

然而这一年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在这之前的一年，23岁的我已经在一家日本公司拼搏了将近2年，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吃住都在公司，以无人企及的高效率建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江湖地位。就在我忙着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时候，一个身材中等，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乘上了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飞机，踏上了这片对于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土地，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他向我展示了加州四季如春的天气，做梦也想不到的高工资，一个去美国工作的机会，一个免费在斯坦福念书的机会，又给了我一大堆聪明机灵工作思路灵活之类的赞美，然后再以英文太差为理由把这些统统收回，最后还非常客气地说，下次有机会再联系吧。

幸运之神光顾的时候我家的大门却是关闭着的。郁闷到极致的我难得地抬头看了看路，决定要去一个工作轻松点的地方，可以有时间充实一下自己。我辞职那天，公司高层如丧考妣，ceo特地从日本飞过来做挽留工作，10来个高级经理围绕着我审讯了整整7个小时，加工资，升职等利诱手段加上公司培养了你这么多年，怎么可以这么没有良心等威吓手段，无不用极。可惜我受的刺激太深，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我的顶头上司是南京人，东京大学毕业的博士，在日本多年一直没有加入日本籍，这次回国是确确实实地想为中国做些事情，我的离去给他的打击不小，他怨恨的眼神让我终身难忘，我知道他是这件事情的受害者，可是难道我不是吗？

在当时看来，这个离职决定是无比的正确，可现在回头来看，很难讲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我是一个惰性非常重的人，尤其厌恶学习英语，要我捡起这个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从来都没有捡起来的科目是异常地困难。

24岁开始的时候，我如愿以偿地进了一家国营企业，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却没有如愿以偿地把这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学习，24岁的那整整一年，绝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荒废，无趣和自责中度过。
可是毕竟还是有极小部分的时间我没有浪费掉，每天晚上我都躺在妈妈为我铺好的被窝里舒舒服服地看英语台的新闻和电视剧，尽管刚开始的时候超过50%的时间我完全不知道电视里在说些什么，可是渐渐的我的听力也有了不少的提高。直到现在，集中地大量地看英语电视剧仍然是我用来提高听力重要手段。别人考托福是语法最高，听力最差，我正好相反，听力最高，语法极差。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进步，让我在24岁刚刚结束，命运之神再次敲响大门的时候，还不至于一无所措。时隔两年，人家来实现当年许下的下次有机会再来联系的诺言了。

如果说上一次的面试我是不知所云，胡乱点头的话，那么这次起码可以做到有问有答，有条不紊了。在命运之神的坚持下，我终于来了美国，开始了快乐和沮丧并存，“ 潇洒共智慧一色，纨绔和奋斗齐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