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回应中共党史界大老逄先知

近来，大陆许多网站都刊登了官方《毛泽东传》主编逄先知所写的《〈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一文。文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晚年周恩来》一书，把你说成是“反共图书的作者”。对此，你有何回应？高文谦：我注意到了。我认识逄先知先生，他原来是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兼任田家英的秘书。文革后，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还曾担任过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他在文革中吃过苦头，值得同情，但思想却一直很僵化，一点也没有其“恩师”田家英那种忧国忧民、向毛泽东进言的骨气。“六四”后，逄成为左营的一员干将，用毛泽东晚年的那套理论，积极鼓吹反“和平演变”，连胡乔木都看不下去，派他参加党的代表团访问古巴，开开眼界。他回来谈感想时说，从飞机上往下看，哈瓦那上空是一片漆黑，而路过墨西哥城上空时，却是一片灯海，这才改换思想，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逄先知先生现在虽然退休了，但仍很活跃，四处演讲，是大陆党史界重量级的“大老”。他的这篇文章首先登在文献研究室的刊物《党的文献》上，本来是王婆卖瓜，内容了无新意，完全是官方史学的八股老调，不值一驳。文中在兜售官方观点，误导读者的同时，还在若干地方不指名地提到《晚年周恩来》，不光是给我戴上“反共图书的作者”的帽子，还进行人身攻击，说我“卑鄙地颠倒黑白，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反射出作者本人的阴暗心理和诡诈面貌”等等。逄先知先生这样不顾身份地进行谩骂，是因为《晚年周恩来》一书把大陆官方精心编织的史学谎言捅了一个大窟隆。我很理解他的尴尬，他就是吃这碗饭的，砸了吃饭的家伙，怎么能不气急败坏？为了抵消《晚年周恩来》一书在社会上越来越大的影响，前年官方曾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以“司马公”为笔名和我进行论战，结果败下阵去。官方怕出丑，把国内网站上转载司马公批我的文章都给撤了下去。化名不行，只好真人亮相，可又拿不出事实来驳倒我，于是就用文革式的语言，给我扣帽子，这和年初前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所做的一模一样。其实，给我戴上“反共图书的作者”的帽子，让我感到不胜光荣之至。这种违背人性，祸国殃民的极权制度，连周恩来这样的创建者都身受其害，不能幸免，难道还不应该反对吗？多维记者：逄先知在文章中说，官方《毛泽东传》“最大特点是用事实说话”。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高文谦：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其实，官方毛传最大的特点是掩盖事实真相。他们本来占有最全面的文献档案，却把它垄断起来，按照政治需要来图解历史，其中大量使用“减法”，掩盖对他们不利的史实，为毛泽东百般开脱。这一点，逄先知本人也不讳言，用他的话说，毛传是在官方“历史决议的指导下编写的”。说白了，就是按照官方的政治需要来编写。比如，官方决议为了替毛泽东开脱，把文革干的坏事全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身上，让他们背黑锅。我在《晚年周恩来》中，用史实戳穿了这个谎言，指出是毛泽东把林彪一步步“逼上绝路”。逄先知在文中就根据官方决议的调子，说我“别有用心”编造谎言，却又不敢涉及我在书中披露出来的许多重要史实，而是生拉硬扯，硬说是林彪向毛挑战，进行“逼宫”，强词夺理竟到了如此地步！又比如，我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用大量确凿的史实，说明毛泽东是“四人帮”的后台老板，是最大的“文革派”。这是有悖于官方决议结论的。逄先知在文中用了一个专题来煞费苦心说明毛泽东与“四人帮”的“根本区别”，依据的还是“历史决议”。这种不是以事实，而是用官方决议来图解历史，把历史作为政治的婢女，任意打扮，连起码的学术常识都不具备。逄文中还专门谈了周恩来治病的问题。这也是《晚年周恩来》触到官方疼处的地方。他和司马公如出一辙，极力渲染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如何“关心”，而回避要害问题求求毛对周恩来治病的“四条指示”，其核心是在周恩来膀胱癌早期发现的情况下，不准开刀根治，以致贻误良机。毛的这“四条指示”是在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毛家湾召开的座谈会上揭发出来的，与会的都是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和医护人员。当年作会议记录的正是逄先知先生本人。逄文对此避而不谈，却借汪东兴之口，大谈什么陈毅、谢富治两人开刀不治而死，把属于早期发现、可以通过手术根治的周恩来与陈、谢这样的晚期癌症患者相提并论，以此来误导读者。逄文中提到毛泽东如何支持吴阶平主持“电烧”治疗，更是在公然欺骗读者。真实情况是，根据毛泽东的“四条指示”，一直到周恩来大量尿血，实在瞒不下去了，毛才批准做膀胱镜检查，但仍通过汪东兴指令医疗组只准做检查，不准做电灼术。这既有周恩来医疗组当年做的电话记录为证，更有吴阶平本人接受电视台采访的谈话为证。2003年，吴阶平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专门谈了当时医疗组冒着风险和压力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暗中抗命的情况。他说，周恩来本人是很想做手术的，医疗组很为难，不得不去找邓颖超商量，吴阶平说：“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一阵”，“我说咱们就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把它烧下来，后来就做了”。吴阶平在谈这番话时，难掩心情的激动，电视台主持人注意到他“整个人是颤抖的”。吴阶平的回忆表明，事实就是事实，毛泽东在周恩来治病这件事上的阴暗心理，岂是逄文刻意开脱所能圆过来的！关于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大放鞭炮的事情，逄文中指我“讳莫如深”地进行影射，引用张玉风的回忆文章进行反驳，可是又掐头去尾，避而不谈张文中含蓄表达的对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冷淡态度的遗憾。周病重后，毛从未到医院看望过。周死后，毛又拒绝参加周的追悼会，却接见了尼克松的女儿女婿。对此，连张玉凤都看不过去，曾流着泪劝毛去参加周的追悼会，但被毛拒绝了。“鞭炮风波”便是在这样的背景发生的，激起了党内军中的众怒，成为引发四五事件的原因之一。读者如果想了解其中详情的话，可以看我驳复司马公的文章《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一文。多维记者：年初，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长的刘武生针对《晚年周恩来》，出了一本《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称要为周恩来“正名”、“辩诬”，不知你看过没有，有何评论？高文谦：我原以为既然是官方所写，而且党史界的另一个大老金冲及亲自为其写序背书，声势造得不小，大概总会有些内容，就托人到北京买了一本。谁知完全是炒冷饭，虚张声势，无法卒读，根本不值得回应。一些老干部到新华书店自费买了后，大呼上当。我在网上看到，国内“周恩来网吧”的一些“周迷”，兴冲冲地买回看后，发帖说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令人失望。最后，我想说的是，《晚年周恩来》一书只是一家之言。我欢迎对大陆官方对这本书进行认真严肃的学术批评，用事实来说话，以理服人，而不是这样下作的谩骂和人身攻击。毛泽东有句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逄先知先生如果不理亏胆虚的话，为何不利用自己党史界大老的地位，向中央进言，使《晚年周恩来》解禁，让大陆民众有机会把《晚年周恩来》和官方的《毛泽东传》和《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这两本书对照起来看，辨别一下究竟哪本书是“香花”，哪本书又是“毒草”。不知逄先知先生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