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也未必能够保证一生都是顺风满帆，春风得意。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有些挫折、尴尬、困境甚至逆境、危机都是正常的。而高人与常人、伟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可能主要表现在面对逆境时的策略是不是得当，而他本人又能否作到笑对尴尬，并努力走出危机的过程中。
作为上个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男人之一（1），毛泽东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但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不为各种艰难困苦所滞，并以其坚忍不拔的耐力、愈挫愈奋的毅力和绝处逢生的智力走出险境，并成就了一番伟业。
当然，有些尴尬，其浸入内心的某种苦楚，也许是无法抚平的。有的困境虽然走出，其对自己的伤害并因为自己采取的激烈行动而对别人的伤害以及对社会历史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可能是没有办法彻底消除的。
尴尬是一种精神上的紧张、不协调和矛盾的状态，它由外界作用于内心而形成。承受这种尴尬并努力破除这种尴尬，确实是一种人生的大学问。
毛泽东因其较大幅度的人让姿态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参与而遭遇着各式各样的反应和作用，又因其性格上的孤傲和作法上的执着而受到相当的非议或抵触。而且，明枪暗箭都会随时袭来，这让毛泽东的人生之旅无时不处在风险和挑战之中。
毛泽东自有他一流的逆境攻略，那就是弹性有度，绝地反击。整整五十五年的党内政治生涯，他忍受着、化解着、腾挪着、运筹着、迎击着、推档着、接纳着八面来风，并以其铮铮傲骨巍然屹立着。
本文试从毛泽东的一生中的十次相对严重的危机以及他对危机的处理中，感受毛泽东高人一头的逆境攻略。
一、割据井冈山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是从秋收起义开始演绎的，但这一起义却险些如稍早进行的南昌起义和稍晚进行的广州起义一样沦于失败。
当时党可以号召和发动的工农力量没有原来想象地那样大，以旧军队为骨干辅之于工农武装的起义队伍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有战斗力，分散各处未经事先训练和整肃的临时发动的武装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样富于组织纪律性。四个团中，第四团哗变（2），其他三个团在会攻长沙的过程中都遭遇了强烈的抵抗甚至反扑。情急之下，认识到攻打长沙简直就是一次以卵击石行动的组织者毛泽东选择了激流勇退。整顿队伍，养精蓄锐，生聚教训，以利再战，是他清楚地看到敌强我弱的态势后的第一感。于是，在经历了重大牺牲和挫折包括阵亡了总指挥卢德铭和把一个师四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只有一营和三营）后，在进行了三湾改编后，在与井冈山的两股政治倾向并不是如水一样清澈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系并进行了相当诚恳和大方的公关交往（3）后，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设立了后方医院，并有了一个可以依托、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点。在此之后，七百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东袭西扰，打下了井冈山周围的宁冈、茶陵、遂川等城镇，并建立起第一个工农政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圈子”（高岗语）（4）或“山头”（毛泽东语）初步创立。在这里的近二年时间，罗霄山脉中段的这个在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所在，居然在后来走出了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的五位（朱彭林陈罗）。
从攻打大城市败退山沟，这已经是逆境。但是毕竟，毛泽东用工农武装割据的策略保存并壮大了这支武装并藉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而且，通过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策略也确保了红旗可以打得长久。从逻辑上而言，这本来是一次对危机的英明化解，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毛泽东的作法被中央认为是逃跑或软弱，因为其没有贯彻原拟定的秋收起义会攻长沙的计划和目标。于是，他的中央正治局候补委员被免并因周鲁传言的扭曲而成为“无党人士”的师长（5）。这无论如何对毛泽东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消沉，他随即组织了与朱德部队的会师和整编，并在红四军建立之初就拥有了五个团的工农武装。再与彭德怀的平江起义武装会师后，曾经在中国革命史上威风八面并直接构成红军长征主力的红一军团和和红三军团的班底由此搭成。虽然在红四军七大上与朱德陈毅等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并并暂时退隐，但很快在中央（李立三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官复原职并因为红四军九大的统一思想而让“朱毛”红军逐渐发展为一支让敌人分外头疼的劲旅。在共产国际的名人录里，朱德和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早享受上墙待遇的精英之选（6）。
在井冈山适应并运用成熟的游击战争法则在以后进军赣南闽西并建立中央根据地的过程中也成为实用而有效的重要原则。中央大员们的分批进入以及在瑞金成立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朱毛的割据哲学。毛泽东以他的忍辱负重和实事求是为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道路的夺权道路。
二、宁都遭贬
比起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曾中生等被错杀（7）的惨状，毛泽东虽然也在中央苏区受到了长达三四年的排挤和冷落，终于还能保留临时政府主席这样的名义和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发言权，并因为被赋予了随军长征的资格而同时拥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应该算是十分地幸运。
在成功地率军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之后，在力主撤赣州之围而在漳州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攻城战（8）之后，在红一方面军政委身份失而复得之后，在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的军中磨合已经取得相当的效果之后，毛泽东先是在苏区中央主持的宁都会议上被项英、任弼石、顾作霖、张闻天等贬去兵权（9），又在党的总负责博古进入苏区后因长期纠“罗明路线”而让毛泽东再次退隐后门家庭冷落。后期进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再也与“长于军事”（10）的他无缘。
可毛泽东在终于赢得了政治失意后的天伦之乐后没有自暴自弃。他一方面抓紧时间养病、读书和调研，一方面不时地对外界施加影响比如代临时政府驳斥关于“伍豪自首”谣言、公开干预对肖劲光的审判、受周恩来之托去于都河考察“退路”（11）等。
毛泽东终于承受住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加之于他的各种磨难，并因为个人在共产国际和红军中建立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以及个人的积极争取，而获得了随军远征的机会。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携毛泽东长征，也是出于如果留下毛泽东可能会对留守的项英、陈毅不利的担心（12）。可年轻的博古没有想到的是，心计缜密的毛泽东同样会对他不利。
长征途中，同样病中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三位在后期的长征中对博古们实现了全面夺权（毛取得了军事上的发言权、张当上了党的总负责）的三巨头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加上博古李德的惨败，让红军自出发前的八万六千人一跃而减员至三万多人，且长征策略机械而呆板，缺乏最基本的灵动，由毛启动而由王稼祥具体联络、发起的遵义会议在一九三五年
一月召开，因为三人的大力进攻和周恩来审时度势下的附和（13），大局迅速逆转。毛泽东再次掌握兵权并因此而开始涉足更多的权柄。
被张国焘和王明等强烈指斥为“不合法”（14）的遵义会议，在今天仍然有着许多神秘的面纱没有揭开。但是一方面，毛泽东东山再起成为不可更易的事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党务上的脱颖而出表示了认可（15），这就从根本的意义上确认了遵义会议的既成事实。
从湘江战役中敌方战报中相对扩大的数字加总也不超过五万情况和王明所称的诸多损失都是开了小差的说法（16）来看，再对应于刘英口述中所说长征前的大规模“扩红”（17），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红军在突破湘江之后大量减员，非战斗减员的成分很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的红军，在长征前进行了对苏区的极大规模的扩红行动，从而使得红军主力的红一、三、五军团的人数都达到了二万人左右（18），这其中有着相当数量未经有效训练和教育的新参军战士。在逐步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向外线后，许多新战士因为贪恋故土并感到前途渺茫而选择了回归老家，这应该是长征初减员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不管减员的具体结构如何，湘江之战后博古因压力过大而心思重重的精神状态显然让毛泽东的反击减少了许多对抗。在遵义会议上，虽然有一些人如邓发表示了中立（19），但很少有人为博古李德做激烈地辩论和抗争则也是事实。李德一怒退出会场，不仅对保住博古无补，反而让那些政治局委员和军人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凯丰倒是为博古辩解（20），但可惜他的论据太容易驳倒而只好说出“走着瞧”这样基本上等于是认输的软弱之词。
宁都遭贬时对毛泽东做出不利决策的几个人，有的（如项英、任弼石）不在遵义现场，有的（张闻天）已经倒向毛泽东，有的（周恩来）同情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和协助周恩来抓军事的助手（后来这种主辅关系逆转），大大地洗雪了“前耻”。
三、毛儿盖难局
在后来接受斯诺在保安的采访时，毛泽东坦陈在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师并险些遭遇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的挟持的那段时光，是自己最为黑暗的日子（21）。老资格的、曾经被推荐为陈独秀的接班人的、党的六大上合法选出的政治局委员（红一方面军中只有周恩来与其同为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长）、党的创始人中唯一接受过列宁接见的（22）、拥有八万大军的张国焘，成为刚刚从年轻的博古和不通中国国情的李德手中取得兵权的毛泽东面前的一道厚重的高墙。
疲师而来的毛泽东们不得不做出一次次让步。张国焘成了红军总政委，他的属下陈昌浩、周纯全成为中央委员，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一方面军的密码本上缴，军阀习气和机会主义思想浓厚的张国焘开始无视那个有嫌文弱的中央（周恩来性情随和且有病在身、张闻天生性软弱、博古元气未复且年轻气盛、毛泽东不愿意把关系搞僵）做出的那个北上的决定并认为南下四川有利可图（23）。经多次争取无效，并意识到张某人的险恶用心，失望的毛泽东们只好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一无奈的选择简直可以用丢了夫人（杨尚昆夫人周伯钊）（24）又折兵（五军团和九军团）来形容。而且，毛泽东率一三军团不辞而别北上，还被张国焘、李特等污辱为“逃跑”（25）。
但后来在哈达铺发现的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大大地证明了毛泽东们的英明。而挺进陕北并接近抗日前沿的说词显然与已经越来越高涨着的全国抗日高潮合拍。另外两个因素也让成功地驱逐了毛博张周后志得意满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大大地失分：一是四方面军经营四川失利，兵力大损，相比于经过了东征西征后大大扩充了的新的第一方面军而发言权大折；二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极力协调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并呼吁会师后的二四方面军北上。
西路军的惨败让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竞争的资本大伤。作为会宁会师前后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行动（26），张国焘的二个军渡过黄河后因国民党军的分割而使之逐渐成为孤军。这支拥有二万一千人且包括了原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董振堂为军长）、在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下的西路军在以后的作战中被拥有骑兵之利的马家军击败甚至基本上歼灭。徐陈化装逃脱，董振堂牺牲，只有李先念率几百人到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而得保全。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当年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在后来对他进行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威望大伤。极度失意的他最后选择了叛逃，这一作法使得他与后来的王明、林彪一样不再有被“平反”的一天。
就这样，毛泽东再次以他的能“忍”渡过了危机，又以他强大的别开生面的能力而挣脱了对手的竞争。
四、王明挑战
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和蒋介石的邀请而“从天而降”（27）的王明甫一踏上延安的地面，就希望从毛泽东尚未稳定的阵营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借着他的特殊身份，他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党内不分高下的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28）和与延安中曲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长江局书记并得到了如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许多人的支持（29）的人志得意满，甚至在武汉做出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文章的举动。
与这位钦差大臣的认识分歧一度让党内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王明直接导致了新四军发展中的畏首畏尾（30）。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则暂时处于守势。
毛泽东的观望和不时的辩论终于收到效果。在武汉的行动有许多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使得王明的统战之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而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来的有利于毛泽东而不利于王明的共产国际指示让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遭遇打击。
王明留在了延安且越来越遭遇了整风的扫荡。他曾经主持的长江局撤销并分化为中原局、南方局和东南局。刘少奇、周恩来、项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经的权力。
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和苏德战争的胶着两大背景下，延安整风开始越来越指名道姓的对王明的清算。五十岁的毛泽东成为党内负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王明在随后虽一直是中共党史的评论者（31），但已经不再对毛泽东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对王明的竞争，毛泽东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动一动的策略，并因了外界环境和路线实效性的影响而建立起胜势。
五、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心情坏到了极点。
蒋介石是不是会投降日本人这一点判断曾经让毛泽东迟迟不能做出对路的决断。如果蒋要投降，共产党军队绝对不可以放任，主动出击歼灭其有生力量是必须的，于是他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准备十五万机动兵力备用。可蒋要降日，则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包围就可能顺利地通过某些日占的铁路和河流的这一显性指标，又让毛泽东为之困惑（32）。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可谓威风八面，日本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收获。即使是日、美、苏的判断也不准确，何况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只是根据外显的迹象进行判断的毛泽东呢。
只是汪精卫一派的投降反而让毛泽东放下心来。他开始放弃了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强硬对策而寄希望皓电和齐电只是吓一吓（33）。他相对较为从容地开始处理新四军军部的北上问题。项英也开始因为毛泽东的犹豫不定而继续拖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他认可了刘少奇的苏北攻韩（34）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
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而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不一定的默契以腾出手来对时限过后“违反军令”的新四军施以重击时，他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项英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项英们能够选择到一条安全地北上之路（35）。
当新四军军部期望先南下再东下然后达到北上目标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七个师的包围之中。“护送”迅速变成了“围剿”，九千男儿被来了一次从战法上看更象共产党“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聚歼。
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团成建制的被消灭让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36）。在蒋介石下达解散新四军命令之年单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的作法也似决裂行动。
但是，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又开始认为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共产党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
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毛泽东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刘主持新四军军各让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坚决的贯彻。
蒋介石也终于吐口“不会再有剿灭友军之军事”（37），十二条抗议虽然没有实现，也终于算是打退了敌人的反共高潮。毛泽东从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自己的判断和指挥失误而负出的重大损失中抬起头来，得到了党内同事们的支持而不是怀疑，这也让他的自责减少而开始走出与国民党破裂的双败危险。
如果说皖南事变前毛泽东还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决策，则之后他采取的政治上反击的作法则肯定是绝对的英明。试想，如果坚持以牙还牙，最高兴的应该是日本人，且国共之间的名义上的合作关系再也无法修复，且在国际国内，共产党人得到的同情也将淡化。更为紧要的是，纵使是日本人坐山观虎斗，当时分散各地且以打游击为主要作战逻辑的共产党军队也没有战胜蒋介石的把握。
皖南事变大大地让毛泽东尴尬了一把。不过，后来归蒋介石尴尬了。毛泽东虽然损失了八千壮士，可在势上胜了。
六、陕北转战
解放战争中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重点进攻在最初表现出绝对的优势。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撤出延安。虽东拼西凑但仍然仅有二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最初是确定由张宗逊来领军的（38））下迎击有二十三万之众的胡军。
但毛泽东却不想转移到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其他根据地。他与同事们争论再三，最后采取折衷之策，即将中央一分为三，刘少奇与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杨尚昆等中央后方委员会去山西，毛周任三大书记继续留在陕北。
一支仅有几百人的昆仑纵队建立起来。史林（任弼石）和郑位（陆定一）受命管理这支纵队。毛泽东变成了李德胜，周恩来变成了胡必成。在时时处处都受到胡军威胁的黄土高原上，毛泽东再次打开了“圈子”。
没有谁能够彻底说清毛泽东不愿意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的想法。执拗与大无畏的解释也许只能有一点点的正确。他可能就是希望亲眼看着胡宗南被中央总部和西北野战军拖垮，他可能根本就不希望在这种老家被端的尴尬局面下去其他的“山头”寄人篱下，他更可能是有把握再次回到自己已经呆了十几年的红都延安——因为他后来确实有过调陈赓部队参与对胡宗南的对抗的想法。也许，他想到了当年被赶得只好长征的那种尴尬，而他希望以此留在陕北并在危险的环境下指挥全国战争来显现自己泰山倒于前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并以此嘲笑当年博古李德仓皇远征的那种沉不住气。也许，他还真得想玩一把“你敢攻我的延安我就敢扰你的南京”的惊险游戏——他在期间确实多次策划并指导了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即叶王陶）蛙跳式进入闽浙赣的计划（39）。
当然，这更似毛泽东一向处理逆境的那种策略：可以忍但不可以让、可以退但不可以逃、可以僵持但不可以气馁。总之，毛泽东留在了陕北，在一面躲避胡军的追寻中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策划西北的牵胡、扰胡、打胡行动。
面对蒋介石的二翼重点进攻其余战区持守势的战略，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以两翼牵制情况下的中央突破打乱蒋的部署。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次第南下，刘邓部队甚至攻入红军和新四军多次开辟又迭次放弃的大别山根据地。而原拟使用于陕北的陈赓部队和本可以用于山东战场的华野主力打到外线，把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与蒋介石的重兵集团争逐于中原。加上东北和华北的骚扰性作战，本来就不工于军事的蒋先生立即处在手忙脚乱之中。
在西北战场，毛泽东称为蘑菇战术的非典型战法也让胡宗南大为头疼。青化边、羊马河、蟠龙等小规模歼灭战以及鼓德怀化俘虏为新军的作法，也让胡军大大地丧失着信心。
除了几次危险降临到咫尺之遥的遭遇（40）外，毛泽东在陕北这个自己的根据地里有惊无险地游行、旅行着甚至休养着，如小李村等多个村庄都曾经有过这位“李先生”长期驻足的印迹，甚至于还有过数次会议在他们的临时“行在”里召开，胡宗南并不能奈之若何。
转战陕北的日子理论上是刀光剑影，可从后来说来却是一路洒脱。除了没有什么好吃的不得不总是在吃过黑豆之后迎来行军队伍中一声接着一声的放屁不绝，一年的转战之旅在毛周的机警加谨慎之下风平浪静地渡过。一年之后，当西北大局即将确定，宜川大捷后重新拿回延安之前的数日，毛泽东恋恋不舍地渡河去了河北，准备他的苏联之行（因斯大林几次建议而未在建国前成行，不过也因此多了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的神采）（41）。
蒋介石和胡宗南是想通过进攻延安而让毛泽东尴尬一回的，可他因为毛泽东的强硬和智慧而最终将这尴尬留给了自己。毛泽东离开后不久，动作越来越大的国共会战便从济南开始而后是东北、淮海和平津，直到把蒋先生长江以北的主力兵团尽数囊括。
七、赴苏困境
后不久即兴冲冲的赴苏之行差一点因为斯大林的傲慢和拖延而变成一次空手而归的纯粹贺寿之行，毛在得到了表面上很隆重的接待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安慰，可他希望得到的那个“既好看又能好吃”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并没有眉目。毛泽东陷入一种一天里只有吃饭、拉屎、睡觉的单调而尴尬的处境中（42）。
是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的与中国建交的倾向和“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的传言让斯大林开始换一种思维来认识毛泽东的价值和使命，订立新约的工作才开始。周恩来的后期抵达，使得这次中苏订约进入实质性阶段。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口中得到了短期内不会再有大的战争可以投入足够的精力抓建设的提示或承诺，也将从双方订约中得到一些百废待兴的中国所需要的安全保护和保证。但是，比较而言，新约并没有比旧约为中国这个领土存在得到更多的利益。相反，经过国民党方面主持下的公投认可了外蒙独立的这一事实不再可能逆转，新疆和东北的特别利益再次给予苏联（43）。
主权上的失落感也让毛泽东在十几年后（六九年中苏领土纷争）开始通过反思老毛子对中国领土占领的旧事而在秋后算斯大林的账。这一点也说明，毛泽东的第一次赴苏之行并不是满载而归。
在很大程度上，中苏新约和与苏贸易所欠下的大量外债，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从苏联方面购入的军事物资的积久旧账，给共和国背负了沉重负担（43）。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苏联老大哥”所赐。在建国初期不得不采取的“一边倒”国策，因为过于倾向苏联而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负作用。
八、大将军发难
做为抗美援朝的第一功臣、十大元帅之一（排名第二），身兼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绝对算得上是共和国的大将军。彭和毛的关系也并没有那么默契或和睦，从井冈山到庐山会议，二位湖南人之间互相骂骂娘也是寻常之事。
可在大跃进实质上已经走向失败、毛泽东也准备纠左即反冒进的情况下，大将军的骂娘之举则因为毛泽东的敏感和多疑而在基本上十分正确的情况下而触了霉头。口才粗鲁而又文墨粗疏的彭大将军尽管握有连毛泽东也已经准备默默认可的真理，但因为遭遇了国际上的波兰、匈牙利之乱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诸项政策的不满、国内反右扩大化大失知识分子之心甚至大悖毛泽东本意、大跃进因为上面的高指标和下面的浮夸而搞的一团糟而让毛泽东心思烦乱的特定环境，大将军的“万言书”（实际上只有三千多字）一时间成为毛泽东转移视线甚至排解愤闷的出气筒，跟着他“起哄”的一干人马如黄克诚、张闻天、周一舟甚至田家英、李锐也被毛泽东安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的名义拿下（44）。
多少次都能够清晰理解毛泽东意图并有公共场合坚决维护毛泽东威严的林彪这位正宗的毛泽东嫡系取代彭大将军而成新的国防部长。可能因为那位粗豪将军一时兴起发动“兵变”的可能性被避免。毛泽东虽然在一个不太合适的场合采取不太合适的策略把老功臣的兵权解除，但是毕竟，这在一定程度上担心“枪杆子”发生问题的那种忧虑解除。
在准备对彭大将军采取反击行动之前，毛泽东观望并思考了好几天。即使是在他在大会上反驳彭的意见书并威胁“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时，他也并不是特别有把握大将军方面“兵变”的传闻是不是属实。但足以让毛泽东一生感到快慰的是，穷其一生，掌握兵权或相当政权的反对者从张国焘、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都没有对他采取实质性的反击行动。不管是隐忍未发（张国焘）还是顾全大局（刘少奇）或者是行动未遂（林彪），还是如彭德怀一样所谓的兵变只停留在谣言阶段，毛泽东都作到了有惊无险地慑服对手。
但搞掉大将军这件事本身虽然并没有特别大的抵触，但消极影响却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任命鼓德怀出任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党内为彭大将军平反的声音一直不绝（45）。
原因很简单，他的万言书并没有说错。而且，因为庐山会议上因为把纠左变成反右，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加剧。后来，彭德怀写了一个更长的报告，用更多的实例再次证明自己的正确，多方面的怀疑、不信任、要求承认错误的压力就一直对毛泽东交相攻逼。
自尊心太强的毛泽东即是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亲口承认错误。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认可了自己的失策。比如安于二线生活、不再过多地干预一线的决策并默默接受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是错误的说法（46）。
九、七千人大会
亲耳听着、亲眼看着刘主席报告中说到大跃进的错误观点是三个指头（毛此前只承认一个指头）、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不是错误，并且至少在心底里极不情愿地向这次开到县委的五级干部会议（47）公开承认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这真是一次公开的尴尬。要不是林彪以其看似有理的三路线观（即把党内路线区分为毛泽东正确路线、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毛完全可以把这次退居二线后简直就是任人摆布的认错大会看成是自己的“滑铁卢”。
七千人大会前后数年里对一线主持者（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终于在未来的一天发泄了出来。尴尬之后的等待终于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关于四清运动的分歧在毛刘之间公开爆发（48）后，毛泽东开始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里解除与羽毛丰满后的刘的二十来年的同盟关系。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如愿以偿。毛刘的决裂可以部分地比拟太平天国里的洪杨决裂，不是杨秀清或刘少奇缺乏治国之才，也不是洪秀全或毛泽东太不容人，实在和杨秀清与刘少奇在治国中确立了巨大的威望后不自觉地对看似虚位的“一把手”表现出的怠慢甚至无礼有关。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有一百零四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八大的报告中则降低到了四次（49），在延安已经发表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后来编辑《刘少奇选集》后划去了毛泽东的名字，还有一些毛泽东认为很重要的会议不邀请他参加，这些都可以视为两个主席失和的间接证据。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以刘少奇靠边为标志而彻底结束。
文化大革命这项巨大工程中的一个微观方面，就是毛泽东对分出一线二线后的大权旁落的全线收复。毛自己都承认了自己在经济上的不够内行，但他肯定又不能容忍一些在他看来也内行不到哪去的一线主管把他边缘化的努力。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相继落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恶气也终于可以出了——尽管代价十分巨大。
十、林彪夜遁逃
也许同毛泽东建国后的位高权重和年事已高有关，毛泽东后来的逆境策略越来越减少了低调和忍辱的表现而反映为寸土必争甚至锱铢必较。
一直在公开场合严格维护毛主席威严的林副统帅终于还是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顺利交班。他刚刚表现出对“国家主席”这一曾经由刘少奇担任、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国家和军队（宪法上国家主席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力的位置的觊觎，毛泽东敏感和多疑的目光就极其冷峻地飘了过来。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提及设置“国家主席”之议的所有林彪“山头“的人都遭遇了严厉地批评，甚至包括不悉此中玄机的汪东兴（50）。
毛泽东对此的穷追不舍收获的是林彪的委屈和反感。他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张春桥力量的上升和自己接班的渺茫。他在策划“五七一”（51）和谋害B—52（52）未遂的情况下选择了叛逃。
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叶夫妻，用一种十分生猛的方式宣布了毛林同盟的完结。而亲密战友的叛逃之举让毛泽东的神经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多种病相加并经常在梦中喊出“亲密战友”、“副统帅”等语的他（53）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痛变故并追究自己在把林彪逼上绝路的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两大接班人相继以不同的方式与自己决裂，这让毛泽东受到了太大的打击和刺激。他对战友们的信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对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也越来越不英明。起初是准备同时起用老干部邓小平和新干部王洪文并希望由老干部辅佐新干部的方式实现政权接力，但后来发现造反出身的王洪文迅速投入江青集团，而邓小平则拒不接受请他主持为文化大革命正名的任务。政治局内在林彪集团衰落后仍然有两大山头强烈对抗，这种对抗甚至引发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前的大规模集会和含沙射影的诗词大会。失望中的毛泽东同时放弃了邓王二人，而开始考虑以处在中立立场上的华国锋主持大局。但是可惜，毛华之交仍然未能如毛所愿“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他所选择的第四组接班人仍然未能经得住政治风流的考验（54）。
林彪叛逃加剧了毛泽东的衰老和走向天国的进程。也许，发生在他七十八岁这年的这场巨大困境是他一直没有走出的难局。在后来的五年里，他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判断和不合常规的决策。这五年里的毛泽东，一方面表现出与芦荻谈诗说文时的才情飞扬，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各位同事的半信半疑。他同时打击了文人和武人两大集团，却也没有投入足够的实质性措施树立华国锋们的威望。
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先毛去世，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周恩来留在人们心中的洁白之品（55）。在毛泽东去世后，只好在冥冥之中期望握有兵权的叶帅（56）能够对华主席多多关照了……
毛泽东在其一生中遭遇了许多次尴尬的场面，几乎都在他举重若轻的高妙手段下轻松化解。但是比较而言，上升期的他处理逆境的手段更为潇酒，而高峰期的他处理危机的手法则偏于滞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