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屋漏偏遭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

20 “屋漏偏遭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

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现在掀起了“抄家”与“遣返”的狂潮。抄家已经领教过不止一次了，我们不是资本家，没有名贵物品怕抢劫，倒也不太担心。对我们最大的威胁是遣返，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一家人就得立刻滚出城市被发配到农村去。现在生活在这里，尽管是心惊肉跳，惶惶然不可终日，但还有宗和的45元工资，勉强可以糊口。如果被流放到农村去将如何维生呢？农村生活，农业劳动，对于我来说陌生得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物；宗和虽然生长在农村，也只是上学和教学。一别30年，往事亦已恍如隔世，经过改朝换代，目下农村的情况，她和我一样陌生。因此遣返的威胁，使我们恐慌万状。

我时时留意那些新张贴出来的小字报，从中可以获得一些似是而非、互相矛盾、真伪莫辨的小道消息，引起我多少猜测、联想，借以判断和预卜自身的和全家的吉凶祸福，像抽签问卦一样。但往往是越看越心惊，越想越可怕，我们处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失控而混乱的环境中，随时随地都有人不明不白地死去。一个红卫兵为了表现自己的坚定的革命性，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尖刀随随便便就捅死了一个在押的教师；一个拾破烂的老太婆在垃圾箱里捡到一本残缺不全的《语录》，被红卫兵发现了，认为是她撕毁了《语录》，她就被活活地打死了；《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的死就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一说自杀，一说他杀，两种互相攻讦的说法肯定了一个事实，就是罗广赋确实是死了。而且死前是经过了残酷的斗争，残酷到非死不可的地步。至于自杀或他杀是无足轻重的。这都是来自北京的消息，一桩桩、一件件赤裸裸、血淋淋的实录，读来使人毛骨悚然。有一则周恩来接见部分红卫兵的谈话记录，也可以反映出混乱的严重程度来。周恩来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来规劝革命小将们“一定不要打死人。”说明打死人的事已经非常普遍且十分严重，否则不会惊动国务院总理亲自出面干预。不过这种干预能否有效，却是值得怀疑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在还没有武斗的时候提出来的。聪明的革命小将们是从“不要武斗”中理解和学会武斗的。以至于武斗到致人于死地的地步，而且愈演愈烈，发展到后来是真枪真炮的战争。

周恩来在这次谈话中也提到“右派分子不在遣返之列”。乍一看，我非常高兴，但细细琢磨，这段话未必具有政策性质，如果是政策，应当下达文件，何况即使有文件，对于无政府状态下的暴民政治又具有多少约束力呢？

就在我喜忧参半的咀嚼着“右派分子不在遣返之列”的时候，一群铁中的红卫兵闯进屋来，为首的一个向我宣布：“这是铁中的房子，我们要收回，你们马上滚出去！”红卫兵们立刻动手翻箱倒柜，同时在屋门外点起一堆火来，所有的书籍通通搬了出去，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扔进火里去。从箱底翻出的影集、我和宗和的大学文凭、同学录、母亲骨灰寄存的凭证，墙上镜框里我的一张大学毕业时的放大相片和小滢4岁时的一张憨态可掬的放大照片，以及一切纸质的物件，都送入火中化为灰烬。箱子里那些多年不曾翻身的解放前的衣服，有我的几件旧西装、几条领带、宗和的绸旗袍，宗和母亲的遗物簪环首饰之类，和姐姐交给我的母亲的玉镯等纪念品，都包在一个大包袱里扛走了。

我望着掏空了的箱柜和门外的火堆，感到一阵心痛，我心痛的不是那些物品的经济价值，那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听说一些资本家的家里的稀世珍宝，文物古董，名人字画，绝版图书，有的是价值连城的国宝，都在红卫兵的打砸抢中洗劫一空或付之一炬，我的那点儿破家当算得了什么？但是他们劫掠焚烧的是我的精神收藏，是逝去的年华的记录，是无法重温的旧梦的痕迹，是无法复制的历史证物啊！

与此同时，另一拨红卫兵押着铁中的一群“牛鬼蛇神”教师当劳力，把我家的残余什物搬到铁中东门口的一间小土屋去。这间小土屋原来是一个“单干”的理发匠草草盖成的简陋的理发馆。“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理发匠在运动一开始就被赶走了。红卫兵总算讲“革命的人道主义”，给我们一个暂时栖身的地方。那些来为我们搬家的铁中老师，都是我离开铁中后的新教师，我一个也不认识。

宗和下班来到小屋，看着这劫后的凄凉，泪水在默默地流，我没有精神向她叙述那劫掠、焚烧、驱逐的经过，一切她已一目了然了，我俩只能相对饮泣。半晌，她仰起脸来重复着一句话：“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这不是质问苍天，而是无告的呼号！忽然她神经质地跳起来，把堆放在箱子上的杂物挪开，打开箱子。我有气无力地叹道：“还看什么？该拿走的都拿走了，该烧掉的都烧了！”她急切地说：“存单，存单……”我这才想起压在箱底的一张300元的银行存单。在红卫兵抄检的时候，我的脑子已经麻木了，居然没有想到它。那还是当年《青春》的稿费的剩余部分，宗和一直把它看作是“命根子”、“保命钱”，在饥饿的最困难的年月里，许多人都把仅有的存款买了高价粮吃掉了，只有她把存单死死地压在箱底，饿得眼睛发绿，全身浮肿，她也舍不得动一动它。她觉得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这笔钱是无论如何不能动用的。这些日子，我们每谈及遣返，宗和都会谈到存单，认为它可以保证我们度过初到农村时一段时期的困难，经过一年半载，相信我们就能适应农村的劳动和生活了，我们还是可以活下去的。千千万万的农民都能活下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因此这300元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依仗，是支撑我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给我们以信心和胆量。

箱子打开了，劫后的残余一件件清理出来了，却没有存单的影子。我的心在猛烈地撞击着胸脯，浑身出透了冷汗，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发抖，头炸裂似地疼，偏头痛的宿疾不失时机地肆虐起来，眼前一片昏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存单，存单，不能丢失啊！300元，全家人生命的依托啊……

眼泪洗面的宗和早已抖作一团了，但她依然不肯罢手，一遍遍地重复翻检着，我俩挣扎着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搜索了一遍，把一些根本不可能与存单发生关系的物件都清查遍了，我们希望出现奇迹，在什么意想不到的地方，存单会突然跳出来！人在绝望的时候，就会求助于幻想和神话，就会向冥冥中的鬼神祈灵！

忽然，宗和又叫了起来：“我的戒指，戒指一定也没有了！”她又重新把箱子里的东西扯出来，嘴里还在嘟哝：“我是装在一只信封里压在箱底的，没看见信封，一定也被偷走了！”那是我们结婚时的纪念品，本来是一人一只，上边都铸有各自的名字。我的那一只在1950年“抗美援朝”时，响应“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捐献了，剩下宗和的一只，一直不敢戴在手上，以免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评。翻找的结果，它与存单是同样的命运！

我没有富裕过，不同程度的贫困伴随我大半生，但我从不曾把钱看得那么重要，那么珍贵。这一次，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对于走投无路的穷人，钱等同于生命！

真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啊！

小土屋坐落在铁路二小的对面。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教师们都在忙于整人和挨整，小学生（红小兵）就像放散羊一样在校内外任意“造反”。在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的时候，“革命”暴力所表现的野蛮、横暴、疯狂与残忍，无时不在向少年儿童进行着示范教育，无处不在展示着打、砸、抢的直观教材，红小兵的“造反”自然就更加随心所欲了。小屋一带本来就是红小兵活跃的地方，现在我们住进了小屋，小屋就成了他们采取革命行动的目标了。在一个姓杨的高个子小学生的带领下，用砖头、石块对小屋发起进攻。小屋的后窗是一个空洞，我们用大镜屏遮挡起来，第一块砖头就击中了大镜屏的背板，玻璃镜面应声而碎，接着屋里的几件易碎物品，暖瓶，瓷杯、玻璃杯，酱油瓶相继粉身碎骨了！宗和在班上，孩子们在学校里，我一个人藏在屋角，躲避着横飞的砖石。大概红小兵们已经过足了瘾，感到索然寡味了，呼啸一声撤退了。我才敢出屋去生火做饭。

屋子太小，我只能把煤球炉子安置在屋门外，在炉子上煮稀饭。我进屋去洗菜、切菜。忽听得门外锅盖响，我连忙出去看锅，不看则已，一看真要气炸肺了，稀饭锅里扔进去了一把沙子！我抬眼望去，正是那个姓杨的学生，站在操场边上，叉着腰示威似地向我狞笑。我无可奈何地安慰自己：糟蹋一锅稀饭算什么，他还没有学会用尖刀捅死我，就是我的万幸了！我慨叹着：我们的社会正在培养着这样的未来社会的主人！

每天红小兵都不止一次来“光顾”小屋，铁小的教师们出出进进，都是视而不见，只有传达室的一位老工人李景年不怕引火烧身，出面管这本不该他管的事。红小兵们是有“觉悟”的，他们不敢冒犯工人阶级，面孔慈祥的老工人竟然是这些天不怕的革命小将的“克星”,只要李景年的身影一出现，他们就一哄而散了。我对于这位老人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与敬意，在这样险恶的风暴中，谁敢出面维护右派呢？何况还是非亲非故的陌路人！

遣返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宗和与孩子们回来总要提到附近的宿舍里又撵走了几户，铁二小已经有了遣返宗和的迹象。我们猜测着将会被发配到什么地方去？我的原籍是湖南宁乡，出生地是陕西榆林，都远隔几千里，而且都是城市，大概不可能遣返到那么远的城市里去，极有可能是要送回宗和老家河北省肃宁县骆屯村去，这是宗和最害怕的事，不能衣锦还乡已经是游子的遗憾了，现在却要像囚犯一样被押解回乡，将有何面目面对父老乡亲呢！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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