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可贵的直抒胸臆

8 可贵的直抒胸臆

    这又是下夜班白天休息的日子。下午，我到山下公社的合作社去买肥皂。一年前刚到宝山的时候，曾来过一次。时隔一年，合作社已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农村的合作社固然不像城市的商店那样货物琳琅满目，不过那时的货架子上总还没有空格，现在却是满架空空；那时虽不是顾客盈门，却还有顾客出入，现在真是门可罗雀了；那时有三个售货员，现在只剩了一个，好像是空山古刹的一个看门人。这个售货员是一位40多岁黄瘦黄瘦的汉子，正捏着一小块黑乎乎的薄饼在啃。见我走进来，像老相识似的，举着那块薄饼说：“看看，你看我吃的是什么？这就是公共食堂里的共产饭。过去，这玩意儿，猪不啃，狗不嚼，如今每人一顿饭只发一个！”说到最后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显然是憋了一肚子牢骚，无处发泄，今天遇到我了，遇见了一个他相信不会揭发他的教养员，出出这口怨气。

我不敢接他的话茬儿，甚至不敢看看他究竟吃的是什么。经历过政治风暴洗礼的人，感到危险和恐怖无处不在，增长了一种自我保护意识，躲避一切可能引发的是非和灾难。郭沫若发明的“新礼教”曾宣示全国人民：“非社会主义之理勿视，非社会主义之理勿听，非社会主义之理勿言，非社会主义之理勿行。”我岂敢越雷池一步！

我连忙说：“我想买块肥皂。”他又“嗨”了一声说：“快省下你那可怜的几毛钱吧，我知道你们来钱不易！”他指了指货架里摆着的几条白不白灰不灰的肥皂说：“这叫啥肥皂，是白粘土捏的。咱这块地方，到处都是白粘土，你随便抠一块就是肥皂，还用花钱？”我也知道白粘土洗衣服褪脏，用过，我是想买块洗脸洗头的肥皂。看来，这儿除了白粘土之外，没有别的肥皂。

他似乎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如今要啥没啥，怪我傻，听话，一上来就把家里的铁家伙全搜出来交出去炼铁，拿着有用的东西去炼炉渣，你说造孽不？连口小锅也没留下。人家有心眼儿的，把锅藏了，现如今拾点儿庄稼，剜把野菜还能回家煮煮吃，我拾到一块地瓜，半截萝卜，只能抹索了泥生嚼。生嚼不顶饥，助消化，越吃越饿！嗨，这叫啥年月！”

其实我多么想听听他说话呀！在封闭的教养所里，与世隔绝，真的快到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地步了，我希望看到外边的世界，希望听到一点外界的声音。这样的愿望与他的想要发泄同样强烈。但是我不敢停留太久，唯恐出现一个第三者发现我在这里听他的“疯话”。只好迟迟疑疑地走出合作社。我听见他在我背后叹了口气说：“我看得出来你是右派。右派不就是为咱老百姓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吗？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没有想到群众中对右派还有如此评价！可惜我不配，我何曾为老百姓说过什么话啊！

从教养员们接到的邮包越来越少，包裹里的物品的档次越来越低劣，已经感到了社会上物资匮乏日益严重的趋势，但还没有料到已经到了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人民公社的供销合作社里，居然连块真正的肥皂也没有,吃公共食堂的社员们和我们一样在挨饿！一路上我回味售货员道出的大炼钢铁之一斑，联系到我们日以继夜地把有用的焦宝石变成废料的抛卫星，我似乎懂得了一点我们的可贵的“时代精神”！

回到山上，经过老周的屋子，这是个可以使精神暂时放松的所在，听到老周在屋里高谈阔论，我信步走了进去。

老周，我始终不知道他的名字，大家都称呼他“老周”，连队长也这样叫他，就没有必要打听他的名字了。老周是一个特殊的教养员，受到特殊的优待，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小队或任何一个班组，不参加集体劳动，单独住一间屋。屋里像个修理作坊，摆列吊挂着各式各样的小工具。他会修理收音机、钟表、手电筒、拉锁，会焊洋铁壶，会缠线圈儿组装简单的半导体收音机。大概就因为有这类小手艺，能为队长们解决一些生活中的琐细困难，于是就免除了服劳役。教养员们有求于他，他也肯帮忙，因此人缘很好，歇班的人们都愿意到他屋里来坐坐，听他神聊，放松放松精神。闲来无事的干部们也很愿意来听他“传道”。他能说善道，是个“百事通”，物理、化学名词顺嘴就来，“科学理论”一套一套，不过只能当“今古奇观”听，认真不得。却很能折服一般干部。从干部们那种惊异、仰慕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在干部们的心目中是半个“圣人”。

我走进屋里的时候，屋里人很多，两个队长也在座。老周正在神气活现地侃什么“超声”。他说：“最近我正在研究超声，我敢肯定咱们宝山里蕴藏着极丰富的超声。因为我的收音机经常受到强大的超声的干扰，如果能把宝山里的超声开发出来，那就不需要这么多人在这里用镐头刨石头了，用超声开采，功效至少提高一千倍。”有人发出“嘶哈”的声音来，弄不清是赞叹还是嘲笑。有人问：“超声到底是啥玩意儿？是固体还是液体，还是气体？是电还是磁？”老周轻蔑地笑笑，高深莫测地说：“超声就是超声。”似乎这样的问题太“小儿科”了。他不再理会发问的人，只管继续讲他的理论：“咱教养所用上超声，不出三年，就能建成一座全国最先进的工业基地。”有人插嘴说：“老周快研究开发的具体办法吧，你研究成功了，保险第一个解除教养的就是你，还得请你担任总工程师呢！”老周鄙夷地说：“你以为科学家研究科学的目的是为自己谋利益？嘿嘿……”俨然他已经是一个不计名利的科学家了，他冷笑了一阵之后嘬着牙花子说：“难啊，超声要在水里才能起作用。”有人调侃地说：“那就先来个‘水漫金山’！”引得众人哈哈一笑。

我不再想听这“超声专题讲座”了，就踅了出来。

过了两天，老周搬走了，据说是被调到技术研究室去了。大概是有哪位“伯乐”推荐这匹“千里马”到技研室去开发“超声”了吧，宝山从此将更加寂寞了！

 

煅烧焦宝石的漏窑封窑停产了。是因为生产过剩还是产出的废品无用？其原因是用不着向我们宣布的。我们被调去开矿。小队长王振法调走了，调来的小队长小杨，很年轻，是一所乡镇小学的教师，也是右派，人很精干，一来就要放更大的卫星。矿区有一面流动的“卫星小红旗”，哪个小队的产量高，小红旗就归哪队。小杨雄心勃勃地说：“我们一定要把小红旗夺过来，而且永远保持在咱们手里。”他要求大家抬双筐，就是两筐摞在一起抬，能抬三筐四筐的，更欢迎。大家一听都有点儿愤愤然了，心想：你为邀功想压死人呀，谁不知道“重筐压”是教养所里一种极残忍的体罚呢！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他却笑吟吟地来示范装筐，他铲了几锨石块盖住筐底，上边就摞上第二个筐子，4筐摞得高高的，装的石料并不比一筐多。原来如此，好胜的果泽生首先叫了起来：“我们抬4筐。”这一天小队的记录超过了小红旗得主的3倍。

我是生活干事，负责填报每天的生产记录表，我不无疑惑地说：“这成绩中队长能信？”小杨笑着说：“你别管，只管填，放心吧！”

中队长亲自带着那个原来拥有小红旗的小队长把小红旗交到小杨手里，而且着实把我们小队表扬了一番。我才懂得了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抛卫星，这显然比我们在窑上拼死命要聪明得多啊！

第二天收工的时候，小杨对我说：“今天填工效表再增加85筐。”我有点儿犹豫，昨天的产量虽然是虚假的，但累计的筐数还是真实的，今天怎么可以凭空多填85筐呢？我说：“即使是中队长能信，别的小队也不服呀！”小杨说：“你管别的小队干啥？他爱信不信。你别怕担责任，你把责任推给我，就说是我统计的数。出了问题我负责。”我说：“真出了问题，恐怕你也负不起这责。”他“嗐”了一声讽刺地说：“你这位大知识分子（他总是这样叫我）书念得太多了！那天‘放卫星’的报告你听了没有？那位劳模说他一亩地产58万斤萝卜，你一定信，可我不信。我给你算一笔帐，58万斤是290吨，火车一节车皮装30吨煤，装萝卜顶多装20吨。290吨要装14节车皮。我是农村人，一亩地有多大我知道，我估摸着把一亩地的熟土全刨起来也装不满14节车皮。萝卜比土轻，体积比土还大，58万斤萝卜在一亩地上能堆成山，你说这58万斤是咋长出来的？我不信，可县里信，省里信，中央也信。要不然他能戴上大红花？其实，谁敢不信？不信也得信，你不信，人家就说你是‘小脚女人’！”

我感谢小杨给我上了一堂真正意义的政治课，我更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他不担心我会检举他。在这个时代，揭穿“谜底”是大逆不道的啊！

小杨不仅为我揭穿了“谜底”，也扩展了我的认识世界的思路，应该更客观、更科学地看待一切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轻信与迷信都会使人失聪而变得愚蠢和盲从。须知：光辉的包装里往往是假货；动听巧妙的语言背后未必不隐藏着谎言；浓妆艳抹无非是为了掩盖丑陋。真理总是简单而朴素的。世界上很少奇迹，对于奇迹都该多加几个问号。

过了一个星期，果泽生被调往南坡矿区，我被调去技术研究室。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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