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醉 意 陶 然

15 醉 意 陶 然

1953年全国掀起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热。铁中是向苏学习的先进单位，在这一热潮中自然不能落伍，因此干部会议决定：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教育学》，由我讲课。我很高兴接受这样的任务。我喜欢讲演，讲演是我的多元兴趣中的一大爱好，讲演常常带给我喜悦、欣慰和振奋，是我的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向来我重视语言美，我认为语言与仪表同样重要。语言是一个人的学识、智慧、修养、风度、气质的表征。我尊重那些谈吐不俗的人，敬佩和崇拜那些能拨动人的心弦的讲演家。似乎在众多的“家”中还没有讲演这一家，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却存在着讲演家，那是我生平遇到的最使我羡慕、景仰和念念不忘的4位前辈：学者型的是杨慧修和华岗，政治家型的是李公仆和黄敬。

杨慧修是师大中文系的文学理论教授。每逢校门口贴出杨教授主讲学术讲座的露布时，人们总是奔走相告，匆匆忙忙到大礼堂去占座位。文科的学生来了，理学院、法商学院的学生也被吸引来了。座位当然不够用，走道上，墙角下，窗台上都挤满了人，门外窗外还要围上好几层引颈翘首侧耳静听的人群。战时大学没有扩音设备，杨教授也不可能大嚷大叫，礼堂里静得连那些门外窗外的人也能听得清楚。往往是三个小时一气呵成，没有人舍得中途离去。杨教授像一块大磁石，把数以千计的大学生都吸引住了。

一场好的讲演其艺术魅力，不亚于梅兰芳或马连良的一场京剧演出。讲演家所下的工夫也不亚于艺术家不辍的练功。且不说讲演家的深厚的学术素养，仅就一次讲演的准备，也是极辛苦的。杨教授坦诚地说：他在登台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总是躲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散步，他把注意力完全凝聚在即将开始的讲演的内容中，回避一切外来的干扰。讲演者的付出在获得成功的喜悦中得到了回报，那种喜悦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抗战时期，重庆某大学的一位教授经医生诊断，他的肺病已到晚期。那时没有抗生素，肺结核是不治之症。医生预言他的存活期不会超过一年。教授很珍惜他的生命的最后一段短暂的时日，想要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乐趣。他善于讲演，他准备把毕生的研究所得留给后学青年，于是主动在校内举办学术讲座，也应邀到其他大学去讲演，每次讲演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高度评价。他每一次都能获得成功的喜悦，使他忘掉了疾病的痛苦和压力。一年之后，他突然想到大限之期早已过了，居然还活在世上，于是他到医院去复查。医生惊奇地发现，他肺部那大面积的病灶多已修复，只留下了几个钙化点。

教我们逻辑学的许兴凯教授将自身的特短变为特长的经历是很有教育意义的。许教授的讲课与讲演也很能引人入胜。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据他说他原来是先天性口吃，开始学叫“妈”的时候，就结巴得叫不出来，一出口又止不住，一连叫出一长串的“妈”来。学说话时，很难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后来又得了天花，落了一脸麻子。口吃加麻脸，自觉这副尊容实在见不得人，麻脸无可救药，他要下决心矫正口吃。那时没有矫正口吃的机构，他只能依靠自己了。他的唯一办法是朗读和背诵。一切功课他都朗读，连做数学题的时候他都要把计算式的每一步骤读出来。由慢读到快读，力求字字准确。能背诵的课文一律背熟。上中学以后，他躲开同学到偏僻的地方去讲演，他把面前的一切东西都假想作他的听众，他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讲，就这样苦练了十多年，他不仅不再口吃，而且他变成了一位备受欢迎的教师。

我也常常会遇到一些使听众生厌的讲演，讲得空洞无物，却又喋喋不休，无非是一再重复陈词滥调，浪费了听众大量的宝贵时间，这是对群众极不尊重的一种表现。青岛教育界就有这样一位领导干部，每会必上台，上了台就忘了下台。群众中流传着一种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XXX上台讲话！”这是我的一面镜子。我每次在公众面前讲话，包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我都要斟酌自己讲话的内容和词语，人云亦云、多余的废话都是我极力避免的。每当我发现听众的情绪在低落，注意力开始涣散，我知道我的讲话已失去魅力，若不能改弦易辙，就赶快结束。我很佩服那些讲演者面对着无人听讲的糟乱不堪的会场，依然能镇静若素地无休止地讲下去，这种修养是我永远不可能具备的。

我接受了讲教育学的任务，感到责任重大，我不能让大家无所收益，白白浪费了时间。讲教育学不同于讲社会发展史，社会发展史是听众完全陌生的一种全新的理论，那种新颖感就足以吸引人了。老师们对教育学则并不陌生，讲教育学要想满足学有素养、教有经验的教师并不容易，而且还有师范院校刚毕业的青年教师都是在大学里刚学过教育学的，如果我讲的没有新意，没有更深层次的见解，有谁愿意听呢？

仔细研究凯洛夫《教育学》，它与西方的某些古典的教育理论有某些相似之处，其间有隐约的传承关系。这本教科书的唯一特点是赋予教育以“政治灵魂”，即“教育的阶级性”。有了这样的理解，我就容易把握其精神了。

我避免停留在重复或诠释教科书的概念上，而是用自己的认识、见解、自己的语言加以表述，这就使听众有了新鲜感。群众的听讲情绪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鼓励，我庆幸没有失败。

学习教育学热不仅热遍了教育界，在部队中也引起了连锁反应。起初是海军基地司令部组织全体文化教员和政工干部学习教育学。司令部派员到教育局去请主讲教师，教育局推荐了我。于是我被请去讲了4次大课。继而是海军政治干部学校和沧口飞机场的空军文教干部学教育学，都是邀我去主讲。其后青岛市团市委组织全市各中学的团队干部学教育学，也是请我去讲课。

这个期间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但我乐意，精神经常处于昂奋状态之中。我对所讲的内容一次比一次更纯熟，可以左右逢源，随心所欲，淋漓尽致地发挥，语言也更加流畅而精练，表情也愈加丰富而情感化，于是就更容易把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的身上来。我从那迎着我的眼睛的海洋里感到阵阵暖流，我从那些兴致勃勃的面容上读到了友谊和热情，我在与那么多的陌生的朋友在进行神交，我觉得我获得的精神补偿超过了我的付出，甚至我的缠身病——偏头疼，在那一期间也得到了缓解。

那是第一次到基地司令部去讲课，偏偏是我的偏头疼犯病了，而且来势很猛，头像要炸开来似的。但是我必须去，这是约定的时间，是第一次，有一千多听众在等待着我，怎好爽约呢？接我的汽车已经来了，随车还有一位专来接我的军官，他见我的脸色不正常，关心地问：“是不是不舒服？”我勉强笑着说：“没事，没事，我们走吧！”车子一摇晃，我晕得差点儿吐出来，我连忙用手绢捂住嘴，宁神静气地靠在沙发上，好在那位军官坐在前边司机的旁边，看不见我的狼狈像。

到了司令部，宣传部的马部长和几位领导同志迎了出来，忙于应酬，也就顾不得头疼了。及至进入礼堂，步上讲台，面对着上千双眼睛的时候，头疼彻底痊愈了，止痛药片决没有这样的神效。在回程的车上我没有疲劳感，只有兴奋，也带着一种陶然醉意。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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