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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档揭秘：华商之子充任战时中共在澳负责人
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形成后，就深受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就渗透到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尤以雪梨(Sydney)华商受影响最深；其后改良与革命的浪潮也出现在华人社区中，而以墨尔本华人最为激烈。以雪梨为基地的《东华报》和在美利滨(Melbourne)发行的《爱国报》及其后继者《警东新报》之间的保皇与改良甚或革命的论争，就是最好的例子。进入民国之后，中国国民党的势力在1914年就进入澳大利亚，其主要成员就是在辛亥革命前论争的两大派骨干。既然如此，那么在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否也把势力渗入到澳大利亚华人社群当中呢？
检索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所藏卷宗，可以得知，193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有派人进入大洋洲的这块大陆，活动长达十年之久。这个人是华商之子，曾经是1930年代初的赴澳留学生，名叫布德威(Po Tak Wai)。[1]
布德威的父亲布金胜(George Kum Sing)是广东省香山(中山)县人，1879年出生。他在1895年16岁时便追随乡人步伐，来到澳大利亚发展。他从昆士兰省(Queensland)登陆入境后，就在前辈乡人指引下，去到该省西南部地区的圣佐治埠(St George)，充当菜农。该埠靠近鸟修威省(New South Wales)边界，是当地农牧业集散中心。他在这里打拼六年后，小有所成。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外侨被允许跨省自由移动后，布金胜再由此往南迁移100多公里，跨过昆士兰省界，进入属于鸟修威省的小镇孟元太(Mungindi)，仍然是做菜农这一行。1906年，他获得在澳永久居留资格，便于1908年回国探亲。二年后返回澳大利亚，他仍然回到孟元太小镇，继续耕耘积累；到1910年代中中期之后，便去到雪梨(Sydney)，利用此前的菜园种植经历和销售建立起的人脉关系，在这里充当蔬菜水果经销批发商，经营颇为成功。[2]到1930年代初，其蔬果批发行的年生意额已达5000镑以上，这在当时的华商中，属于生意良好，颇具身家之人。其子布德威生于1913年6月6日，档案上显示是在香港出生。因家境优渥，他自幼便在香港接受教育；从1928年起，他进入历史最悠久的官立学校——英皇书院(King’s College, Hong Kong)读中学。1931年，布金胜申办布德威来澳大利亚留学，获得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颁发的学生护照和澳洲内务部的签证，于当年12月20日抵达雪梨。他先是入读位于雪梨海湾北岸猎人山区(Hunter’s Hill)的圣若瑟书院(St Joseph’s College),1933年起转学到雪梨城里的圣博德商学院(St Patrick’s Commercial College)读书。但在他年满20岁后，就于1933年6月14日结束学业，离开澳洲，返回香港。[3]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布德威是继续求学读书，还是做其它营生，不得而知。但在1938年，亦即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次年，他又返回了澳洲。这次，他是以父亲果蔬批发行助理的名义，前来协助父亲经营生意，而且，他入境用的是一个新的英文名字Stanley Wai，就是说，使用一个英文名字，把此前的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Wai作为姓氏，就倒装成了威士丹(Stanley Wai)。但澳洲联邦政府情报部门的观察则显示，此番入境的布德威，身份并不一般。1939年7月，以在澳爱国华侨青年为主组成的以支持中国抗战为宗旨的澳洲侨青社(Chinese Youth League of Australia)成立[4]，举办各种活动和捐资，为中国的抗战筹集经费。无论是台前幕后，布德威都是组织者，且在成立时担任秘书之职，掌管机要。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香港为基地的太古洋行及怡和洋行船队约有2000名中国海员随着这些洋行的船只滞留在澳洲，经中国驻澳机构协助，他们被分派到属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武装商船上工作，为战争运送物资和人员等等；也有部分被澳军分派到不同的后勤部门及兵站工作，负责运输及种植生产与衣服被褥洗涤等等；另一部分技术人员则被分配到在澳的美国陆军部门，为其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建造登陆艇及其它相关工作。[5]早在1920年代初期，中国海员工会就已经非常活跃，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其渗透和控制，北伐战争前的香港大罢工，中国海员工会在其中就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大批这些中国海员的到来，如何组织和使用他们就成为一大问题。由是，1942年1月，澳大利亚中华海员工会(Chinese Seamen’s Union)成立，由属于国民党左派的张岳彪(15岁便从广东省中山县来澳留学，此时任职位于雪梨的《民报》充当排字工)担任秘书[6]，布德威担任财政。而此前成立的澳洲侨青社，其活动和作为就与海员工会密切相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澳洲联邦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布德威是中共在澳洲的负责人，海员工会是其最主要的活动舞台。[7]此后，在武装商船上发生的海员兵变、相关的海员罢工、对海员工资福利的争取与谈判等等，甚至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层的联络交流，都与布德威有关联。1943年，布德威成为海员工会秘书，推动在美利滨和昆士兰省首府布里斯本(Brisbane)各设立了一个分会。与此同时，布德威也推动侨青社在美利滨和布里斯本分别设立分会，他本人也利用自己在上述几个地方的奔波，于1944年充任侨青会美利滨分会的会长之职，以促进活动的开展。
在筹组设立澳大利亚中华海员工会的同时间里，布德威也成为鸟修威省水处理与引流办事处的职员。该办事处设在猫儿沟(Mulgoa)，位于雪梨西郊靠近蓝山的地方，这里也是在1941年底到1942年初被辟为安置战时这个难民之地，这些战时难民是因应太平洋战争爆发从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南太平洋各群岛疏散来澳的华人。布德威是难民营地的管事，并成为这些难民的代言人，尽其所能在上述办事处里为这些华裔难民争取相应的利益。
1945年，澳大利亚中国海员工会和澳洲侨青社还做了一件影响较大的事情：响应宋庆龄的呼吁，得到华人社区各团体及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在澳大利亚开展“中国周”筹款赈济活动，以支援在中国内地活跃于大江南北的抗日游击部队。在整个战争期间，海员工会和侨青社总计为支援这个抗战筹款达30000镑。据澳洲联邦政府情报部门的评估，这些筹款的大部分最终是送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中。由此可见，布德威在上述成就中所起的作用。
战后复员遣返，大部分中国海员都返回中国，但也有少部分海员选择留在澳洲。为此，海员工会成立福利社，在侨青社的大力协助下，为这些留在澳洲的中国海员争取到了居留权。而这个福利社，虽然是由当时中国驻雪梨总领事吴世英的夫人出面组织协调，但事实上则是由中共控制的一个活动中心。直到这个时候，作为中共在澳洲的主要负责人的布德威，才于1947年离开澳洲。据澳洲联邦情报部门得到的信息显示，布德威离开澳洲后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印度。[8]虽然澳大利亚中华海员工会在此后因大部分离境回国，留下来的少部分人最终获得居留权后，没有了活动，但布德威参与创办的澳洲侨青社则在此后一直活跃于当地华人社区，也参与主流社会的相关活动，尤其是许多工会活动，并且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该社是第一个在澳洲挂上五星红旗的社团。
最终，布德威是去到了香港。1950年后，他随着在香港脱离台湾控制的招商局13艘海轮及600多海员去到广州，任职于广东省航运厅，担任工会主席。
2023/11/15
[2] Gum Sing [also known as George Sun or Gum Sun] [box 87], NAA: SP42/1, C1916/2694.
[3] Po Tak Wai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33/256.
[4] Chinese Youth League of Australia - Volume 1, NAA: A6122, 1914.
[5] Chinese engaged by USA authorities for ship assembly work at Brisbane - Landing permit Chinese U [5cms], NAA: A433 1949-2-5180.
[6] 张岳彪的档案，见Jong Ngock Bew - Student Passport, NAA: A1, 1937/114.
[7] 曾经在澳大利亚读书五年的广东惠阳籍留学生曾振声，1928年回到中国并在1937年从工作中山大学毕业后，作为中共党员，就去到香港，在当地海员中展开工作。这一工作为其后来在惠阳、宝安、东莞组织抗日游击队奠定了基础。其后，他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东江纵队的司令，其名字也变成了曾生。详见：Jan SING - Students passport, NAA: A1, 1927/11793；及鬼谷雄风：“民国粤人留学澳洲档案(卅四)：惠阳曾振声”，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083/201409/28326.html。联系到布德威是1938年从香港来到澳洲，且成为中共在这里的负责人，其开展工作的重点舞台也是海员工会，那么，他显然与中共在香港的机构有密切的关系。
[8] Po Tak WAI aka Stanley WAI, NAA: A6119, 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