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与澳方交涉遣返成功——《南太平洋祭》(42)

第五章           漫漫遣返路(续2)

一        中方四处乞求的遣返交涉(续2)

5、遣返皮球再次踢回澳大利亚

 

        但此时事情却峰回路转。

        由于澳大利亚驻日代表也在东京碰了大钉子，被麦克阿瑟将军告诫，此事还得由澳、中两国政府负责，事情很快反映到了国内，澳外交部不得不将此事结果通告中国驻澳公使郑康祺。既然如此，已别无他法，郑公使唯有硬着头皮，再次商请澳当局从速办理此事。8月10日，没有退路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通知中国驻澳公使馆，决定二星期后派遣澳军运输舰Reynella(蓝纳拉)号轮船，将中国官兵从亚包运往香港，旅费每人16英镑。此时，全部中国官兵人数为762人，故总共的费用是12192英镑。几个月来颇受此事煎熬的郑康祺公使得此信息，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立刻致电中国外交部，告知这一利好消息。[1]

        遣返洽商折冲樽俎近一年，期间几经曲折，尤其是与盟军统帅部的交涉，可谓三进三出。但绕了很大一个弯，最终又转回到了原地——澳大利亚。与后者的交涉，从开始到最后，也是三进三出。只是还好，总算是有了个可以让人喘一口气的结果。

6、内外压力

        中国政府反复洽商澳大利亚当局，最终获允拨派船只遣返中国官兵，是当时内外压力的结果。

        如前所述，1945年10月吴棪的澳大利亚之行，似乎给亚包中国官兵带来了遣返的希望，使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将很快就可确定这些海外游子回国的日期。但是，接下来的二个月，住在亚包的中国官兵却没有任何遣返的动静。而在此期间，他们却眼睁睁地看到，与他们同时获救的印度兵、爪哇兵、马来兵等，已经陆陆续续地由他们的母国政府派船接运回国，而在他们之中，还有部分华人。例如，1945年12月19日，在438名被遣返回新加坡的马来人中，有38人还是马来亚华人。[2]眼见着一同获救的盟国难友们都离开了，在亚包就只剩下中国官兵和平民，他们的情绪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原本满怀希望的吴棪，一直也没有得到中国驻澳公使馆的信息；加上到了年底，当地澳大利亚驻军亦在大肆庆贺圣诞节与新年的到来。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澳大利亚人以及当地土著的节日气氛，必然对急盼遣返的中国官兵与平民有所影响，更添乡愁，情绪也更为波动。作为该地等待遣返的中国军民总领队，此时的吴棪再也坐不住了，遂于12月24日，亦即圣诞节前夕，致电中国外交部与军政部，极力阐明亚包待遣返军民“分子复杂，不明大义”，恐有“伤及国体”之事发生，呈请政府部门能“俯垂下情”，尽快将其遣返回国。[3]

        此外， 1946年3月，在亚包发生了一件事，显然也对在此等候遣返的中国官兵和平民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原与盟军鏖战于太平洋战场的日本海军一等驱逐舰霄月号(排水量2700吨)，战后被解除了武装，作为载运遣返日本官兵和侨民的运输船只，此时正从悉尼装载被遣送的台湾侨民与日本侨民返回台湾岛与东瀛。按澳大利亚的航行与安全规定，该舰被核准装载948人，但实际上却装载了1005人。因违规超载，且卫生状况堪虞，其中还有32位病人，导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其停靠亚包，等候检查。事件曝光之后，澳大利亚紧急派遣一个检查委员会，兼程前来亚包检查其适航情况。

        随同该检查委员会前来的，还有中国驻悉尼领事馆的刘渭平副领事。[4]对于这次刘渭平先生来亚包，笔者曾经于2008年询问过张荣煦先生。他清楚表示曾记得刘渭平那段时间到过亚包，但是否去过中国官兵及平民营地探望，则不复记忆。[5]虽然刘渭平先生后来在其著作中并未直接说明此次访问亚包，是否前往中国军民营地探访，但却提到他与当地华侨接触，了解了当地侨社情况以及战时惨遭日本鬼子杀害的几位亚包著名侨领的历史。[6]按照当时媒体对霄月号事件的报道，上述检查委员会3月12日上午抵达亚包，便在当天上午和下午分别对霄月号进行了两次检查，3月15日该委员会才回到悉尼。[7]由此计算，与上述检查委员会一同行动的刘渭平至少应该在亚包停留了二天以上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应该是有机会或时间去探访那些中国官兵或平民的，何况当时对他们的遣返已经成为中国驻澳使团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再者，霄月号事件在当时是个大事件，在亚包的中国官兵显然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因此，刘渭平副领事此次前来亚包，利用空余时间与中国官兵中的负责人士见面，了解查看情况，当在情理之中。2009年，李维恂少校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曾明确表示，他知道刘渭平副领事到访亚包。[8]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中国领事来此处理的是台湾侨民遣返，而非中国军民的遣返，这一事实在中国官兵中所造成的心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这些中国官兵战时曾遭受过台湾日本兵的残酷虐待，同时在亚包的战争罪行审判法庭也正在进行对战争罪犯的审判。目睹着中国领事参与上述事件的处理，这些当年在国内英勇抗敌，因战败被俘而被日军掳往海外做苦工的抗日官兵，颇有被国家遗弃之感。吴棪中校此后不久向中国外交部的抱怨，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他在电文中说，鉴于此间中国军民“久居外邦，民族弱点难免不露。又因归期杳茫，尚无昭示，以致近来精神错乱之军民发生疯狂不守纪律者，占全数百分之五以上”。因此，他呼吁当局“恳予设法船只早日运送回国”。[9]

1945年10月25日，亚包卡拉维雅湾中国军营的官兵们走出大门。此时吴棪中校已赴澳大利亚汇报，请示遣返事宜，官兵们则在亚包等待遣返命令。(照片来源：AWM 098238)
        不惟如此，中国官兵中其他有背景者，也通过各自的渠道，将在亚包等候遣返情况以及官兵中的种种问题向上反映，多方呼吁，要求尽快设法将他们遣返回国。

        李维恂少校被俘前属于戴笠的忠义救国军系统人员，他于1946年1月致函过去的老长官郭履洲将军，请求设法救济回国。郭履洲将军接函后，于3月2日将此函转给当时在上海的军统首领戴笠，请其设法转呈军事委员会高层。而戴笠也确实接受部属的请求，立即将此函转呈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不久，李维恂少校又再次致函郭履洲，报告军营中官兵因无政府救济与明令指示，“一般官兵以为归国无期，精神颇受打击，因之而患精神病狂者竟达百分之五、六，不肖士兵违犯纪律情事亦屡见不鲜”，为此，他警告说，“长此以往，不唯军心难以维持，抑且有失国体”。郭将军由此特将来函转呈上峰，依次呈送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手上，希望军政当局“迅为救济或予设法回国，以慰众望而固军心”。[10]

        另一位军官朱云少尉，其军阶虽然较低，但因来自淞沪抗战时著名的四行孤军营，因此，就利用国人对四行孤军的熟知程度，大打同情牌。他也在1946年4月25日及5月16日，分别致函其老长官上官志标，并由其转交至当年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将军处，倾述四行孤军在新不列颠岛流亡之情，抱怨无论国内抑或国际方面皆未设法将其遣返，呼吁老长官将其分呈国防部与外交部等机构，为其尽速归国设法。同时，朱云亦在4月30日直接致函军政部，表达其希望“回返祖国”的强烈心愿。[11]

        这些发往国内各军政当局及有关部门的电函，再转交到外交部及中国驻澳公使馆，而中国驻澳使团也多次接到报告，亚包中国官兵思归心切，痛苦万状，“其中以思乡过切，以致患精神失常者，平均每周有三起”。[12]所有这些，无疑对他们加紧对澳交涉形成了一股压力。

        另一股压力则是来自澳大利亚本身。

        也许是受了吴棪1945年11月初从澳大利亚所带回利好消息的影响，澳军第1军对此念念不忘，遂于11月26日，致电澳军部，催问目前亚包中国官兵的遣返事宜已进展到什么阶段。12月14日，鉴于亚包的其他被释盟军战俘皆将在12月中运送完毕，澳军部战俘管理处也致电外交部，征询何时遣返余下的被释中国官兵一事。

        进入到1946年，因为与英国的交涉失败，中国转而再与澳大利亚洽商派遣运送船只。澳军部自然是希望中国军人能赶快离开，遂由国防部在2月28日致电第1军，尽快将亚包中国官兵的情况整理，以便他们能立即遣返回国。3月7日，战俘管理处建议由外交部具体负责安排，将亚包的被释中国军民全部一次性遣返。第8地方军区是在原亚包驻军第11师撤走之后成立的地方军事当局，在意识到日本人、台湾人以及韩国人都已陆续遣返的情况下，于4月10日致电澳军部，建议将仍然滞留该地的中国军民尽快运送回国；并且还特别说明，在这些中国官兵中，有些人成为战俘至今已达9年之久。这显然是指那些四行孤军官兵。这一电报，极有可能与上述提到的日本霄月号驱逐舰事件在亚包停留期间所产生的影响有关，也反映了澳属新几内亚委任统治地的行政管理当局，希望尽快卸下担子的心态。5月18日，该军区司令官再次密电墨尔本的澳军部，告知自7月1日起，澳军全部撤出新不列颠岛，届时该岛的所有防务，就只有由当地新几内亚土著组成的新几内亚步兵团第3营担任，这也将是该岛唯一的一支战斗部队，任务繁重。而仍然滞留于此间的大约1600人的中国军民，人数众多，已经成为当局一个累赘；而且他们现在士气低落，情绪波动，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最佳之道便是在6月30日之前，将他们送走。5月20日，澳军部回电，认同他的这一说法。[13]

        可以说，来自澳大利亚军方，尤其是来自亚包地方当局对当地治安和防务等方面之考虑，而向政府方面不断增强的遣返中国军民的呼吁，对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门形成了极大压力。因此，一旦他们在东京与盟军总部的交涉失败，便已实质上意识到了，事情已经落到了自己头上，再也无法躲避。而1600名中国军民的滞留，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治安防务上，对他们来说也早已是个大负担。解决之道，就是尽快将其遣返。换言之，仅就澳大利亚内部的压力而言，用郑康祺公使的话说，对于滞留亚包的那些中国军民，澳方也确实“切望我国早日资送回国”。[14]为此，澳军部办公厅于5月23日写给部长的备忘录，考虑到从下面反馈上来的种种信息及地方当局所处之困境，建议澳军部部长直接与外交部长沟通，尽快设法解决运送中国军民回国的船只。[15]这也是郑康祺公使在获知东京交涉失败后，与澳大利亚外交部再洽商此事，能获得积极回应的一个主要原因。

        上述内外两股压力所形成的合力，推动着澳大利亚当局尽快地为中国官兵的遣返寻找可以运送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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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驻澳公使郑康祺电外交部据驻东京代表称麦克阿瑟将军认为遣返我国留澳军民应由中澳两国政府负责》(民国35年8月10日)。

[2]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3] 《前军政部兰嘉师管区步兵中校吴棪电呈外交部在澳被俘我国军民名册并请尽速派员运送回国》(民国34年12月24日)。

[4] Full text of Yoizuki report two inspections detailed,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1 March 1946, p. 5。

[5] 张荣煦先生访谈，2008年6月10日，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6] 刘渭平：《大洋洲华人史事丛稿》，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

[7] Yoizuki report expected today, The Canberra Times, 15 March 1946, p. 1。

[8] 李维恂先生访谈，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

[9] 《前军政部兰嘉师管区步兵中校吴棪电请外交部设法拨船运送我国留澳官兵返国》(民国35年5月6日)。
[10]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电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请设法救济留澳改变并尽速接运回国》(民国35年9月11日)。

[11] 《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呈请外交部设法将留澳四行孤军接运回国》(民国35年8月9日)；《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电请外交部向英方交涉代运留澳88师四行孤军返国事》(民国35年8月14日)。
[12] 《驻澳公使郑康祺电外交部为接运我国留澳官兵返国事》(民国35年8月21日)。

[13]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14] 《外交部呈请行政院准财政部拨付澳政府遣送我国军民旅费》(民国35年8月14日)。

[15]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