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纪略 /杨保卿

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纪略

杨保卿

    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纪略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是1938年10月23日在现团风县杜皮乡张家山成立的,到1939年9月1日“夏家山事件”时止,共经历了10个月零7天,即313天。

    这是不平凡的313天!

於杨岗接头

    铁冶於杨岗,旧时有几间小铺子,如屠宰、豆腐、杂货、面铺等,是原黄冈县东西乡接合部。当时铁冶一带党的负责人叫高山。高山,当地人称“高大婆”,是黄冈老三区区委委员。从大革命开始,在老三区坚持革命斗中有“三大”:即漆大爷漆先庭、林大先生林少怀和高大婆高山。1938年在铁冶一片有老冲、东冲、南冲、徐家河4个党小组,我当时与高大婆同在老冲党小组,随后参加了鄂东挺进队。

    1938年农历三月十五,我在田里剪大麦刁准备搓“条儿粑粑”(是当时青黄不接时把尚未成熟的大麦穗勒下,放在案板上搓成条条,煮熟后充饥。)忽然听到大婆喊着“芝麻饼子——油炸果子(麻花)！”这是通知我们到於杨岗集合的暗号。这里交待一下,高大婆当时以卖“小事”(铁冶一带口语,指提篮卖芝麻饼子、麻花之类的小食品)作掩护,“芝麻饼子——油炸果子”是通知党小组集合的暗语,反之如喊“油炸果子,芝麻饼子”则是敌人来了,注意隐蔽。我听到通知后,即向岗上走去。这时程家坳的程应伢也来了,我们到了岗上,只见大婆笑咪咪地悄悄说:“七里坪来人了，在枫树底下，你们去会会他，一起去老冲。”於杨岗靠於家湾一边有一棵大枫树，传说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徐寿辉当年栽的,这里徐家河石壁上还留下他的一只手掌印及他的座骑在石上跪的嘴印。在大枫树下，我们看到来人瘦瘦的但是很精干,他左手叉腰,右手扶在树上，这是我们自己人的暗号。大婆走上前向来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小组的杨均伢(我的小号)和程应伢。”来人即同我们握手说:“我叫张体学（张体学时任黄冈中心县委军事部长）,到这里来同大家一起抗日的。”大婆交待他和程应伢去孙家冲找漆先庭,要我送张体学去老冲会见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刘西尧。

    刘西尧和他的爱人陈景文住在老冲周淑芳家,他俩刚刚结婚。刘西尧与张体学原来都认识,晚上漆先庭、林少怀都来了。我们坐在周淑芳家门前桂花树下,林少怀指着天上的明月说:“今天真是大团圆,体学来了,中心县委的同志大都在这里,是个好日子。”陈景文接着补充，说今天农历3月15日也是公历4月15日,这是一个“巧合”。漆先庭则说:“巧合倒巧合,人家结了婚,我们连喜酒也没闻到,合(喝)么事？”大家说说笑笑,后来谈正题,商量怎样建立自己的武装问题。

李家山集训 

    为了建立抗日武装，经过各方面准备，这年5月初，我们得到通知，各小组党员及联系的可靠群众，都到李家山去集训。

    李家山离於杨岗二公里,是铁冶和孙何二冲及金鸡坳的交叉点,是个不小的湾子,住着二十来户人家,房屋也宽敞,便于人员集中。李家山湾侧有座庙宇叫寒溪寺,庙上的和尚也信得过。上次10天集训的全体大会都在庙门口稻场上开，记得当时集训的内容是由刘西尧报告抗日战争的形势。他说,日本鬼子正从长江下游及河南两方面向武汉逼近,战火已烧到大门口,要迅速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抗战。张体学则讲怎样建立人民武装,并说,在内战时期,黄冈老三区党组织动员群众建立了战斗一营和战斗二营,都编人了红二十八军,这次要翻番,不是两个,至少要20个,动员全民皆兵,老幼参战,把小日本赶出鄂东,赶出中国。陈景文作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报告。在讨论中,大家对建立统一战线分歧很大。不少同志认为,从1927年以来,我们吃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上恶势力的不少苦头,鲜血染红了老三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李梅山(梅建明)的大哥华山原是老三区区委委员,1936年被国民党一○三师捉到利子河杀了,他在会上说:“统什么战,我们拉起队伍,把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一起消灭掉……”会上讨论热烈,后来逐渐统一了认识,即分途返回各自党小组住地,进行参军动员工作。中心县委特在孙家冲芦花坎设立招兵站,由漆少川负责生活,景文负责上课考察新兵,前来报名的人,是各党小组事先做好工作的。所以当景文同志询问“怕不怕苦,怕不怕死”时,一个个回答“不怕”,随后留下进行训练三五天，再回家听候通知。

    在芦花坎报名当兵集中的八十多人中,我们老冲党小组动员去的有十多个,南冲党小组(将军山)也有十多个,这次参军的胡义佑、龚少华后来都当了新四军连长。

张家山举义旗

    1938年10月23日清晨,我们接到通知,国民党上巴河阻击战失败,川军从牛车河向三庙河、旧街方向溃退,中心县委动员我们去收捡国民党军遗弃的枪支弹药。我是在南冲党小组组长林友事家接到通知的。当时正吃早饭,听到通知就把筷子和碗一放,同友事、林连山等一起去严家岗邀了林来玉、林从耀到横河邀了林国义、何宗武等(二人后均任新四军营长)沿三庙河国民党溃军路线行动。这一天我们收获不小,我拣了两枝快慢机,三枝步枪及七个手榴弹,其他的同志一个一个也都满载而归,向孙家冲芦花坎集中。

    当天晚上,我们到张家山集合,由刘西尧同志宣布成立了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张体学任队长,丁汝宸任副队长,文祥任主任。就在这天晚上,下三区淋山河的同志送来情报,由苏联援助国民党军的一批枪炮弹药存放在护林岗仓库中,现在无人管理,通知我们去搬运。这真是一个大好消息,我们随即出山,到天明时把那些枪炮搬到南冲林家塘,随后运到张家山。

    这里附带说一下,近来看到一些史料说鄂东抗日挺进队是1938年10月24日黄冈沦陷后的一天成立的，事实是23日晚上宣布成立后。那天晚上我们去淋山河搬枪炮时,文祥主任就在家用萝卜雕了个挺进队的章子,于24日正式对外宣布:“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成立了。”

改编风波

    1938年12月,我们挺进队已发展到六个中队,一千余人。随即奉命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当时大部份同志思想转不过弯,有的甚至说“这是投降叛变,哪个敢穿国民党的衣裳,戴国民党的帽子,老子就跟他拼命！”

    在芦柴坳大队部就发生这样一件事:炊事班班长“老大娘”竟抄着火钳要“教训”张体学大队长。

    情况是这样:一天上午,张体学、文祥、杜时效等正在开会研究改编问题,“老大娘”却挥舞着火钳跑到张体学面前说:“大队长,你要我穿国民党的军装,戴他的王八徽(国民党徽)帽子,就把我的头砍了吧！你要穿要戴,我这家伙也不同意！”他边说边舞着火钳:“我要教训教训你,我们共产党员举手宣誓是怎么讲的?”

    文祥和杜时效为了缓和气氛,二人同时说:“我们思想也不通,正在研究。”

    “老大娘”说:“着,着。你们两个是大学生,教书的,道理懂得多,我们不能当投降派,当叛徒！”

    张体学笑着说:“‘老大娘’,现在先不讲什么投降、当叛徒,你把身上的抹衣借我穿一下再说”。

    “老大娘”还是在气头上,答道:“借么事,如果穿戴国民党那一套,我就要解抹衣,脱军装,回家种田去。”边说边解下抹衣递给张体学。

    张体学接过抹衣慢慢围着穿在自己身上,又用双手牵了牵对“老大娘”说:“你说我现在是大队长还是炊事班长?”

    “老大娘”听了问话,懵了一下,马上明白了,向张体学敬了个礼马上回伙房，他逢人便说:“穿衣戴帽子是个外表,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的,同志们的心是红的,这和体学穿我的抹衣一样,穿着是大队长,脱了还是大队长!”

    “老大娘”的宣传十分起作用。他是将军山村人,挺进队的许多同志都认识他,他真实姓名叫林从良,是一个无田无地无老婆孩子的光棍条子,从1927年办农会开始,他就从事地下工作。他家有一个阴沟,可住上十个人,在十年内战中,不少同志在那里隐蔽过。特别是他自己有时吃糠米饼,煮缸豆壳子野菜吃,把粮食节约给同志们。所以在芦花坎集训时,漆少川负责生活时特别要他去当炊事员；挺进队成立后,他是首任炊事班长。他有一手弄锅巴粥的手艺,张体学、文祥等都喜欢吃,所以大家都叫他“老大娘”。

    “老大娘”说的话有道理,不管穿什么服装,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就干。在芦柴坳,同志们纷纷传着他的话，一道思想上的难题就这样破解了。

打响敌后第一枪

    1938年12月,挺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我们六中队驻龙王山。那时,由于日军的封锁,食盐十分紧张。我们经常淡食蔬菜,有时在龙王庙的砖墙脚刮土硝当盐炒菜。当时事务长(管伙食)林连山经常化装到方高坪、宋墙、淋山河弄点食盐,由此,通过下三区地下党组织渐渐了解到上述三处日军情况,并不时向少川汇报。1939年2月的一天晚上,漆少川把我和林从耀叫去商量,要炸掉日军驻宋墙的碉堡。林从耀有一手飞檐走壁的功夫,我个儿小也会走夜路,作为他的掩护。我们二人先去查看地形,以便确定作战方案。为此,我们两人连夜下龙王山,过张家山,沿宋墙河小道在敌人碉堡附近看了个仔细,并连夜返回向漆少川汇报。漆少川认为可以偷袭,因为宋墙在淋山河和方高坪日军驻军的中点线上。第二天夜晚,我们派两个排，分别在淋山河一方的护林岗，以及方高坪一方的自金畈阻击敌人的援军。同时限定我们攻击宋墙碉堡在一小时之内完成。漆少川亲自带我们主攻。林从耀拿着10个集束在一起的手榴弹，摸到碉堡的射击口投进碉堡内,我拿着冲锋枪作为后应。那是快鸡叫的时候,敌人正沉睡。集束手榴弹投入雕堡后,里面随即轰轰隆隆连声,火光冲天而起,敌人没有回击。我们跳进碉堡清理战场时,只见尸肉横飞的11个鬼子尸首(一个哨兵逃跑了)，我们当即收拣了长短枪9枝,掷弹筒一个,机枪一挺。我们还向天空鸣了三枪,通知负责阻击方高坪和淋山河的两个排撤退。在我们返回龙王山的路上,方高坪和宋墙的日军枪炮声响了，好似在为我们送行。

    在端掉日军驻宋墙的碉堡后,方毅还带领我们袭击了日军驻淋山河的炮楼以及新洲、上巴河等地的日军,打掉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由中共领导的五大队的威风。

夏家山突围

    1939年9月1日,国民党五战区一七二师和鄂东土顽保安八团制造了震惊国人的“夏家山事件”。夏家山是现麻城市和团风县的交界处,是当时五大队大队部驻地。五大队经过改编,番号也成了国民革命军,但国民党五战区驻鄂东一七二师及王啸风的保安八团,仍不断向我们制造磨擦：国民党当局在给我方五大队发了几个月军饷后就拒绝再停发；保安八团范廷玉部不时向我驻龙王山的六中队进行挑衅。

    这年8月中下旬以后,国民党声称要与驻新洲的日军决战,部队从麻城、罗田、黄冈各地向夏家山靠拢。为了作好应急准备,当时汪进先带领主力一部已向陂安南一带运动,我们六中队也准备向湖区王家坊方向突围。夏家山芦柴坳只有张体学和后勤人员留在那里演“空城计”。为了蒙蔽敌人,我们故意在夏家山方向的东山寺、徐家山等地公开放了步哨,作出保卫夏家山的姿态。范廷玉部本来驻在马鞍山,看到我们上述行动,即回驻漆柱山,这就给我们突围减少了阻力。9月1日的下半夜,从夏家山方面不断传来枪炮声,我们派出一个班故意向贾庙方向鸣枪呼应。与此同时,东山寺庙也响起了枪声,我们以为是派出的铁冶一个排在虚张声势,掩护我们向淋山河方向突围。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范廷玉部到东山寺,将我党一位从1927年就隐蔽下来的老党员林少儒枪杀了。林少儒,1927年为中共上巴河区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自筹资金在白坳开办启林学校,并领导中共长冲支部从事地下工作。挺进队成立后,他把学校从白坳迁到铁冶东山寺,为部队输送了不少青年学子。当时，我们多次动员他下山隐蔽,他却一再说自已是教书的,如果国民党要对他下手，就会使更多的人认识蒋介石的卖国投降真面目!这位老党员就这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夏家山事件中,国民党部队从9月1日夜起，接连不断地进行所谓“清剿”活动,共屠杀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和群众三百余人。

1939年9月1日,我们六中队从龙王山突围到王家坊,在当地党组织的掩护下,紧紧依靠群众,建立了王家坊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形成了东进黄（州）蕲（春）广（济）,南跨武（汉）鄂（州）公路,西接黄安南,北抵麻城,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的敌后游击区。当年12月,成立了黄冈县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张体学率豫鄂东挺进纵队一团队返回这里,新四军五师也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1942年2月,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也率部到王家坊视察。

转载《湖北文史》第八十二辑 (本文作者杨保卿  林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