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房粉刷一新,接下来要清洁和布置。新房在七楼,没有电梯,得靠双腿爬梯登高,有点累。但这累是有回报的,顶楼奉送晒台一个。我们家的那个晒台十三平方米,一半面积的上方被原房东做了玻璃顶棚。顶棚下装有升缩的晾衣架,衣服晾在那里,风雨不侵。洗衣机和污水斗自然都放在晒台上了,节省了室内的空间。别小看晒台那十几平方米,走出落地窗就是室外,我们可以直接和阳光亲密接触,我们可以举手踢腿伸腰做做运动,我们还可以种植些花草树木怡情养性。当然只能是盆栽,和真正的泥土地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不由地让我回忆起南昌路老屋小花园里发生的许许多多往事来。
我七岁时搬到南昌路舅舅家,那是西班牙式一到四层双开间的洋房,煤卫齐全,闹中取静,在当时的居住条件下,那是上只角里的高档住宅。每幢楼前都有个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小花园。小花园里,通往二楼的扶梯占去了一些面积,一步阔的水门汀小径又占去了一些面积,余下的那方泥地并不是很大,但在我们城市孩子的眼中,已绰绰有余。
这块泥地还特别肥沃,泥土里的蚯蚓长得可粗壮了。男孩子们常常把蚯蚓从泥土里翻出来,切成两段,看它们扭曲打滚,转眼间变成两条,重又钻入泥中。记得我小哥写得一片赞美蚯蚓的作文,被老师捧作范文,老师写的红字评语占了大半页面,还夸他能在生活中仔细观察,让当时成绩不好的我好生羡慕。
看蚂蚁觅食也是我们童年时的乐趣,我们还用毛豆、小青虫放在蚂蚁的必经之路,乐此不疲地看着蚂蚁发现食物后急急离去,互相用触角传递消息,然后众多蚂蚁聚拢在一起,合力把食物搬入洞中。
入秋后蟋蟀欢快地叫起来,二个哥哥早已准备好了网兜和竹筒,在夜色中行动,每年他们总能捉到几个。哦,还有金鱼,我大舅把个大缸埋入泥土中,只露出半寸左右的缸沿口,即便入冬冰冻飘雪的天气,那些金鱼照旧在缸底悠哉游哉,泥土保温,一点也冻不坏它们。开春后蚂蚁什么的在缸沿爬,一不小心掉下水中,立即被金鱼张口吞食。与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不同,在自然生态下,他们有了点野性。
那些泥土可不会让它们荒着,我们曾种过许多种植物。山药的块根钻得太深,我们挖掘不到,那样也好,每年不用播种,到时绿藤就攀满花园的篱笆墙。牵牛花、凤仙花、鸡冠花是年年点种的,到了夏日,花儿总是开得热热闹闹。园子里每年还种丝瓜,丝瓜贱生,瓜藤直攀到三楼。结的丝瓜,挑嫩的作了菜,留几根老的成了丝瓜筋。丝瓜叶不知能治什么病,记得有年某邻居向我大舅母讨要过。我们还种过落花生,正好语文课本上有许地山的“落花生”一课,一篇不错的散文。我们种了,看它开花后钻入土中,和书中描写的是一模一样。许是泥土太粘不够沙性,秋天的收获不多,但母亲还是把它们收起来炒了一下,每人分食几颗。自己种的东西,品尝出来的滋味特别的不一般。对,我们还种过葫芦,用竹片搭个棚,棚下大大小小的挂了好些葫芦,由青变黄,再变成了我们的玩物。
小小花园不总是常绿的,有一年,小花园变成了养鸡场。我大舅养了十来只母鸡和一只公鸡,那洋种公鸡高大威猛,甚至见人就啄。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物资缺乏,城市里不禁止养鸡养鸭,隔壁人家的小花园里,还养过羊和兔子。
文革前夕,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花园里长得好好的那株棕榈树,忽然枯萎倒下了,好像预兆了些什么。果然,红卫兵来抄家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来采取“革命”行动,翻箱倒柜不算,还把有缝隙的墙都敲开,还掘地三尺,把小花园里的土都翻起来,堆得像座小山似的,目的是为搜寻金银珠宝。个人的正当财富成为剥削罪证,成为革命目标,确实是史无前例。
我们被赶到底楼,腾空的房间来了新的主人。三楼住进了在区公安局工作的老山东(南下干部),二楼住进了区工总司二把手(造反派、流氓)和一家住房困难户(工人成分的小市民)。小小的花园空地成了公共用地,谁都眼红这块地方。三楼的老山东要停放他的摩托公车,车头就对准在我们的窗下,刺鼻的汽油味直朝窗缝里钻。二楼的流氓仗着他家有扶梯通到园子里,更是一直不断地试图把小花园的全部或者部分变成他家的私有领地,怂恿孩子吵闹、堆杂物、搭车棚,一样样变着法儿来。那时我心里恨恨,心想倒不如没有这么个小花园,还能稍稍安宁些。
十年前我买了房搬离了南昌路,现在有人说我房子买对了。那时的房价便宜这不假,但我丁点儿没什么先见之明和投资意识。使我下决心买房,一来是住房逼仄太需要改善,二来也是为远离恶邻的干扰,离开使我感到压抑的环境。
人生60年已匆匆过去,现在的日子不愁吃不愁穿的,但想想,还是童年时最开心。有父母关爱着,无忧无虑无憾无恨。
201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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