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房粉刷一新，接下来要清洁和布置。新房在七楼，没有电梯，得靠双腿爬梯登高，有点累。但这累是有回报的，顶楼奉送晒台一个。我们家的那个晒台十三平方米，一半面积的上方被原房东做了玻璃顶棚。顶棚下装有升缩的晾衣架，衣服晾在那里，风雨不侵。洗衣机和污水斗自然都放在晒台上了，节省了室内的空间。别小看晒台那十几平方米，走出落地窗就是室外，我们可以直接和阳光亲密接触，我们可以举手踢腿伸腰做做运动，我们还可以种植些花草树木怡情养性。当然只能是盆栽，和真正的泥土地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不由地让我回忆起南昌路老屋小花园里发生的许许多多往事来。

我七岁时搬到南昌路舅舅家，那是西班牙式一到四层双开间的洋房，煤卫齐全，闹中取静，在当时的居住条件下，那是上只角里的高档住宅。每幢楼前都有个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小花园。小花园里，通往二楼的扶梯占去了一些面积，一步阔的水门汀小径又占去了一些面积，余下的那方泥地并不是很大，但在我们城市孩子的眼中，已绰绰有余。

这块泥地还特别肥沃，泥土里的蚯蚓长得可粗壮了。男孩子们常常把蚯蚓从泥土里翻出来，切成两段，看它们扭曲打滚，转眼间变成两条，重又钻入泥中。记得我小哥写得一片赞美蚯蚓的作文，被老师捧作范文，老师写的红字评语占了大半页面，还夸他能在生活中仔细观察，让当时成绩不好的我好生羡慕。

看蚂蚁觅食也是我们童年时的乐趣，我们还用毛豆、小青虫放在蚂蚁的必经之路，乐此不疲地看着蚂蚁发现食物后急急离去，互相用触角传递消息，然后众多蚂蚁聚拢在一起，合力把食物搬入洞中。

入秋后蟋蟀欢快地叫起来，二个哥哥早已准备好了网兜和竹筒，在夜色中行动，每年他们总能捉到几个。哦，还有金鱼，我大舅把个大缸埋入泥土中，只露出半寸左右的缸沿口，即便入冬冰冻飘雪的天气，那些金鱼照旧在缸底悠哉游哉，泥土保温，一点也冻不坏它们。开春后蚂蚁什么的在缸沿爬，一不小心掉下水中，立即被金鱼张口吞食。与养在玻璃缸里的金鱼不同，在自然生态下，他们有了点野性。

那些泥土可不会让它们荒着，我们曾种过许多种植物。山药的块根钻得太深，我们挖掘不到，那样也好，每年不用播种，到时绿藤就攀满花园的篱笆墙。牵牛花、凤仙花、鸡冠花是年年点种的，到了夏日，花儿总是开得热热闹闹。园子里每年还种丝瓜，丝瓜贱生，瓜藤直攀到三楼。结的丝瓜，挑嫩的作了菜，留几根老的成了丝瓜筋。丝瓜叶不知能治什么病，记得有年某邻居向我大舅母讨要过。我们还种过落花生，正好语文课本上有许地山的“落花生”一课，一篇不错的散文。我们种了，看它开花后钻入土中，和书中描写的是一模一样。许是泥土太粘不够沙性，秋天的收获不多，但母亲还是把它们收起来炒了一下，每人分食几颗。自己种的东西，品尝出来的滋味特别的不一般。对，我们还种过葫芦，用竹片搭个棚，棚下大大小小的挂了好些葫芦，由青变黄，再变成了我们的玩物。

小小花园不总是常绿的，有一年，小花园变成了养鸡场。我大舅养了十来只母鸡和一只公鸡，那洋种公鸡高大威猛，甚至见人就啄。那时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期，物资缺乏，城市里不禁止养鸡养鸭，隔壁人家的小花园里，还养过羊和兔子。

文革前夕，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花园里长得好好的那株棕榈树，忽然枯萎倒下了，好像预兆了些什么。果然，红卫兵来抄家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来采取“革命”行动，翻箱倒柜不算，还把有缝隙的墙都敲开，还掘地三尺，把小花园里的土都翻起来，堆得像座小山似的，目的是为搜寻金银珠宝。个人的正当财富成为剥削罪证，成为革命目标，确实是史无前例。

我们被赶到底楼，腾空的房间来了新的主人。三楼住进了在区公安局工作的老山东（南下干部），二楼住进了区工总司二把手（造反派、流氓）和一家住房困难户（工人成分的小市民）。小小的花园空地成了公共用地，谁都眼红这块地方。三楼的老山东要停放他的摩托公车，车头就对准在我们的窗下，刺鼻的汽油味直朝窗缝里钻。二楼的流氓仗着他家有扶梯通到园子里，更是一直不断地试图把小花园的全部或者部分变成他家的私有领地，怂恿孩子吵闹、堆杂物、搭车棚，一样样变着法儿来。那时我心里恨恨，心想倒不如没有这么个小花园，还能稍稍安宁些。

十年前我买了房搬离了南昌路，现在有人说我房子买对了。那时的房价便宜这不假，但我丁点儿没什么先见之明和投资意识。使我下决心买房，一来是住房逼仄太需要改善，二来也是为远离恶邻的干扰，离开使我感到压抑的环境。

人生60年已匆匆过去，现在的日子不愁吃不愁穿的，但想想，还是童年时最开心。有父母关爱着，无忧无虑无憾无恨。       

201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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