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奇怪怪怪物，洒洒洋洋洋文

　　日本的妖怪有许多叫法（以各种姿态出现）：Obake(御化）、怪物、精霊(Seiryō,Seirei)、座敷童子(Zashikiwarashi)、苧雲丹(Imouni)、山姥(Yamanba)、河童(Kappa)、Nuppeppou（野箆坊:肉塊様姿态）、獏(Baku)、命婦(Myōbu)、箒神（:扫把神Hookigami）等等。　　洒洒洋洋形容文章或谈话内容丰富、条理清晰且连续不断。自《韩非子·难言》中“洋洋洒洒”的表述。清代陈森在《品花宝鉴》称其作品“洒洒洋洋奇奇怪怪五十余万言”，突显其行文宏大的特点。但今天那洒洒洋洋的“洋文”，却是奇奇怪怪“怪胎”。
　　大阪知事吉村洋文最近提出自己因果错置，以偏概全，概念混淆的持论（主张或立论）“坐着说话不腰疼”，真是 洒洒洋洋。中国人不来日本旅游，正好让日本人避免拥挤不堪，物价飞涨。中国游客少了，销售额下降了，正好让国人摆脱依赖中国型的发展经济。没有中国也照样发展正是今后的努力方向。这，就是吉村洋文大阪知事发表的激昂放谈。坐着说话不嫌腰疼，坐着的人哪知道站着的人腰酸背痛！与“何不食肉糜”的道理如出一辙。
　　“坐着说话不腰疼”是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意思是有些人不亲身经历事情，只是站在一旁发表意见，却不考虑实际情况和做事的难度，为了选票去得罪中国，政客们可能觉得无所谓，反正选上了就行。但财阀们不这么想，他们的钱袋子可不想跟着打水漂。
　　大阪议会闹着要中国道歉，同一日日本财阀大佬却悄悄登门求和——政客为选票表演强硬，商人却为真金白银急踩刹车。当高市早苗触碰中国底线时，真正管钱的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已带着'生意不能停'的潜台词坐进大使馆，揭开了日本政经分裂的戏剧性幕布。
　　政客们要的是选票，要的是民意支持，所以得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强硬。财阀们要的是利润，要的是市场，所以得跟中国保持关系。这种矛盾，在日本政坛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这次因为高市早苗的激进做法，被暴露得更明显了。吉村洋文的对华态度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两面派?”人。在地方经济和文化交流层面，他注重合作利益；但在国家政治层面，他倾向于迎合右翼立场。这种“政冷经热”的双轨策略，反映了日本部分保守派政客在中日关系中的典型做法。对于中国而言，需区分其地方合作诚意与政治立场风险，在具体领域（如世博会）推进务实合作，同时警惕其在敏感议题上的负面动向。吉村在地方事务中强调对华合作，但在国家安全和外交议题上倾向对华强硬。他一方面推动大阪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支持右翼政策，包括涉台不当言论。

　　怪人三島由紀夫：1925年，他出生在东京名门，原名平冈公威。祖母夏子出身德川幕府时代的旧公卿家，礼数多，规矩全，带着他在古典与禁令里长大。外面的世界关着门，内心的世界就开了窗——追求完美，迷恋力量，也和死亡“面谈”过无数回。学生时代，他是学霸范本，从学习院高中部一路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成绩漂亮，涉猎广泛。1944年成为预备役士兵，1945年被征召入伍，临出发被军医把感冒误诊成肺病，遣返回乡；他原本要去的部队后来全军覆没。日本战败后，17岁的好友莲田善明远在马来半岛选择自尽，这个消息像铁块砸在他心上，他认定自己“欠了一次死亡”。1949年《假面自白》横空出世，半自传式地撕开心底的帘子；随后《金阁寺》借寺被焚之事写“美与毁灭”；十年磨一剑的《丰饶之海》四部曲，绕着轮回、虚无打转，文学地位水涨船高。1958年，他娶了23岁的杉山瑶子，家世好、颜值佳，“郎才女貌”的样子很体面，但他内心对男性力量与美的执念，却让婚姻更像“完成任务”的清单。他公开扮演好丈夫，私下的情感却像两条岔路越走越远。
　　表面看，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霓虹闪烁，文学名家风头正盛，他也拍电影、练健身、学剑道，媒体镜头下一派光鲜。家里有妻有子，书架上是畅销书排行榜，一切似乎安稳。可这安稳只是罩在水面的薄冰，底下的水流一直没停。他在公开场合谈传统、谈礼，谈日本精神，暗地里筹划“盾会”，以青年为骨干，鼓吹武士道训练，借用自卫队场地练队列、练刀法。他说要唤醒某种“失落的精神”，把“体魄”当成通往真理的梯子。这在当时的文坛像一声闷雷，有人赞他“文武双全”，也有人劝他“别把文学和政治拧在一块”。反对者的理由很直白：战后宪法已经定了基调，复古的军装、复古的口号，除了制造对立，没有别的。也有人嘲讽他是在做“历史话剧”，台词华丽，道具讲究，情节却走向硬拐弯。更让人不安的是，他的审美逻辑里，美可以通往毁灭，毁灭也能被包装成美，文学的刀，渐渐向现实划去。与此同时，他继续在公众面前演绎“尽责的父亲、敬业的作家”，仿佛一切风平浪静。可留心看细节的人会发现，他在演讲、在随笔、在训练里不断加码，语气更硬，动作更猛，像是把一个剧本排到最后一幕，随时等锣声落下。
　　锣，果然在1970年11月25日敲响。他带着“盾会”成员闯入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扣住军官，走到阳台演说，喊话恢复军国主义体制，想把沉睡的士兵唤醒。回音寥寥，士兵们并不买账，甚至有人起哄。场面一度尴尬到可以用针戳破空气。他没有再试图说服，而是转身回到室内启动“仪式”。切腹这事讲究介错，最好是一刀干净。他的第一次介错人没能砍利索，换了第二个、第三个，仍不成功，血腥与混乱叠在一起，现实远比古籍粗粝。最后，学习过居合道的盾会成员古贺浩靖接手，这才一刀了断。这场以“美”为名的死亡，拆开来却是一地惨烈。事后，先前没砍成的介错人因“委托杀人罪”被各判四年。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作家们赶往现场，管制严，只让川端康成进去看了遗体。川端后来对学生说出那句让人心里一沉的话：若诺贝尔奖给的是他，也许不会有这场悲剧。最初埋下的伏笔——对失去“战死”的歉疚、对武士道的迷思、对“美即毁灭”的偏执——在这一天集中爆炸，文字变成刀，修辞变成血，审美在现实里撞了南墙。
　　风暴过后，总要归于表面平静。警方交接、媒体收束、社会继续忙碌，仿佛这只是新闻里的一页。葬礼上近万人列队，支持者把他送上神坛，反对者把他拉下神坛，两派都气势很足。家人面对巨大的舆论与法律尾声，盾会瓦解，相关成员服刑，外界的争论并没停。新的障碍也出现：文学界如何评价他的作品与他的行动？能不能分开看？出版社要不要调整市场策略？学校里相关文本要不要避嫌？这每一条都像坑。更深的分歧在社会层面——战后日本到底是谁的日本，是宪法之日本，还是传统之日本？美学能不能成为政治的外衣？这些问号没解开，就像被压在地毯下面的小石子，走着走着总会硌脚。时间往前推17个月，川端康成在家中拧开煤气，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安静收场。这一走，像又给这场长剧按下一个黑色叠化。回到我们这边，中文世界的读者也在讨论：有人沉迷他的文字，把《金阁寺》的火当作思想的火；有人直呼不可接受，强调“极致审美”一旦越界，就会伤人。社交平台上常见一组对立：一方主张“作品与人分离”，另一方强调“价值与表达统一”。意见越辩越硬，各守各的壕沟，和解看起来无望。表面上风波过去，实际上，关于“美、力、死与国”的纠结并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