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三）：亲历上半场，---新冠疫情周年周年记
当新冠疫情在美国全面爆发、遍地开花时，有一句话流行开来“中国打上半场，美国打下半场；在美华人打全场”。上半场在美华人购口罩、捐现金往中国运。各种群里是热火朝天地动员捐款、捐物质，新闻报道有些大型华人社团包客机客装运防护物质。下半场就不用说了，每一位在美华人都经历过，并正在经历。
我作为在美华人，自然也参与了全场。不过，我的上半场跟大多数不一样。因为，疫情在中国爆发时，我正在国内，参与感更真切。
回国前就在一个群里瞄到武汉海鲜市场的纷纷议论，但一点都没有在意，更无法想象后来的严重程度。回国后若无其事地走亲戚，会同学，访朋友，每天跟几十号人近距离接触，还包括刚从武汉回来的。武汉封城消息开始沸沸扬扬时，我仍然每天奔袭几百里，穿梭在省城和家乡的高速公路上。如果我不幸在中途感染了，那我一定也是一位超级传播者。而且受害者都是我的近亲、发小、挚友，几位七八十岁的亲人可能因此而毙命……，想想都后怕。
除夕前一天武汉正式封城，近在咫尺的家乡仍在热热闹闹、喜气洋洋、挤挤攘攘准备年货。我每天徜徉在几个超市，蔬菜市场，活禽牲畜市场，流连于街道小铺、摊位地盘，感受久违的家乡节日气氛，熟悉而又陌生的乡俗，还有既冷又暖的空气。看见中意的东西就随手买下来，买满双手就回家一趟，然后遭妈妈一顿数落，“都堆到厨房门口了，还往家里运！”妹妹一旁添油加醋、落井下石，晚辈们则幸灾乐祸。
但年后的几天，形势变得比夏天的云天还快。
初一。在老婆的一再催促下，上午买了两小包口罩。很快发现口罩不够用，但下午就需要排长队，而且最后断货。颇让人意外的是，晚上舅舅带他从外地回来过年的表亲来我家，说是给我妈妈拜年。
我舅舅，和舅舅的舅子，都住在附近。家乡的乡俗里，外甥给舅舅拜年是第一要紧的，马虎不得。某年，姐夫因故初二才去给他舅舅拜年，他舅舅连忙给我姐夫作揖拜起来，这明摆着要羞死姐夫。为了既随从乡俗，又避免相撞，我们这几家近亲早年都已经商量好了，初几谁去哪家。
表亲给我妈妈拜年原定初三，而且，舅舅也不会随表亲来拜年，而是吃饭时我们专门去请他。初一晚上拜年，而且舅舅带头，显得很突兀，所以我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等客人离去，跟老娘聊着聊着才明白过来，舅舅是委婉通知我们，拜年只走过程，不搞聚会和宴饮。
初二。早饭后，和从外省回来的妹妹一起去了趟舅舅家，礼节性地喝了几口茶，剥了一个桔子，便起身告辞了。
超市里开始有人戴口罩，药店门口排队更长了。居委会开始清查从武汉、湖北返乡人员。微信里不断刷新感染人数，长沙、岳阳、邵阳、常德，湘北湘南各市相继失守，我们区也报告一例。与湖北接壤的常德市，虽然远不如长沙、岳阳重灾区，却让人战战兢兢，毕竟去湖北打工做生意的人实在太多，毕竟要越境投亲实在太容易。
官方运动广播站缓缓穿织主要街道，号召武汉、湖北返乡人员主动汇报，家属配合，街坊邻居报告；娱乐场所关闭，接着非民生用品店关闭。而坊间的议论则更紧张，超市可能关闭，高速也要关闭，小区限制出入。
最为紧张的是各国正考虑关闭跟中国的交通通道，那样我就无法赶回美国，说不定工作都要丢弃。
老婆越洋指挥，要我多准备口罩和消毒酒精。口罩时有时断，我下决心排了长队，买了一大包简易口罩。又买了消毒酒精和棉球，准备回美一路用。她又联系agent考虑换机票，但费用太贵，一犹豫，机会就溜掉了。
初三。为了确保按时达到黄花机场，我决定提前两天到长沙。商务客车已受到有关部门指示，暂停运业，就准备包私家车。正好亲戚要返回长沙，就搭了便车。出收费站时，大批车辆停靠一旁接受盘查。亲戚是长沙人，无阻碍通行。如果包私家车，还不知是啥情况呢。亲戚小两口和我都全程戴口罩，话也不多，大概都有默契，少说话，减少空气传播的可能。咳嗽也不敢用力，深怕让有些紧张的气氛更加凝重。
在长沙入住民航大酒店，这是七十年代的老楼，但有其它宾馆无法超越的优势。它在省城闹区，楼下有直达机场的大巴。入住后第一件事是房间消毒清洗，桌面、座椅、电吹风、烧水壶、遥控器、浴室手可触及处，都用酒精擦一遍。浴池、洗脸池烧开水淋冲。当然，水杯、嗽口杯都用开水浸泡。这是老婆千叮咛万嘱咐的，即使她不在跟前，也打不得折扣。
街上几乎没有行人，车辆也稀少。这或许是大城市春节的本色，但疫情加重了这番色彩。街道很安静，很清洁，大概只有真正的长沙人，才能感受到，这是春节的冷清。不像妈妈那个小镇一般的管理区，鞭炮、烟花残渣遍地，街道上、商店、超市人声鼎沸，充满了乡俗里的大年气氛。
超市、餐馆、药店都有不少正常营业。但跑了几家药店，都没有口罩。离家时，把小包口罩给每家分发一个，简易口罩又给妈妈留了两个和其他家人，保证每人至少一个口罩。这样，自己只剩小包口罩两只，简易口罩五只，担心一路口罩不够用。
酒店餐厅关闭了，应有关部门要求。午餐晚餐是从隔壁新华楼买的，享用前，塑料饭盒酒精消毒。
初四。下午从外面溜达回酒店，接待员拦住我，“终于找到你了！”。原来，在我出门闲逛的个多小时里，酒店清退了顾客，当然也是应有关部门要求，唯独找不到我，急死工作人员了。当然，现在该轮到我急死了。这么正儿八经的酒店都被勒令暂停，我从哪里找住处呢？更进一步，机场大巴会不会也勒令暂停？想到这里，决定直接去机场附近住。无聊就无聊吧，反正离登机就一天半了。
妹妹给我网上订的一个房间，看上去很脏，坚决退了。我不要啥服务，但房间需要在上个顾客走后彻底打扫过，床单、被子、毛巾消毒清洗过。于是，我徒步找到一个看上去不错的，让她再订。
把住处搞定，不用在这特殊时期强行打搅老同或亲戚，紧绷的弦又放松了不少，维持了短暂的惬意。在机场奥特莱斯周围走一圈，然后沿正在开发初期的地皮往外走。人行道边的树还缠绕绳子并用棍子撑着，新推出的黄土包覆盖绿色环保网。
老家群里流传一份本乡从武汉返乡人员名单，包括所在村和实姓实名，我粗估了一下，两百多人。这份名单的流传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你可以控告其暴露隐私，变相歧视，造成困扰和精神迫害。但在在中国，特别是疫情危机每一个人的时候，似乎理所当然。
回美后那位去过武汉的同学告诉我们几个铁哥们的同学小群，村治安主任找到他，要他注意隔离，并等待检查通知。我这才从返乡人员名单里赫然发现他。同学其实在省城开公司，并身兼武汉某名高校在我省的分院领导人。这件事给我最大的感叹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组织力实在太强大了！
美好的心情持续到第二天中午。
初五。前台电话告诉我，四点之前必须离开。我的第一反应是，今晚我要露宿街头了。要不，就在机场蹭一晚吧，街头实在太冷了，今天才正月初五。
抱着渺茫的侥幸心理，我打算还是再去找一找吧。路过前台时，看到三四个穿制服的正和前台交涉，其中一个说到，这是绝不允许的。跟一个排队等退房的顾客套了一下磁，她告知我，“收留了湖北客！”，声音压得很低，但充满跟制服人一样的愤怒。
湖北客！不知他们是封城后溜出来的，还是之前流落他乡的。那会儿上面似乎还没有制定相关对策，下面穿制服的用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拒之门外。
同学群里不时问好武汉同学，武汉同学也及时回复。“去对面小超市买了一袋米”，“买了一篮子蔬菜”，“在家里窝了一天”。武汉同学非常谨慎，远没有我们外地人想象的恐怖，这点很像我的感受对比于美国华人圈子里的。所以，最大的恐惧是等待灾难来临之前，是在可望又未及的地方。
收留湖北客没有来得及激起我的愤怒，却让我重拾了找住处的希望。
果然，我找到了新住处，而且是正牌机场宾馆。机场很多旅馆，包括昨天赔钱推掉的那家，都冠以机场宾馆之名以招徕顾客。机场宾馆跟二楼站紧挨，应该是最老的，陈设很久了，但除了地毯，其它都还不错。当然，餐厅关门了，前台说的。路过餐厅时，看见门时开的，还有人在吃饭，进去问了一声。当头的告知我，不对顾客开放，只供工作人员做工作餐。
初六。退房时，看到前台牌子上写道“鉴于疫情越发严重，宾馆从即日起，暂停对外营业”。侥幸！再晚一天，真要到机场大厅曾睡了。
我这次是在上海转机，从长沙到上海一路无话，只是进机场、过安检时都有测温。但下机进入浦东机场，气氛就大不一样。随国际转机标识转了几个弯，看到工作人员在收编我们那个和另一去美国航班的乘客，旗下已有不少人，大都表情凝重。一会儿，另一工作人员带我们到一处人山人海的地方，在那里做温度测查，证件和机票核查。那里很拥挤，偶尔有插队现象。每人填写一张简表，以前没有过，所以边填边问了几个问题。
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正跟家人打电话，她去加拿大的航班取消了。美国此刻差不多午夜了，希望不要连夜发布禁令哦。否则，比没有出门更糟糕！
所幸，美国政府的禁令两天之后才发布，我按时离开浦东，一路顺顺畅畅，包括那个总令我不安的美国海关。
后记。返美后，按公司要求在家隔离两周，然后感觉嗓子不太好（相对于以往，这次算是好的了），又补请继续在家工作一周。再次进公司时，已经返美近一个月。正常上班后，仍自觉保持最大可能的距离，包括不跟同事一同午餐，-这本来是工作中最快乐的时刻。第二周中，报道称我所乘坐火车线路上诊断本州第一位感染者，我立马请求在家上班观察几天。两天后，公司通知所有东部办公楼人员一律在家上班。第二个工作日，在家上班延展至中部地区办公室。我因为提前两天开始，个人物品仍然留在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