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礼”之变通性太大,在天平盛世,又国家公器推而行之,可移风易俗,兴礼仪之邦。同样因其变通性大,当有王莽、曹操这样的人出现之时,则无力反抗。孔子本人,见季氏八佾舞于庭,大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又能怎么样呢?什么也干不了!
这是以仁义礼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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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更该问的是,人而不仁,礼如何?人而不仁,乐如何?
既然出现了“人而不仁”,“礼崩乐坏”,就说明用礼乐来规范社会生活之系统不完善,应寻求变革,找到更好的系统。“复礼从周”等于削足适履,岂能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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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那个领导愿意身边有这么一位,总是挑礼,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让他干事儿,他又干不好。
知之未必能行之,行之不一定能做好。
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以雍彻,此乃虚荣心。虚荣之心人皆有之——当然,孟子是不会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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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老子不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从此满世界找工作,找不着,差点没饿死,而人家舞照跳。
这里反映出儒家思想的一个致命问题,即对小人说教不起作用,怎么办?孔、孟都只谈光明的一面,避谈阴暗面,遇到坏人坏事,干没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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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义者,宜也。”看似明确,实则含混。
什么是合理?怎样算适宜?无明确标准。公认的作法是“中庸”以多数为宜。大家都慎言慎行寡尤寡悔,见不义装没看见,于是见义勇为者也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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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斯言不知是学《易》之前还是之后,孔子只知小变,不知大变。
朱熹注曰,三纲五常为礼之大体,天地之常经,故百世不变。礼崩乐坏,孔子言之,叹之。若真是天地之常经,岂有崩坏之理?
孔子本就是个保守派,什么都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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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无信不行,过执也不好,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对大众则主张去食存信——“民无信不立。”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可以看做是“言不必信”的衍生物。
顺孔子这种君子人的思路看,没什么问题;但仔细想之,则漏洞极大。&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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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你不是什么都行吗?怎么不去当官?这话直戳孔子内心痛处。
孔子被人揭了短,就搬出《书》中的话来遮羞。这跟孔乙己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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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问之以计,答之以理;道理虽通,无方无策,则虚。
试想,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刘备会请他回去当军师吗?
思想家与实干家不同。马克思初期也积极参与革命,后来便专注于著书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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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直与枉”是相对的,看话语权在谁手里。
《史记·滑稽列传》,记西门豹治邺之事。西门豹到邺之后发现百姓“苦为河伯娶妇”。
河伯娶亲那天,西门豹看了看要献给河伯的女子说,太丑,请巫祝下河去跟河伯说一声,过两天再找更好的送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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