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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出身很是“显赫”,但到他这一辈已经没落,当然还有些家底,抗战逃难到四川还想做生意,但一个外乡人,失败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然后就做起老太爷,当时不过50出头。到了我记事的年月,他已赋闲在家多年,很尊严的样子,话也不多,我们小孩子都躲他远远的,现在想来外公一定很寂寞。一次我们几个兄弟在家“斗蟋蟀”玩,输了把蟋蟀放在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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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有几个关键路口,一旦选择某个方向了,就很难改变道路的轨迹,有些是被迫的,这就无所谓后悔。但有些是自愿的,事后总觉有些后悔,当然是于事无补,只能作为人生的经验,留给后人参考。母亲近百年的人生,有几次关键的选择,不能简单的评论对错,当时作出的选择,是受条件的约束和对人生道路的认识,还有家庭的考虑,当然更有人生阅历,最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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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1948年元旦搬进银行的房子,第二年元旦后几天我的大哥出生。他的出生给父母两家都带来极大的喜悦。父亲是长子,母亲虽是老二,但大姐早就病故。母亲比我外婆厉害,第一胎就是男孩。把我的阿娘乐得不知如何是好。但上海当时的形势实在不行,特别是钱币贬值的厉害,早已废弃不再流通的银元又开始吃香。金圆券几乎等于废纸,但换银元是违法的,上海当局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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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抗战终于胜利,母亲和家人,和同事,和远在国外的父亲(当时还没有结婚)一起狂欢中国人民的胜利!我曾问过母亲,可有将冬天的棉袄里的棉花撕出来,绑在竹竿上点火游行庆祝。
然后大家就要“复员”了。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普通政府文职员工要复员,可能这是一个特定的词汇,指从战时转为平常时期,希望朋友们指教。母亲工作的农民银行总部准备去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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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小孩子问父母有两个永远不变的话题,我从哪儿来和你们怎么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母亲的回答从来不变,父亲的回答则要看他的心情和我们的表现,从医院里抱回到弄堂里捡来全有。第二个问题尽管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但大同小异,都要从我父亲的弟弟,我的二叔开始。
父亲的家乡是宁波城外的慈谿,小学在村里的新学堂念,初中在慈谿城里的慈湖中学,高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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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反革命,这是一个严肃问题。
母亲在重庆接触过许多人,由于公务员的身份,接触的人当然政府方面的人多些,但当时政府里或农民银行里,公开的,隐蔽的共产党人也不少。母亲在本职工作以外做过许多事,但她很少告诉我们,实际小时候我们也没兴趣,不问,或者听过算数不上心。我分析,不外乎“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经历。
农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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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谈到所谓的抗战大后方生活,一般指在重庆,好像连近在咫尺的成都也不算,旁边的贵州云南是大后方,但不是那种大后方。对大后方的生活,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估计是某位记者讲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十分形象。至于什么算紧吃,没有人想关心知道。反正大伙都认为蒋介石那一伙就会吃,还要紧吃,抗战的事情早就丢脑后了。电影“一江春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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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1938年初逃难到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离开,一直住在重庆,全程经历日寇对重庆的轰炸,菩萨保佑,只受过一点皮肉之伤,多半还是建筑物废墟所致,或跌倒擦伤,家人也没有受重伤的。
日本人在1937年经过淞沪会战,己经知道“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不可能性,然后是希望通过占领首都南京并屠城,逼迫政府投降,但中国选择不投降。政府退到武汉继续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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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说到母亲参加高考的事,这可是母亲挥之不去的懊悔和无奈。四川历来有“瘴气”之说,北方人去那地方容易生病,特别是“打摆子”病,人的体温一天变化几次,一会儿冷得要盖棉被,一会儿又发高烧,大汗淋漓。母亲得了这病,而且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作,当场在考场昏过去。醒过来已躺在医院,等她恢复能下床走路,估计大学录取通知书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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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磨难,母亲和她的外婆,舅舅等到了重庆,稍后不久,我的外婆外公带着我的几个舅舅和阿姨也逃难到重庆。据母亲说,他们一路上吃得苦简直没法说。母亲大约是1938年初南京沦陷后离开合肥的,其他人则在合肥沦陷前仓皇出走,几乎滞留城中。5月初合肥城被日本人占领,外公的几个兄弟和家人都没有逃出来。母亲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三个伯伯和伯母,他们的子女和后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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