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故事15——十字路口的选择

   人的一生，有几个关键路口，一旦选择某个方向了，就很难改变道路的轨迹，有些是被迫的，这就无所谓后悔。但有些是自愿的，事后总觉有些后悔，当然是于事无补，只能作为人生的经验，留给后人参考。母亲近百年的人生，有几次关键的选择，不能简单的评论对错，当时作出的选择，是受条件的约束和对人生道路的认识，还有家庭的考虑，当然更有人生阅历，最后是“命”。

   抗战胜利，母亲已经26岁，工作也有六，七年了。农民银行准备迁离重庆去上海。抗战八年，多少人喊着要“打回老家”去，多少人妻离子散要回家乡和亲人团聚。我的外公和外婆是“回乡”派，他们的兄弟姐妹大多在合肥老家，房子田产也在那。日本人占领合肥后，音信寥寥。现在好不容易可以回去了，当然很高兴。母亲如果不去上海，可以从银行拿一笔数目可观的“复员”费，还可以保证银行在合肥的分行找到工作。但母亲选择去上海，并说服外公外婆及弟妹一起到上海，承诺会负责他们的生活。我的父母是第一代上海人，我们几个兄弟算是出生在上海，但户籍本上，我们的籍贯是浙江人，除了父亲，一家人都不会说浙江宁波话。

   现在看来，这真是非常正确的决定。首先放弃了老家所有房产和地产，外公和外婆的身份就成为城市居民，连职业都没有。外婆一生没有外出工作，外公抗战期间做生意失败就再没有真正工作过，否则至少是没落地主官僚什么的。这样，1949年后，他们的日子就难过了。所以填表时，母亲和几个舅舅阿姨的家庭出身都还不错，好像是城市平民，弄不好还是“城市贫民”，因为外公外婆完全没有收入，没有影响他们子女的前途。

   到了上海，银行包了一切。即使在新政权时，父亲落难停发工资，银行工作的母亲养活了全家，房子也没收回，看病也是银行提供的福利。另外，上海的教育领先全国其它地方较大，我们受益匪浅。母亲经常感叹，是银行救了我们一家，这里指的是民国的农民银行和后来的人民银行。

抗战胜利，母亲到上海安定后准备结婚，但父亲当时在美国。正在犯愁，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来了。母亲的堂姐夫，就是那个经常带她玩的合肥老乡，被派往美国做大使馆武官，那是1947年。堂姐从南京赶到上海，把一张表格递给母亲，任命母亲做武官秘书，实际上就是开后门让母亲去美国和父亲团聚。母亲没有去，反而让姐夫劝说父亲回上海来结婚。理由很多，母亲要养活全家，走了家人连住宿都有问题，两个舅舅刚刚考上大学，外公外婆没人照顾。我父亲方面，自从1940年父亲考上浙江大学离家，我的阿娘（祖母）就一直没有见到自己的大儿子，抗战都胜利了，可儿子迟迟不能回家结婚，老人家要母亲催父亲回来先结婚，她要抱孙子，然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她不管。“你父亲工作签证都已办好”，母亲后来告诉我们，这也是我很早就知道美国有工作签证。父亲于1947年底回来结婚，1949年初大哥出生，祖母当然高兴，允许父亲离家。但父亲再去美国已是不可能，当局要他去台湾。母亲后悔不已，终生内疚。后来父亲蒙难，母亲和他一路走来没有离婚。

1949年4月，父亲的机关要去台湾，要求父亲三天之内去报到，而且不能带家人一起去。这一次母亲似乎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让父亲躲起来。这是要冒很大的风险，抓住以“逃兵”论，父亲的一个朋友没躲藏好，被抓住押送台湾。想想后怕，如果父亲1949年去了台湾，这边多了一个妻子和婴儿，还有一位盼望儿子回来的母亲。我大哥以下的三个弟弟就不会出生，当然我也不会在这写回忆了。

人生无常，叹无奈。

父亲的上司在重庆机场迎接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