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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往事就像水墨画,不经意的一滴墨掉在纸上,慢慢化开。又滴上一滴,化开,和原来的混在一起构成一幅画。往事就这样成了历史的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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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故事 11—“革命”和“反革命”经历

(2015-10-05 14:38:16) 下一个

   革命和反革命,这是一个严肃问题。

   母亲在重庆接触过许多人,由于公务员的身份,接触的人当然政府方面的人多些,但当时政府里或农民银行里,公开的,隐蔽的共产党人也不少。母亲在本职工作以外做过许多事,但她很少告诉我们,实际小时候我们也没兴趣,不问,或者听过算数不上心。我分析,不外乎“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经历。

   农民银行的一位阿姨,比母亲大好几岁,当时带母亲去一些工厂教工人认字,唱歌,宣传抗日,散发抗日传单,有几次甚至到郊区农村,这是母亲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四川农民,住的几乎都是竹楼,条件很差。母亲天性活泼,比较喜欢这些事,干过较长一段时间。母亲很相信这位大姐,一次问她,银行要大家集体加入国民党,签个字就可以。那位阿姨告诉母亲,年轻人要上进,不要去签字。母亲的革命行动之一就是没有加入国民党,而当时公务员几乎都参加。后来文革时,革命派找不到母亲现行的罪行,就找她的历史问题。一看交代,居然连国民党员都不是,不相信,去查也没结果,所以母亲连国民党“残渣余孽”都够不上。说个相关笑话,文革后母亲去北京,老同事见面,那位阿姨也在。母亲谈起这件事,气呼呼的讲,我当时差点就告诉他们,不相信去问北京的某某,是她要我别加入的。听完,那位阿姨大笑。幸亏你没讲,我那时已被认定是“特务”,你再掺和进来,我的问题就升级为“特务集团”了,手下的人都自己跳出来了,众人大笑。这宣传抗日,国共两党都干,估计还是革命的活动。

    另一件事就有点疑问了。弟弟有一次骑一辆破摩托车回家,很稀奇的样子,拉母亲去坐后面。母亲说我过去也乘过摩托车,比你这高级,带斗的,坐在里面安全的很。当时已是文革后,但我听了还是一惊。后来旁敲侧击问这事的细节,母亲告诉我们主要是她的姐夫有车。母亲大伯父的女儿比母亲大三岁左右,如同亲姐妹。从小一起长大,念家塾,进洋学堂。抗战爆发,堂姐随安徽大学撤退到后方,后来毕业结婚,嫁的姐夫也是合肥人,四古巷的,原先大家就认识。他军官学校海归回来到重庆,很得高层的重视,做个教官,经常骑一辆带斗的三轮摩托车。我问母亲坐车去干什么,母亲说“去干事或兜风啊”。我又一惊,兜风事小,去干事可就严重了。母亲的堂姐姐和姐夫早已去世,只能听我母亲说了。母亲曾告诉我,她这个姐夫一直要把自己的一些朋友介绍给她,他去办事见人,就把车开到银行接母亲一起去,有点假公济私,所以搞得人人知道某教官有个未婚漂亮的小姨,还是银行信托部的职业女性。母亲一开始还很得意,坐在边上很拉风,后来知道姐夫的意思就告诉他,你们这些军官朋友的家都不在重庆,结过婚的也说不定,万一结婚变填房小老婆怎么办?而且我也不喜欢当兵的。姐夫当然尊重她的决定,但还是带她四处玩。“当时和姐姐,姐夫真是玩疯了”。母亲一会去这个军部,一会又去参加那个招待会,认识不少“党国要人”。这方面的活动应该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属于“后方紧吃”,也是后来文革期间革命派要追究的历史老账。

   母亲曾有一次非常接近革命组织的机会。在一次酒会上认识了一位女士,是安徽同乡,就留下通讯地址,后来见过几次面。按照母亲的回忆,她应该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公开的。有一次她领母亲去参加一个会议,恐怕叫聚会更贴切。就像电影里一样,门口进去要“暗语”,窗户挂上厚厚的窗帘,外面看不见里面的人影。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洋楼”,都是不认识的人。大家就是聊天,发些牢骚,但绝没有喊口号,宣誓,所以应该不是正式的党内活动。回去路上,那位告诉母亲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其他人,理由是什么母亲已经记不清了。后来一件事引起母亲害怕。她要求母亲以后如果和姐夫到什么地方去,要记住什么什么,打听什么什么,而且只能告诉她,连父母家人都不能讲。母亲胆小,玩心太重,失去了党考验她的机会。所以直到今天,母亲还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像她有这样经历,家庭背景的人很少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也曾帮助过地下党,起因是要换“袁大头”。我的博客有一篇文章,以后翻出来炒一下冷饭,来个加强版潜伏故事。

   上面讲到的二位阿姨,建国后和母亲都一直有联系,很好的人。母亲的堂姐姐和姐夫去了台湾,失去联系很长一段时间,但通过有关方面知道,他们一路“升官发财”。

   至于母亲后来的婚姻,也是一个有趣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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