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男人
回忆往事就像水墨画，不经意的一滴墨掉在纸上，慢慢化开。又滴上一滴，化开，和原来的混在一起构成一幅画。往事就这样成了历史的一片。
8年抗战终于胜利，母亲和家人，和同事，和远在国外的父亲（当时还没有结婚）一起狂欢中国人民的胜利！我曾问过母亲，可有将冬天的棉袄里的棉花撕出来，绑在竹竿上点火游行庆祝。
然后大家就要“复员”了。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普通政府文职员工要复员，可能这是一个特定的词汇，指从战时转为平常时期，希望朋友们指教。母亲工作的农民银行总部准备去民国首都南京，而信托部则要去“十里洋场”上海。信托部有一大半的人和母亲一样，从来没有去过上海。银行给大家一个选择，可以“复员”回家乡（自愿遣散），给较大一笔复员费，或者“复员”去上海继续工作，母亲选择和家人一起去上海。整整70年，在上海的日子早已超过合肥，重庆的日子，可母亲学习语言的能力极差，至今不会说上海话，也算一个奇事。
1945年夏天，母亲历经千辛万苦，绕道香港，终于到了从小就听说的“大上海”，那可真是乡下人进城，走到南京路国际饭店下，抬头一望。结果大家都知道，男的帽子掉下来，女的头晕昏过去。好在那时候外地人多，生活倒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工作也是熟门熟路，很快就适应，加上年轻脑子灵活，这是母亲工作的黄金年月。“那时很神气，走在外滩真高兴”。当然也有不神气的时候，每每看到附近“洋行”里的女性员工走来，底气就有点不足，人家开口就是“密斯”，比叫“小姐”好听多了，当然现在上海人连小姐都不叫了，有其它意思。想跳槽？英语不好没办法。也曾去学过，但没有语言天分，学外语出身的男朋友（我父亲）不在身边，没法辅导。母亲特别记得农民银行附近的“花旗银行”（Citi Bank）。好多年后，我孩子美国大学毕业，第一个工作在这家银行上班，回国时提一个银行发的包，上面有个银行的标记，母亲一下子就认出来了，高兴的逢人就说，宝贝孙子在“花旗”上班，这是她们老辈人的称呼。
农民银行一下子去上海这么多人，住宿是个极大的问题。一开始大家借住在虹口，很巧和我祖父住的上海银行宿舍同济里很近，虽然父亲当时不在上海，但两家走动较多，因为我的阿娘带着我的几个叔叔姑妈都从宁波慈溪来到上海。后来银行决定自己造房子，地址选在西区交通大学附近的一块农田，当时是种茭白的。母亲的顶头上司正好负责造房费用审计批核，但他忙于其它事务，他看母亲是重庆过来的老职工，就把自己的印章交给母亲，由她全权负责，只需事后汇报。母亲很神气，和她打交道的承包商都称她为“襄理”（千错万错，马屁不错），她很受用，和我们小孩经常提起这事。她手上的章，签发了许多收据发票。这宿舍楼一共六幢，几乎每一笔大的订货都是母亲核准的。
房子结构母亲完全不懂，图纸就更看不懂。但她会去参观，上海的好房子多的是。然后就向承包商提出要参照什么样的房子，如何改进，还要去问同事有什么特殊要求。房间布局先搞了一套样板房供大家参观提意见，父亲遥控发表意见，需要至少两个储藏室（closet），一个在卧房内，一个在卫生间旁边。最后结构就是连排砖房，一楼一户，钢窗，蜡地，独用卫生间和厨房。房子的内部设备，人家不让进去参观，母亲也有办法，向在国外的父亲询问，把什么水槽，抽水马桶，浴缸，门窗等产品的牌子抄下来，然后指定全套厨房卫生间设备，都要从国外进口，每家还有热水供应。反正银行有钱，又是自己住。历来如此，城里最好的的，最高的大楼一般都是银行的。
东西真好，至今还用着，浴缸，洗脸盆，厨房水槽的瓷面至今光滑，下水畅通，就连门上的锁都是近70年前的原装货，一直用着。母亲很自豪的告诉我们，房间门上的铰链是特殊的，中间一个长销拔出，门就可以拿下来。小时候在家，我们兄弟几个就当它是乒乓桌，可惜工人当年没有教会母亲如何拿下门球，否则打起乒乓更好，没有凸起的门球碍事。造房子工人的手艺也了得，这么多年了。地板走上去几乎没有松动的声音，包括楼梯。到了美国，才知道这是典型的老式apartment （柏文）。母亲一直后悔当年没有坚持在卫生间装“五件套”设备，只用了“三件套”。而家里所有的人都埋怨母亲，当时造的时候忘了阳台这事，我家的房子只有在顶楼有个晒台，总算母亲知道要有个地方“晒霉”。
母亲的女同事一般都比她大几岁，抗战胜利后结婚生子忙的很，母亲单身，父亲又不在上海，连谈恋爱约会都省了。我的外婆当时才50出头，在家照应一切。所以母亲回家吃现成的，以致她至今不会做菜。下班后就是逛南京路几家大公司“血拼”，好在工资不算低，负担也不大。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她是真正的乡下人进城，就是不知道投资。如果买房子钱不够，买点“黄货”也好啊。母亲买了无数衣服鞋子，到文革一把火烧掉。她的工作就是搞股票投资，可她个人从来不买，也不让家人买，认为这都是“虚”的，投机性太大，有钱就存在自己工作的银行，到后来钱币贬值，当然损失惨重。
平时参加舞会之类的活动？门都没有！我的外公是个很传统的人，他认为母亲如果晚上还想回家的话，最好“老实”一些，因为一个单身女孩在上海，是很容易学坏的。我犹记得我们小时候，外公外婆和我们住一起，母亲有时和外公顶嘴，外公举起手杖就打，哪怕在外边。一次在马路上，有人讲你怎么可以打人？老人家讲这是我的女儿，理直气壮。母亲很孝顺，告诉我们：你外公没力气打，不疼，我躲开就是了。现在我好像更孝顺，连和母亲顶嘴讲“道理”都不敢。可我的儿子接受这儿的教育，开口就是Daddy, you know nothing! 老爸，你不懂！
抗战胜利后的好日子并不长，转眼就到了1948年，国民党政府兵败如山倒，节节胜利的解放军很快就要胜利，父亲回国了。
补一张当时第一批员工住房分配图，1948年元旦搬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