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男人
回忆往事就像水墨画，不经意的一滴墨掉在纸上，慢慢化开。又滴上一滴，化开，和原来的混在一起构成一幅画。往事就这样成了历史的一片。
母亲1948年元旦搬进银行的房子，第二年元旦后几天我的大哥出生。他的出生给父母两家都带来极大的喜悦。父亲是长子，母亲虽是老二，但大姐早就病故。母亲比我外婆厉害，第一胎就是男孩。把我的阿娘乐得不知如何是好。但上海当时的形势实在不行，特别是钱币贬值的厉害，早已废弃不再流通的银元又开始吃香。金圆券几乎等于废纸，但换银元是违法的，上海当局在南京路公开枪毙几个“经济犯”，罪名就是倒卖“袁大头”银元，后来新政权讲他们实际是地下党。
母亲刚生大哥月余就去上班，事情倒也不多，人心惶惶没有人关心投资。和母亲面对面坐的一位男同事，和我们家住在同一排房子，只差两个门牌。他和母亲商量，他到外面去帮母亲想办法换银元，母亲把他的事顺便完成。然后隔几天他就拿来一些，有时银行发米代替工资，他也帮母亲扛回家。到了5月份中旬，形势越来越紧，父亲因为不愿去台湾，躲到宁波老家的寺庙，母亲对任何人都不敢讲，因为抓住就可能被枪毙，家里只有外婆外公帮母亲照料我那位还在吃奶的大哥。
突然，帮母亲换银元的同事几天没有露面，母亲急得直流泪，担心他被抓起来。这位叔叔当时有一对儿女，都是抗战胜利后出生的，2到3岁的样子。他的老母亲知道儿子和母亲一起上班，就来打听。母亲那几天根本没有心思上班，她的一个同事安慰她，说李先生恐怕是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母亲绝对不相信，她后来告诉我们，你们李叔叔真的一点看不出是共产党。后来的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李叔叔在上海解放后，穿着军装代表新政权接管国家银行，全体人员基本留用，工资不变，集体转为新政权的干部或员工。所以在那个动荡时期，母亲几乎没有失业过一天，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原来银行中的地下党就通知大家去上班。
1949年的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陈毅的率领下，攻入上海西郊，第一个指挥所就设在圣约翰大学（现在的华东政法学院）里。早在5月初，农民银行的职工就组织起来，把弄堂的门封死，只留最前和最后两条弄堂的门供大家出入，晚上有人巡逻，防止败兵趁机作乱。母亲小时候在家乡合肥，还可以随大人到寺庙去“逃兵变”，现在只能听天由命，我的父亲又不在家，情形真是有点紧张。最危险的时候，外面可以听到虹桥方向的枪炮声，母亲就抱着我的大哥坐在没有窗户的走廊里。5月26日晚，枪声越加接近，我的外公很有“经验”，在圆桌上放了好几层棉被，让我的母亲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哥哥躲在桌子下，外公和外婆坐在边上“挡”流弹。第二天早上，几个胆大的邻居走到外面，看到解放军就坐在马路上休息，真正的秋毫无犯。母亲回忆，几乎没有一个解放军士兵进入弄堂，更不要讲入屋打扰。
上海换了新政权（我避免使用解放二字），母亲当时不是很清楚这重大变革。现在回过头看，母亲之前一直好运，抗战爆发逃难到大后方重庆，大学没考却进了银行工作，择偶条件苛刻但终于结婚生子，政权变更却没有失业，但好运到头了。
南京路上的解放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