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事大。但是开口谈论却不太容易。
对美国人的生死观最早有所感悟,是在一次同事的葬礼上。这位同事是个办公室职员,大约60岁,来自南太平洋的岛国,后来嫁了现任美国丈夫。她有四分之一华人血统,名字里还有个“wong”。她的性格开朗,热爱运动,网球打得很好。这样一个健康的人,因为脑肿瘤,竟然很快就离开了人间。在她的葬礼上,有沉默,有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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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天回国,除了探亲访友,整理旧物之外,进行了几次有意思的谈话,对自己观察和了解当下中国是颇有一点启发性的,所以零散追记如下。
一
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缘,我得知了A先生的电话。其时我正在F家吃饭,听到他在电话通话里提到A,我一惊,因为这个名字我印象十分深刻,读过他在网上的文章,他提出的“中国人为什么低度地活着”一直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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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到大,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说:“你看谁谁谁...人家如何如何....”由于缺少榜样的无穷力量,我小时候糊里糊涂,长大了蹉跎岁月,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正因为如此,我也不会对儿子做类似的激励教育。
但有时候发现,对孩子的教育似乎会超出了“你看隔壁的某某某”的那个层面。
前几天,七岁的,成天打任天堂游戏的儿子突然对我说,他要把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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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描述美国学生对一些中国人熟悉的形象的另类看法,并不意在说中国人需要据此调整和改变,只是感觉这些例子对于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西人文化心理,及深层的中西文化差异或许有一定帮助。
我曾经在一门旨在引发学生兴趣的基础课教学中把“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教给美国学生,所使用的材料包括英文版《西游记》中有关大闹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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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生》公映的时候,我大概还在读小学,没有看过这部电影,那时即使看,一定也看不懂。三年前,才在网上偶然看到这部老电影的视频。
一个人从头看到尾,最后泪流满面,对这部电影的情节和主题,却产生了另一种观感。
客观地看,高加林似乎并不应该受到特别强烈的道德谴责,因为他和巧珍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有缺陷:巧珍没有文化而高加林是个教师,却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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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尤其身在海外的人,对央视春晚有很深的感情,对此我深表理解。
我至少到高中阶段(1988-1991),每年都还很期待地看,到了大学以后就兴趣大减,吃了年夜饭,好象常常跑到街上玩去了。出国以后,基本不再看,也不觉得特别想看,想家也不想看,而且一听董卿说话就要起鸡皮疙瘩。不过要声明一点:我始终觉得赵本山的小品是很棒的。
现在年纪大了,好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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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在国内呆了两个半月,经常看电视,主要看凤凰卫视和中央九台的纪录片和中央三音乐台。前两者让我学到很多知识,开阔眼界,后者最没有政治内容,让我放松,也顺便了解一下国内流行音乐的动向。
但是经常看到的两个公益广告却让我不是那么舒服。
第一个广告片是说一个老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什么都不记得了。一次在餐馆吃饭,父亲竟然要把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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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skig博客里看到这句话,很有同感。其实我自己一直注意到这个问题,也一直想怎么样更好地处理和西方人在他们的国家相处的问题。
比方说,我前一阵子生病了,几乎说不出话来,又要上课,不得已向学校图书馆借了麦克风和笨重的录音机(落后啊)来讲课。结果讲完以后,对面教室里的美国同事过来了,礼貌地但其实也不怎么高兴地说,声音太大影响了他上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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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回国度假中的一天,我去一个从前的同事家里玩。他开了一个私人旅行社,在一个景区还经营一座西化的乡村旅馆,现在买下的公寓,既是他的家,又是旅行社的办公地点。我进门去,坐下,告诉他,昨天我见了一个老同学,女的。这家伙就像多年前那样面无表情麻木不仁地看着我,慢悠悠地说,怎么,旧情复燃了?我说,去你的什么旧情复燃,她就是旧情复燃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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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夏天,我在美国呆了将近九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了国内。因为时差,睡觉自然不会很好,第二天一早五点来钟就醒了,把老婆孩子暂抛宾馆房间内,我自己出门走走。清晨的北京,路上有几个稀少的行人,有的公交车似乎还没有开出首班。我随意地乱走,看路边摆小吃摊的人开始架起桌子,锅灶。我使劲呼吸,怀疑说北京空气不好的人是不对的,我觉得很好,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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