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描述美国学生对一些中国人熟悉的形象的另类看法，并不意在说中国人需要据此调整和改变，只是感觉这些例子对于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更好地了解西人文化心理，及深层的中西文化差异或许有一定帮助。
我曾经在一门旨在引发学生兴趣的基础课教学中把“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教给美国学生，所使用的材料包括英文版《西游记》中有关大闹天宫的章节，和1964年的著名国产美术片《大闹天宫》（有英文字幕）。我原以为学生会象中国人一样喜欢孙悟空，但超出我预料的是，连续几年，我都发现学生中的大部分人不喜欢孙悟空。他们不喜欢的理由其实恰恰是中国人喜欢的理由，例如孙悟空的调皮捣蛋，不服管束，擅自偷吃蟠桃等等，学生几乎一致认为，孙悟空非常粗鲁，不遵守规则，明明没有被邀请，为什么擅自参加蟠桃会，不经允许喝酒，为什么不好好养马...只有少数学生注意到，孙悟空对待花果山的那群小猴子非常关心，也有善良的一面。
这种中外审美趣味的差异在我看来根源于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国文化在长期过度压抑正常人性和个体之后开始反弹，很多心怀不满的人走向极端，以挑战一切现有秩序为荣为乐，即使自己做不到，也会羡慕能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人。美术片《大闹天宫》中对孙悟空的反叛行为的夸大和美化，对所有试图压制他的天庭官员全面丑化，事实上还反映了文革前夜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对学生造反精神的鼓励：“造反有理”，“金猴奋起千钧棒”， “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经历过文革全程的Karma Hinton 在纪录片Morning Sun中就专门摘取《大闹天宫》的片段以表现红卫兵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对美国学生而言，他们在自小生活的现代公民社会中所经历的是一个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不断磨合的过程，学生的思想可以自由，行为却要受到约束，观点可以表达，脾气却需要控制，既要能充分发挥个体的聪明才智，又要能进行团队合作。因此，当他们看到一个公然不尊重任何权威和规范的孙悟空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的是反感而不是亲近。
另一个让美国学生产生矛盾的感觉的人物是《水浒传》中的鲁智深。读了经典章节后，鲁智深拯救金莲的正义行为通常能得到学生的肯定，认为他的确是个英雄，但是他把郑屠活活打死的行为让多数美国学生感觉过度暴力，另外，他在寺庙里出家的时候的一系列违禁行为, 如喝酒，吃肉，大闹寺庙等行为让美国学生十分不解和不满。原因和反感孙悟空的理由一样，都是违反了一般的社会行为准则。美国学生困惑的是： 明明收留了他的寺院有自己的戒律，而且讲得非常清楚，鲁智深本人也接受了, 为什么他后来要一再违反规矩，为所欲为？当然，美国学生需要了解中国文化中英雄人物对“破坏”的强烈欲望，也需要知道在故事的结尾处，鲁智深皈依了佛教。但是，这里的文化鸿沟还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认为，鲁智深的确代表了一种富于正义感，但反体制，反规范的“游民文化”，而整部《水浒传》都充斥这样的游民文化意识和行为。这种古代的反叛意识和现代社会的法制，秩序观念和温和有度的行为方式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在真实的历史人物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秦始皇。由于缺少儒家文化对秦始皇的批判背景，美国学生几乎一致认为秦始皇是个大英雄。如果他们看了张艺谋的《英雄》，则更会加强对秦始皇的认同。大多数学生都选择认为秦始皇是片中的真正英雄，其次是梁朝伟饰演的残剑，因为他是第一个看出秦始皇的价值并给予肯定的人。对最后万箭齐发，把无名射成刺猥的场面，大多数学生都认为，这是合乎法制精神的结局。或许这正是张艺谋的成功之处，但从美国人的价值观来说，学生的态度仍然体现出尊重权威和法律秩序的一面，而中国国内自由派对这部电影的讨伐，因为没有相关的背景，美国学生并不认同。
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曹操。美国学生了解和评价曹操的优势在于没有任何中国人的先入为主的道德判断。我把几名有代表性的二十世纪史家对曹操的评判列出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对曹操持基本肯定态度（《简明中国通史》），相对政治中立的吕思勉也持肯定态度，指出“篡本来就不是什么罪名...不肯篡却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甚至认为“从古英雄坚贞坦白无如魏武者”（《吕思勉白话三国史》）秉持儒家道德理想的史学家钱穆对曹操则持否定态度，抨击曹操的“篡窃” “不光明，不磊落”（《国史大纲》）。（其实，清代史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评价似乎更为持平：赵翼批判曹操先用人后诛杀不是出自真心而是“矫伪”和“权术”，但是承认曹操崛起的背景是汉末政治衰败，而曹操事实上“延汉祚二十余年”。）民间的历史想象和戏曲形象塑造则也持否定态度，而把光环都给了刘，关，张和诸葛亮。在了解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并没有亲自推翻汉献帝）的行为，以及他在北方统一和发展中的功绩以后，学生几乎一致认为曹操完全是一个正面人物，原因就在于他的事功，能力和事实上，而非道德理想意义上，的成功。至于他是否因劫持和控制皇帝，或信奉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教天下人负我”而有道德缺陷，并不在美国学生的考虑范围内, 因为他们原本就缺乏儒家文化背景而更偏向采取政治实用主义态度。
当然，这些都不是在极为深入的了解之后的结论，但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肤浅和印象化的了解也许占的比重远超过极为深入和专业的了解。事实上，一名（也只有这一名）通读，并跟着我单独学习和研讨《三国演义》的美国学生就深深地爱上了诸葛亮，以至于他在facebook上的名字从此就叫Zhuge Liang. 这名学生在对比诸葛亮和周瑜后发表了如下的见解: 诸葛亮并不比周瑜更聪明, 但他比周瑜的个性成熟情绪稳定很多，这才是他最终胜出的原因。
至于毛泽东，大多数学习中国现代史的美国学生也是持肯定态度的。即使他们了解到很多批评和攻击毛泽东的著作以后，仍然倾向于敬佩或多多少少给予同情的理解。有趣的是，夏天和中学同学聚会，然后一起去看当年的班主任，席间这位数学老师突然问我，美国学生怎么看毛泽东和周恩来？我说，还是觉得毛泽东是个英雄，不论好坏，总之是个大人物，个性鲜明，有自己的思想，而周恩来对外国学生来说面目很模糊。现在我想补充，周恩来在中国人心中的那种诸葛亮似的道德光环和象征意义，对美国学生来说是没有多大吸引力的，或许只是个"nice guy"？更何况，这个形象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心中都逐渐坍塌了。
孙中山呢? 我的第一个导师曾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孙中山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受尊敬。第二个导师同样对孙中山不感兴趣。原因现在想来还是因为孙中山一生都没有真正掌权，没有实力。这样的人美国人是不会特别看重的，即使他出生在夏威夷也没有用。
如果要作出一个初步的结论的话，那么可以说，美国学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人物的评判无形中是以是否符合现代西方的法制，秩序，规范为基准，同时表现出非道德的实用主义和简单的英雄崇拜倾向。正是这种倾向使得美国学生在不带偏见地对比研究中国古代诸子百家政治思想的时候，几乎一边倒地赞同法家的主张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