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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荒唐岁月之我们都是有病的人

(2016-04-18 05:18:42) 下一个

“我们都是有病的人”,这是2000年,我出国那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我没看过书也不想看,但我立刻爱上了这个标题。

2011年,回到老家,我表弟的十岁女儿缠着我要和我打牌玩。在那个县城,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全省,把打输的人叫“病号儿”,我以大欺小,边打边念叨:你这个病号,你这个老病号,顺口说:你病得不轻。 侄女立刻就跳起来反击我:你才病得不轻!我哈哈大笑。

是病得不轻,得治。现在这世道,人人都有病,区别在于承认不承认。略感宽慰的是,在和精神崩溃作斗争的漫漫长路上,有不少人给我作伴。我在家里仰天(花板)长叹:儿童自闭,中年抑郁,老年痴呆,天地悠悠,过客匆匆,究竟还剩几个正常人?

有一次看洪晃的一篇文章。她说她在离开纽约回国之前,觉得保险承担的心理治疗不用白不用,就决定去享用一次。她去候诊,就看见一个美国男的哭着出了房间,觉得有趣,然后轮到她了。心理治疗师一条条追问着让她回忆人生中的创痛。经过几轮对复杂家事的回顾,对灵魂深处的开掘,貌似大大咧咧,嬉皮笑脸的洪晃也被整得崩溃,哭着跑出去了。

几年前,我发现医疗保险也包含心理咨询以后,觉得自己也想享受一下。倒不是抱着不病白不病的心态,而是在某一段时间,的确深深地感到进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很多事情让我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压力、担忧、恐惧、焦虑”,这些存在不存在? 当然存在。生活在一个不是自己从小熟悉的语言和文化乃至自然气候环境中,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我觉得自己有抑郁症躁狂症自闭症中年痴呆症我头晕目眩气血两亏。我活在剃刀边缘。我日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痛恨开会,不想上班,梦想不劳而获。

 “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

我决定要去接受一下心理咨询,重拾人生的信心。预约以后,我去了心理咨询师的办公室。

心理学博士,psychologist,是个典型的中年白人女性,高,胖,温和,戴着考究的眼镜,像个卡通电影里的大白鹅。对我这个不期而至的外国客户,她很专业,很礼貌,很小心地开始和我的交谈。大多数的时候,她是不说话的,只是倾听。当然,倾听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怀疑,在东方文化中亲人朋友之间的常见的抱怨和倾听,在现代西方被转化为一种职业行为。当人和人之间距离越来越疏远,而且人们越来越不习惯倾听他人的负面情绪表达,也越来越不请愿向他人进行这种表达的时候,只能通过付钱购买服务的方式来重建这种倾诉和倾听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义务做出一幅很阳光,很积极的样子来维持某种默认的社会规范,但内心的紧张和压抑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可能因为刻意伪装而增加。

因此,倾听对我来说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释放渠道。假如我把这些困惑和沮丧倾泻给一位朋友,只能造成对方的精神压力,也就是说,反复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免费的情绪垃圾桶,那对方又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以及被我刺激以后的情绪呢?这肯定不是我想要的,也是传统疏解方式的一个大问题。

在我倾诉的过程中,心理学博士始终非常有理智有经验地微笑,点头,表现出她理解我的一切立场和抱怨的样子。我想这也是她的职业训练,但同样也是有效的,因为心理咨询只有顺着倾诉者的立场和方向,才能起到舒缓的作用,如果反对和挑战类似我这样处于低谷的苦主,只会造成苦主破罐破摔走向深渊。

在我这个外行(我讨论的前提是先承认自己是外行)看来,在使用药物干预的精神科(psychiatry)治疗之前,或之外的心理咨询(psychological counseling),似乎本质上还是寻求观念和思维方式和角度的转换,也就是说,和宗教教义是类似的。也因此,我一直觉得佛教的很多经典就是采取一种心理学的路径。事实上,在西方学术史上,心理学原本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至今还有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是拒绝承认“心理学”是“science”的。这里的“science”应该是指最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科学。

即使“科学”也未必是万应灵药。貌似受过系统科学训练的人喜欢口吐莲花,或者用似是而非的推理和狂妄的假设代替科学最注重的证据,然后装出发现惊天秘密,煞有介事,不容置疑的样子,也所在多有(假设是必须的,但把假设当solid结论到处散布,毫无疑问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之大忌)。这类人虽然在技术意义上可能算是地道的“理科生”,但终其一生,在自己根本不入门的领域“考证”再多,骨子里也不过只是个半仙,江湖术士,野狐禅,还不如早点承认自己也有病。

不扯远了。“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这个命题,如果是指精神分裂症,我绝对不相信毛思想有这种作用,甚至,其恶性滥用,可能制造更多的真正的精分…但是如果是从广义的精神疾患来说,则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宗教可以改变人的世界观从而达到安抚灵魂的催眠目的一样,毛泽东思想也把精神问题道德化,比如抑郁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应该靠融入群体的, integrative 的“集体主义”,靠斗私批修来克服。这种方法,不能说完全是错误和无效的。对这方面的专业研究,在美国精神病学界也早就有过。

至于药物,有一次在亚马逊网上看到一种药,一个女顾客评价说,她的老公服用此药以后,情绪变得开朗,像变了一个人。我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如果我终日笑容可掬,欢呼雀跃地出门混饭吃,见人就问好,却是暗地吃了药的结果,对于社会的观感来说固然是不错,但对自己,这也未免太不真诚了。

听说世间还有一种神秘的灵药叫“脑残片”,感觉应该和我多年前的concussion 有关,心向往之,想长期服用,又不知道是不是先要中西医结合神经科联合会诊。

我每次神清气爽地走出诊疗室,就像倒完了一次垃圾一样,果真感觉精神好多了。但在连续的几次见面中,我也发觉心理学博士所提供的积极干预比我预期的要少,只是偶尔提出一点转化思维模式的建议。也许是还没有到时候或者太过棘手也未可知。我很想知道,在倾诉完毕以后该怎么办,但她似乎过度地善于倾听了,有时真想对着她呼吁:快拿出办法,救救我!哪怕就是灌点心灵鸡汤也行嘛,我保证频频点头,做出顿悟的样子。

有一次,我尝试主动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心理学博士却马上赞许地点头,可能是希望我实现自我拯救吧。其实,毛主席的革命医疗路线正是鼓励患者和家属全面参与的,如果患者那么被动,就成了《飞越疯人院》里的那种悲惨情形。

她是想慢慢忽悠我,多讹点钱吗?还有一件可疑的事情是,诊疗室和接待的办公室完全挨着,只是把门关上而已,也就是说,不论我说什么,外面的接待员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我简直怀疑他会不会窃笑,我的隐私,他未必没有分一片吃 …我应该换一家吗?我如此疑神疑鬼,本身会不会就是一种被害妄想呢?

有一次提到工作环境,对一些和职业和地域相关的带普遍性的问题她也了然于胸。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在家里,是否会向配偶骂骂你的同事呢?

同事?我一直认为,“同事”是地球上一种奇特的物种…或许,同事的一项功能就是被骂,就像时间就是用来挥霍一样。

“Yes. I cursed everyone”,我坚定地回答。

原本矜持的心理学博士一楞,随即无法抑制地仰面朝天,朗声大笑起来。这个笑声,绝对发自肺腑,不是职业性的。

或许,我是为数极少的那种,忍着伤痛给心理医生带来欢笑的患者,也可能,在每个人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该死的同事。

在这次见面结束以后,我班师回朝,专门打电话取消了下一次预约,也对医生表示了深刻的感谢,说我不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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