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部干校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住的问题。前文提到，经济所刚下去时，只能安排男同志住公社棉花仓库；女同志住公社粮管所；家属住卫生所、兽医院。我们这些人几乎占了人家所有的公用房，给当地造成了极大的不便。这些房子都是临时借的，得尽快腾出来，于是干校把基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如果直接建土坯房，一时备不齐料，且过于费时费力，不现实。为了早日解[阅读全文]
十里芳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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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3 13:53:50)
(2013-11-22 14:00:05)
如果今天问我，当年跟随母亲下干校有什么收获？那我一定会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认识顾准。
记得刚下去的时候，我们每天中午、晚上都到棉花仓库集中吃饭。在南北两排大通铺之间，人们用桌子两两并在一起摆成长长的一溜，每隔一段放一盏马灯。经济所全体职工加上家属将近300人，大家分坐在桌子两侧，场面蔚为壮观。
一次妈妈指着坐在斜对面的一个人低声[阅读全文]
(2013-11-21 13:38:52)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成立了新中国。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人才。这时，在海外求学或已经毕业的一大批中国留学生，怀着拳拳报国之心，满腔热情奔向祖国。然而，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学文科的，归国后却被整得灰头土脸，遭遇令人扼腕。笔者在干校期间，就曾直接接触过这样几位：
汪友泉
汪友泉阿姨是我们住在公社粮管所时的室友。下干[阅读全文]
(2013-11-18 14:34:11)
学部当年只有十三个研究所，两千多人。其中约一半职工是辅助人员，如：收发、打字员、炊事员、行政后勤人员。也就是说，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只有一千多人。可这一千多人却相当浓缩，水平很高。那个时候学界有个说法：“学部一条虫，外面一条龙。”意思是说：学部哪怕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放到其他单位都是好样的。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有个[阅读全文]
(2013-11-18 06:08:27)
学部干校设在河南息县东岳公社，位于河南省东南部。那地方很偏僻，离铁路线三百里。听当地人讲，抗战八年他们都没见过日本人。大概连鬼子都嫌那儿太远，懒得去。
中央机关下干校，很多单位都选址河南信阳专区。那一带干校云集，光息县就有外贸部、物资部、铁道部、中科院、学部、对外文委、对外经委、全国总工会等八个单位。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地广人稀，有大[阅读全文]
(2013-11-16 07:21:20)
学部大院儿坐落在北京建国门内。69年11月16日上午，经济所和文学所全体下放人员到那里集合，部分人还带了家属，大家排着队向北京站进发。一路上有人敲锣打鼓欢送，可我们心里却惶惶然。家里的房子退了，从此五口人分处三地，天南海北。未来的家在哪儿？这一去要走多久？还能不能回北京？对于母亲来讲，最担心的还是弟弟。小小年纪智力又差，到一个陌生的家庭生[阅读全文]
(2013-11-16 06:33:25)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下面有十三个研究所，外加一个情报研究室。母亲张纯音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969年，文革到了第三个年头，各个所的人都集中住在单位参加政治学习、搞运动。一天，母亲突然回家，说经济所已正式通知，11月16日下干校，地点在河南息县。
下放动员提出的口号是“连锅端”，鼓励人们退掉房子，带上家属一起走。当时学[阅读全文]
(2013-11-16 06:30:37)
作者：徐方
[引言]杨绛先生三十几年前写了《干校六记》。当年我也去了同一所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那时我只有十五岁，跟随在学部经济所做研究工作的母亲一起下放到那里。当时经济所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经济学者，包括顾准、骆耕漠、巫宝三[阅读全文]
(2013-09-07 07:55:27)
作者：徐方
1969年11月，我随母亲张纯音下放到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刚到不久，常见一位五十出头的妇人，走到哪儿都带着个弱智孩子。她脸上长着一块一块的冻疮，包着土里土气的方格头巾，乍一看像个村妇。可妈妈却对我说：“她是莎士比亚专家孙家琇，早年留学美国，学问了得！很想跟她成为朋友。”
母亲的愿望很快就实现[阅读全文]
(2013-09-05 07:09:22)
作者：徐方
〖陈翰笙简介〗（1897-2004）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经李大钊介绍为第三国际工作。1946年再次赴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等校任教。1951年回国，历任外交部顾问，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