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杂记（五） 卧虎藏龙

    学部当年只有十三个研究所，两千多人。其中约一半职工是辅助人员，如：收发、打字员、炊事员、行政后勤人员。也就是说，真正做研究工作的只有一千多人。可这一千多人却相当浓缩，水平很高。那个时候学界有个说法：“学部一条虫，外面一条龙。”意思是说：学部哪怕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放到其他单位都是好样的。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有个理念：认为科学院应该比大学水平高，对中国科学院的定位很高，因而进人的时候把关异常严格。经济所人事处要进大学毕业生时，一定到顶尖大学挑选尖子生，赵人伟和唐宗焜就是这样从北大经济系挑来的。二是文革前学部虽然没有明确的淘汰机制，却搞过若干次精简机构，淘汰是以精简机构的形式完成的。特别是58年大跃进时淘汰了一大批；60年困难时期又下放了一大批。精简机构主要对象是研究人员。一方面剔除所谓“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同时淘汰掉业务水平不高者，把他们调到地方研究所或大学。结果留下来的几乎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学部下干校，在当地形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在那个偏僻落后的乡村，突然来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科研究人员，其中不乏各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如：文学所的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语言所的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经济所的顾准、骆耕漠、巫宝三……

    12月3日开大会，军宣队王副政委在台上训话：“学部这个单位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就是他对学部的看法，说明他也知道这个单位藏龙卧虎，只是这些“龙、虎”在他眼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罢了。

    记得刚到的那些日子闲来无事，想练练毛笔字，于是跑到棉花仓库旁边的小卖部买毛笔和大字本儿。“售货员”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伯伯，特别和气，问我：“小姑娘练大字啊，学什么体？”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他说：“如果是初学的话，最好练柳体，然后还可以练颜体。”接着他推荐了一本柳公权楷书字帖。我感到好奇，事后打听这位售货员是谁，人家说他是文学所《文学研究》杂志主编。

　 我们这些干校子弟后来在当地公社中学借读。一次，语言所的一个女孩儿带我到他们那个干校点儿去玩儿。到了午饭时间，她说：“你就在我们食堂吃吧，我带你去买客饭票。”等买完出来，她说：“你知道刚才卖给你饭票的那个人是谁吗？他就是吕叔湘。”啊？那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吕叔湘？没想到竟然在这儿卖饭票！

    文学所刚下干校时去了罗山，在一座劳改农场落脚。由于无地可种，一个多月后他们也来到东岳。这时经济所正在盖席棚，逐渐从棉花仓库和粮管所搬到自己建的干校点儿。文学所照顾钱钟书先生，让他当“通信员”，这样可以不用干体力活儿。钱先生每天斜挎一个大布包，从公社邮电所取来报纸、信件后，分别送到文学所和经济所的干校点儿。每当我们远远看到他沿着水渠走来，都特别高兴，因为他说不定能带来期盼中的家书。

一流学者在干校干各种活儿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学所的何其芳被指派养猪。他干得特别认真，还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介绍了“如何运用辨证法养猪”。他腰上系着一条污迹斑斑的蓝布围裙，跟晚辈大谈养猪心得：“其实猪并不蠢，它能看出你的眼神，你的脸色，能明白你的情绪，还能听懂你的话语。可见哺乳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哩……”他说自己已经进入“猪喜我亦喜，猪忧我亦忧”的境界。①

同样在干校养猪的，还有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他曾笑谈：“猪乐意，我乐意。猪舒服了，我也就舒服了。”任先生的这一说法跟何其芳的有异曲同工之妙。②

    文学所照顾俞平伯夫妇，安排他们干的都是些轻活儿。有一次人们看到这老两口坐在自家门前为豆腐坊选黄豆 。他们干得既仔细又认真，速度特慢，于是开玩笑说：“以俞老每月二百多块的工资，大家算算，他每选一颗黄豆合多少钱？”③ 后来所里又安排他俩为盖席棚搓麻绳，他们依旧从中自得其乐。俞平伯先生还专门写了首七言绝句《绩麻》，来记述这段生活：脱离劳动逾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塘池边新绿绕，依稀风景抵还家。④
 

    经济所赵人伟有一次看到墙根儿下蹲着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儿，以为是当地农民。可别人却告诉他，那人就是原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令他惊讶不已。燕大是个多么洋派的学校，想象中其校长应风度翩翩，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

    陆志韦是继司徒雷登之后燕京大学的一位重要校长。他有句名言：“是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抗战胜利后，他历尽艰难，领导了燕京大学复校。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前夕，力邀其前往，被他严词拒绝。他愿把燕京大学——这座具有国际声望的学校，交给自己的祖国。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从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进京，共产党安排陆志韦先生会同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等著名民主人士去北平西郊机场迎接。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49年后燕大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最终在52年的院系调整中遭到撤销，他被调到学部语言所。⑤

     学部下干校时，陆志韦已是76岁的老人，却不得不一同前往。所里指派他养猪。仅仅过了两个月，就已经被折磨得不像样了，有一次竟晕倒在养猪场。笔者后来听语言所干校子弟王幼农说，陆志韦在干校期间特别惨，病得很重，最后到了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所里才把他送回北京。到京后不久就去世了。

    69年中央机关下干校，总体来讲是非常负面的。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给干部带来了极大磨难。可是对于我——一个跟随家长下放到学部干校的少年来说，却是相当幸运的。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穷乡僻壤，有幸近距离接触到一大批高水平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生。

①《何其芳：在干校养猪的诗人》，作者：杨津涛

②《任继愈：中华文明的守望者》，作者：杨桂青纪秀君 范珊珊 王小虎
③《我的1970年春节》，作者：唐燕
④《俯仰无愧--文革中的俞平伯》，作者：孙韦柰

⑤《“生死之交”的燕京大学》，作者：陈远

注：本文原创，谢绝转载。

[loonlinda]

找一帮当年的小五七，集体出一本干校回忆的书吧。从孩子的视角去写。

[十里芳草]

回复 '偶灯斯陋' 的评论 : 感谢理解。您说得不错，我虽然跟杨绛先生写的是同一所干校，但视角不同。笔者当时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很敏感，看什么都新鲜，而且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今天写这篇东西不为别的，只想给那段历史作个见证。

[偶灯斯陋]

回复 '庄里人' 的评论 :
Yang wrote from a grown-up's perspective, and this blogger writes from a child's eye. Both are valuable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part of Chinese history.

[杯中影]

哦，罗山，73年时我们干校搬到那里。我觉得条件比我们之前的黄湖还荒凉点。也住的是个仓库改的房子，破陋，脸盆接漏雨，地面坑洼。最难忘记的是每天早上6点半，大喇叭放的起床号把人催醒。

[Fieps]

干校养猪对跟着父母下干校的家属小孩可是很大的乐趣，不上幼儿园，不上学，天天跟猪，跟羊和其它干校的小动物，和大自然打交道，这是城里小孩不可能有的机会。当父母的对孩子的教育很着急，也没办法，那时很多地方都停学了。特别记得，在干校看平时文绉绉的叔叔们杀猪可打开眼界了。杀猪在干校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大家奔走相告，全干校的人都聚在杀猪场像看电影一样观看全过程，这也意味着当天要打牙祭了。不过，现在想起来，觉得那场面很血腥。

[庄里人]

看了你的这个系列，写的不错。。。不过，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已经把那里写的很好了。。个人决定你可以根据你的独特经历，另辟蹊径。。。

[十里芳草]

回复 '颐和园' 的评论 : 谢谢支持。漂亮又懂事的小姑娘死在水塘里，听了令人心碎！本文后面有一节，专门写到干校的非正常死亡。那些埋葬在异乡的死者才叫冤呢，找谁说理去……

[颐和园]

支持一下，俺也下过干校，也就读一所地方中学，看着父母种地，劳动改造。去干校的人后来大多数都回京了，但原来住在我家楼下一位“反动学术权威”的孙女再也回不来了，就死在干校的水塘里。那小姑娘又漂亮又懂事，比我小几岁，一朵鲜花，还没开就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