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芳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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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大院儿的故事
徐方
1949年，北平被新政权定为首都。大批干部、军人、文教人员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以胜利者的姿态接收了这座城市。一些大部委在狭小的内城选中了心仪的办公场所；更多的部队和机关单位，则把目光投向老城墙以西，建起成片的办公楼和宿舍区，并在四周修起围墙，一个个大院儿就这样诞生了。
这些大院儿内衣食住行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其中居民又都有相近的社会背景，严然形成了一个个半封闭又自视优越的小社区， 由此催生出一些不同的大院儿文化。
本文所讲述的大院儿比较另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儿，简称“学部大院儿”，坐落在建国门外5号。
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所谓“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隶属中科院。“文革”前，学部有经济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哲学史、历史所、法学所、民族所、宗教所、语言所等14个研究单位，2000人左右。别看人数不多，却汇集了当时人文领域一批顶尖学者，堪称20世纪中国文科最高学术机构。
1972年6月，学部从办在河南的干校迁回北京。很多人由于在下放前把家里的公房退了，回来没地方住，于是院部就安排他们和家属住在学部大院7号楼和8号楼。我家也是其中之一，住在8号楼二层。
这是两栋两层的筒子楼，8号楼过去是招待所；7号楼则是办公楼。尽管这两座楼质量尚好，然而用做住宅，条件却不尽人意。当时分给每家的只有一个12平方米的单人房间，没有厨房，厕所和水房也都是十几户合用的。大院儿里有个食堂，设在历史所小礼堂。可天天吃食堂不是办法，住户大多自己开火做饭。人们在楼道里支起煤气灶，堆放厨具、餐具、蔬菜、垃圾，杂乱肮脏且拥挤不堪。到了夏天，水房又变成了洗澡间。8号楼住户商量决定在水房门口挂块牌子，女同志每周一、三、五；男同志二、四、六。
落魄文人
别看学部大院儿居住条件差，蜗居里却卧虎藏龙。其中有后来家喻户晓的钱钟书、杨绛夫妇；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顾准；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刘再复；著名哲学家、翻译家贺麟；基督教研究专家赵复三；文革史学家严家其；以及改革开放后活跃在各个人文领域第一线的众多学者。
住户的人员构成，决定了这个大院儿与众不同。人们普遍崇尚知识；而不是参加革命早或职位高。那个时候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尚未拍成电视剧，社会上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可在学部大院儿，研究人员都知道他和夫人杨绛学问大，对他们敬佩有加。
钱钟书与杨绛在学部大院
当时还在“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被蔑称为“臭老九”，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 之后第九位，地位极低。甭管是龙是虎，也得夹着尾巴做人。
1972年秋，清查“五一六”运动已经到了尾声，大院儿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恢复读书、做学问。母亲的老朋友顾准伯伯每天都去北京图书馆看书、写读书笔记。他有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撰写《东西方哲学思想史》。目的是通过厘清世界历史脉络，从而揭示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还指导包括母亲在内的几位中年研究人员阅读并翻译国外最新经济学论文。
钱钟书先生则撰写他那笔记体的鸿篇巨著《管锥编》；还与几位学人一道将毛主席诗词译成英语。这项工作始于六十年代初， “文革”爆发后中断，直到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才得以继续。那时各个研究所虽然不坐班，但要求工作人员每周二、五到所里参加政治学习、开会、搞运动。钱先生则是例外，因为他说翻译只能在家做。所领导和工宣队都知道这项工作通天，谁也不敢惹他，只好让翻译小组成员倒过来每隔几天到钱先生家“上班”。
杨绛先生又从头翻译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为何要重新翻译？说来话长。这部名著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过多个翻译本，但都是从英译本转译的。作者塞万提斯是西班牙人，原著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历次版本经过两道翻译，译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真。为了使国人能读到原汁原味的名著，她决心将这部书从西班牙文直接译成中文。翻译工作从1961年开始。然而1966年“文革”爆发后，她家被抄，已经译好的那部分稿件在混乱中丢失，极为可惜。
关于钱钟书夫妇为何要住在学部大院儿，坊间有这样一则传闻: 他们夫妇于69、70年先后下干校，将房子交给保姆照看。可没想到的是，等他们回到北京，发现保姆在那套房子里结了婚。害得老两口没地方住，只好搬到学部大院儿。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说法太离奇，天下哪有这么霸道的保姆？！直到多年后读了杨绛先生的一篇回忆文《从“掺沙子”到“流亡”》，才知道“鸠占鹊巢”的不是保姆，而另有其人。
钱钟书先生与夫人杨绛住在七号楼一层。他们家的后窗正对着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时候他们常打开后窗通风。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时在家里拉开喉咙放声高歌。每当这时，钱先生家的后窗很快就会关上，可他们从来不找我家提意见。一次我在大院儿里碰到钱钟书先生，他操着带有浓重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令弟的歌喉不错啊！”听得我差点儿憋不住笑出来。
那时每到傍晚，我和母亲都在院子里散步。一次，遇到同在散步的钱钟书夫妇。钱先生身着灰色中式外套，戴副黑边眼镜，和气、幽默。母亲问钱先生主席诗词翻译工作进展如何？他叹了口气说：“唉，别提了。有人水平太低，竟然把《念奴娇?鸟儿问答》中 ‘不须放屁’ 译成‘Stop your windy nonsense ’ （停止你带风的胡说八道）。这种中国式英语，外国人能懂才叫怪事。我真想对他的翻译大喝一声：‘Stop your windy nonsense!’ ” 写到这儿，笔者不禁哑然失笑，好奇这句话后来究竟是怎么译的？上网一查才发现，1976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英译本中，这句话竟然一字未改，依旧是钱先生当年痛斥的蹩脚译文！ 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为何明明知道译得不对，却不指出？
那几年我在自学英语。作为练习，尝试翻译艾尔伯特?巴哈曼著《小提琴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Violin, by Alberto Bachmann）。该书在“小提琴起源”一节中，讲到小提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在阿拉伯出现一种叫雷贝克（rebec）的弓弦乐器，那就是小提琴的前身。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引用了一首希腊文小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可我却完全看不懂。拿给母亲看，她也不懂，让我去请教钱钟书伯伯。我那时对钱伯伯非常敬畏，根本不敢敲他家的门。母亲却说:“不要怕。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意思是说：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尧、舜那样的贤人。不要把尧、舜当成神，他们是跟你一样的人。钱伯伯的学问确实很大，但在人格上跟你是平等的，相信他不会拒绝你的求教”。
于是我鼓足勇气去找钱伯伯。他果然很热情，问明来意，当即拿出纸和笔，边读那首诗边写，不一会儿就译成了四句合辙押韵的中文诗。伯伯说：“既然原文是一首四句小诗，译成中文也必须是一首四句诗，而且要符合中文诗的韵律。文体一致是翻译的原则。
要知道原诗可是用古希腊语写得呀。古典希腊语与现代希腊语有很大不同。许多古词都消失了，语法也比现代希腊语复杂得多。这首诗即便让当代希腊人看也未必能懂，更何况一个外国人！可钱先生不借助词典就能这么快译出，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患难见真情
与钱钟书家隔两个门，住的是文学所谢蔚英女士和她的两个女儿。傍晚时分，谢阿姨常带女儿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两个女孩儿都长得非常漂亮。特别是姐姐吴同，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配上她那超凡脱俗的气质，美到令人惊艳！
吴同长我一岁，53年生人。我当时对她羡慕得要死。一是人长得漂亮；二是她每天都去钱家，据说是给杨绛当助手。母亲私底下对我说：“谢阿姨真聪明，让吴同给杨先生当助手，这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呀!杨先生肯定是看中了吴同英文好，否则不会找她。你一定要好好向她学习”。母亲还说：“这姐妹俩的名字起得好。‘吴’这个姓不容易起名。比如有人叫吴德，谐音就成了德行不好。而她俩一个叫吴同；一个叫吴双，都是举世无双的意思，实在太妙了。这一定是她们的父亲吴兴华给起的名，大才子嘛！”
说起吴兴华，现在几乎无人知晓。英年早逝的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学者、翻译家。他少年早慧，不到16岁就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他学贯中西，通晓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还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是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介绍进中国的第一人。他翻译的但丁《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大学问家王世襄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钟书式的人物”。
吴兴华才华横溢，命运却令人扼腕。1957年，在北大任教的他，只因提出“苏联专家的英语教学法不一定适合中国”，就被打成“北大西语系第一右派”。两年后遭降职、降薪，踢出讲堂。
1966年“文革”爆发，他更是在劫难逃。连日被抄家、批斗，大字报里三层、外三层，一直贴到家门口。8月2日，吴兴华在校园里被红卫兵殴打，按着头强迫他喝下附近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有毒污水，还有人把他的头按在刷大字报用的浆糊桶里。他很快昏了过去。可在场的“红卫兵小将”却说他装死，不准送医。直到晚上，看他还起不来，才把他送到北大校医院。待家人闻讯赶来，只见躺在过道里的吴兴华脸色发紫，知觉全无。妻子喊丈夫、女儿叫爸爸。可这位年仅45岁、才华盖世的学者，却再也没有睁开眼……
吴兴华与家人最后一次合影（1965）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分别四十多年的吴同姐。回顾往事，才得知很多当初不了解的情况。
吴同的父亲吴兴华与钱钟书先生的友情源远流长。早在1940年代，钱先生所著《谈艺录》问世，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然而，这是一部阳春白雪之作，曲高和寡。当时燕京大学青年教授吴兴华读了这本书后，给钱先生写信提了一些意见。钱先生看了非常认可，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对书中相关内容做了修改。钱先生对这位小他12岁，却学富五车的后生非常欣赏，从此开启长达20年的忘年交。而吴兴华也因此获得了“小钱钟书”的雅号。
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刚刚三十出头的吴兴华便被任命为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家与钱钟书家都住在北大中关园，是近邻。那时钱先生常来吴家做客。每次到访都会跟吴兴华在书房里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地畅谈。据吴同回忆说：“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和搜索引擎，去图书馆查资料很不方便。钱伯伯有时想起一个翻译上的问题，就来找我爸爸询问出处。而爸爸总能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记得有一次钱伯伯来我家，临走时爸爸把他送到门外。当时我正在门口玩儿，就听钱伯伯对父亲说：‘兴华，你可真了不起，不到20岁就超过我了’。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恃才傲物、眼高于顶的钱钟书这句话的分量”。
钱钟书先生于1988年去世。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当然，赞扬者居多；但也有个别人说他恃才傲物、讲话刻薄。甚至有人对他的学术成就提出质疑。
对于钱钟书先生的为人，从小就跟他认识并有很多交往的吴同是这样描述的：
“钱伯伯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喜形于色、爱憎分明。他眼里不揉沙子，对看不惯的人和事会直接说出。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其中不乏声名显赫的学者。
“从干校返回北京后，钱伯伯闭门谢客，整天埋头学问。邻居们曾多次见到有小轿车来接钱伯伯赴会或赴宴，都被他婉拒。某些位高权重的贵客到访，也难免吃闭门羹。一天，有关部门派人来通知钱伯伯去参加国宴，可他不想去，于是就直接说：“我很忙，我不去！”来人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伯伯还是坚持说：“我不去，我很忙！”这充分显示伯伯生性高洁、厌恶官场应酬的铮铮傲骨。可我每次从外地回京探亲登门拜访，他们夫妇却像见到久别重逢的女儿似的那么高兴! 立刻放下手上的书卷，嘘寒问暖……
“钱伯伯经常跟我谈起父亲，为其生不逢时、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他说父亲是他的‘钟子期’，哀叹‘钟期既逝，奏流水以为何人？’言语间流露出这位学识渊博的长者对昔日友人的一片深情”。
“‘文革’初期，父亲吴兴华含冤离世。母亲在学部文学所工作，跟钱伯伯是同事。当时她也在挨整，工资被扣，每月只能领到32元生活费。孤儿寡母，生活陷入困境。而此时钱伯伯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勒令他在学部大院儿劳动，和几个‘牛鬼蛇神’一道拔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伯伯几次趁看管人员不备，悄悄对母亲说：‘蔚英，生活上有困难尽管告诉我，千万别客气’。寥寥数语使母亲感动得泪流满面。对于遭受丧夫之痛的她来说，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呀！
“1972年夏，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钱钟书夫妇与我家又同住在学部大院儿7号楼一层。这是我们第二次做邻居了。此时父亲吴兴华已去世6年。钱伯伯是个特别念旧的人，对我们家的处境极为同情。几次想接济我们，都被母亲婉拒了。她是个要强的人，每次都说不需要。还是杨绛先生有办法，提议让我给她做助手，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钱了。那时我每天帮杨先生誊写《堂吉诃德》翻译稿。她给我的报酬远远超过实际劳动所得，时不时给个20、30、甚至40块钱。要知道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对于生活极其窘迫的我家来说，帮助实在太大了！”
听到这儿我非常受感动。作为过来人，深知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敢跟挨整的人来往，生怕受到牵连。
接下来吴同回顾了自己的青年少时代，以及我们分别前后的生活。1969年，她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那儿接受“再教育”，一呆就是9年。她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长年
干重体力劳动，脸上、手上长满了冻疮。由于出身不好，经常受人欺负，遭受的磨难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直到大多数人都返城了她才回到北京，在一家做橡胶手套的街道小厂上 班。那个厂用的化工原料对身体有害，可为了生计，每天都得忍者刺鼻的味道干活儿。
谈到父亲，吴同说这是她一生挥之不去的痛。为了给父亲争气，她拼命读书。恢复高考后，她一举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1985年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
吴同在黑龙江兵团
左：吴同 中：谢蔚英（吴兴华夫人）右：徐方（作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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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再次光临寒舍。看得出您是过来人，深知那个年代有多黑暗、多荒唐。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历史存证！
“臭老九”的说法，当年几乎尽人皆知，不是我编造出来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地位如何，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也都心里有数。至于工资待遇，只有解放前大学毕业的老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老干部，工资才比较高。比如钱钟书夫妇、俞平伯、顾准等，这些人毕竟有限。解放后毕业的老大学生，工资一律56元，多年未变，他们生活并不宽裕。故杨绛可怜她的女儿、女婿，说：“我们几百几百地挣；他们几十几十地挣”。
“文革”中挨整的知识分子，工资很可能被冻结。如：顾准的工资就被冻结，每月只发给20元生活费。那时他生活非常困难，我母亲还曾借给他80元钱。吴同的母亲谢蔚英从文革初就挨整，工资被冻结，每月只发给32元生活费。吴兴华被迫害致死后，孤儿寡母生活立刻陷入困境。钱钟书夫妇很同情她们三人，想方设法资助她们。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大概难以理解。
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生产建设兵团每年都有探亲假，不可能让一个“兵团战士”连续呆9年不许回家。我于1972年考入甘肃省歌舞团乐队。1974年，因患肝炎回北京养病。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看到回北京探亲的吴同在给杨绛先生当助手。
那我就是真的不知道了。真的就是那么排列的？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工资大概也被扣发了还是肯定被扣发了？这么排位，工资会不会一定是肯定被扣发了吧？知识分子们只能饿肚子了或者可能是靠积蓄过日子了。奇怪作者怎么没有说被扣发工资了。
但是， 大家心中有数， 这种日子不会是长久， 毕竟老人家不会真的万寿无疆， 所以才有把臭老九说成是“臭豆腐， 闻着臭吃着香”， 老人家也知道， 所以没让钱老学森去扫厕所
不知道那个年代过来的作者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有意为之。
那时候虽然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但是知识分子工资还是比工农高，而且高很多。除了干部，大家还都是很羡慕知识分子的，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抢着想上工农兵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