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芳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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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大院儿的故事（续完）
徐方
扭曲的人生
近年来，常有人谈起“两头真”现象。所谓“两头真”，指的是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当他们还是热血青年时候，苦苦探索救国之路。为了反抗外敌入侵，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不顾一切地参加革命、入了党。那时他们为了实现远大理想，真心实意地奋斗。这是“真”的一头。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却朝着背离他们当初的理想方向发展。民主革命的大敌——封建专制主义死灰复燃、泛滥成灾。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历次运动中成了“革命”对象。这使他们陷入迷茫，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这批人到了晚年逐渐觉醒，利用仅有的一点点空间，为国家自由民主而大声疾呼。此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真心的。这是“真”的另一头。“两头真”代表人物有：顾准、李锐、李慎之、鲍童、杜导正等。
当年在学部大院儿8号楼，我也曾遇到过这样一位邻居。
一次，我在水房里练琴。为了不打搅别人，在琴码上夹了一个沉甸甸的金属弱音器，琴发出的声音像蚊子哼哼。这时有个年近50岁的伯伯来水房洗衣服。他看上去非常儒雅博学，说话慢条斯理的。他站在我身旁听了一会儿说：这样拉琴声音不好，你把弱音器摘了吧。我说怕邻居有意见。他说没关系，就一会儿。于是我摘下弱音器奏了一曲。
那是我第一次不带弱音器在水房拉琴，空荡的房间像个巨大的音箱，使琴声显得格外柔美明亮。伯伯完全沉醉其中，嘴里喃喃地说：“《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真好听！” 我深感意外。学部虽说文人荟萃，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音乐如此内行的人，于是兴致勃勃地跟他攀谈起来。他说特别喜欢古典音乐，谈到海顿、巴赫、莫扎特等作曲家及他们的代表作，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对这位伯伯充满了好奇，事后向住在斜对门的李黎阿姨打听他的情况。李阿姨说：“他叫赵复三。以前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做了牧师，“文革”前调到学部宗教所，是基督教问题专家”。共产党员、牧师、基督教研究者，这些相互矛盾的身份，使我感到困惑。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帝国主义者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的名义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很多牧师实际上是美国特务”。带着满腹狐疑，我问母亲：“共产党不是讲无神论吗？那地下党员怎么后来会成为牧师呢？赵伯伯现在研究基督教，他到底是信教还是不信教呢？”我这一连串问题显然使母亲感到颇为棘手。她想了想说：“按道理他应该不信教”。她进一步解释道：“信教就是对某种超越世俗的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因此，凡是信教的人都不可能去研究宗教。
母亲接下来告诉我，解放前在上海一些名牌大学中，共产党地下组织特别活跃。她所就读的上海交大就是中共的“红色堡垒”，很多同学都加入了地下党。估计赵伯伯就是上大学时入的党。
后来我才了解到，赵复三伯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那是一所美国人办的纯英语教学的教会学校，他读的专业是哲学与神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中华圣公会牧师，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总干事。直到1964年才调到学部宗教所从事基督教研究。他与赵朴初、赵紫宸并称为中国大陆宗教学“三赵”。
从神学专业毕业后做牧师本来顺理成章，可作为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的人来说就不一般了。
新中国成立伊始，政府便开始着手对国内的基督教教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0年7月，由吴耀宗等40名基督教人士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公开信，即后来被称之为《三自宣言》，赵复三是发起人之一。
1954年，宗教界开展了“三自爱国运动”。“三自” 这个想法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被提出，意在脱离西方的管辖，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办教会。然而1954年搞的“三自爱国运动”，却隐含了服从党的领导这一层意思。在“三自爱国运动”引发的争论中，这个附加含义是矛盾的焦点。很多原本真实实行三自原则的教会领袖，如王明道等，都是因为反对这种由政府控制的三自教会而入狱。因此，“三自”这个词在使用中往往带有弦外之音，远超过其字面意思。
现在想来，一个人长年以双重身份生活。对外的公开身份是牧师，为教徒传经讲道；对内却以党员身份，为某一无神论政党做统战工作。他心里是否平衡？牧师在教会的言谈举止都以上帝之名，讲道结束时要说一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内心是否纠结、挣扎？或许他1964年到学部宗教所搞研究，就是这一纠结的结果？
赵复三
伯伯于上世纪80年代升任社科院主管外事的副院长和党委书记。他的英文水平极高，据说令很多与他交往过的外国学者赞叹不已。后来我听说他于1988年作为中国代表，被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由于他“惊天一跃”，再也没有回来……
他本来已官拜副部级，还是政协常委。只要世故一些，可谓“前途无量”。留在国内安享晚年，完全不成问题。然而他却在那关键的历史时刻，作出了令同僚们目瞪口呆的决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舍身外，守身内”。这决定对于一个年逾花甲且功成名就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不易！（刘再复《舍身外，守身内》2015.8）
晚年赵复三
据赵复三的友人姚琮回忆，在海外流落多年的赵老曾对他说：“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60年，是为构筑“理想”而生活的60 年；而后一段二十多年，是由于现实的教育，自己在拆毁原来的‘理想’”。（姚琮《赵复三“离开”内幕》2014.10）
当年赵复三伯伯从干校回到北京，之所以住在学部大院儿，是因为跟妻子离婚了，没地方住。他的前妻是著名作曲家瞿希贤。
瞿希贤这个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很陌生，然而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的五Ｏ后，却都会唱由她作曲的那首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
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阵阵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这优美、妙曼、如泣如诉的旋律，不知打动了多少少年儿童的心。而由她谱曲的另一首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是广为传唱: “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 这首歌影响极大。多少人在这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的旋律鼓舞下，激情满怀、热血沸腾，把自己想象成救世主，一心要解放全人类……
作曲家瞿希贤
瞿希贤1948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专作曲系。在此之前，她曾与赵复三先生同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相同的教育背景、共同的政治理想、使两个年轻人的心逐渐靠拢，遂结成伉俪，可谓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然而这位早在1938年就加入共产党，一心为革命，写过无数红歌的作曲家，却在“文革”爆发后成了革命对象。她被“四人帮”爪牙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受尽非人待遇，竟长达6年7个月。在此期间，相濡以沫的丈夫被迫与她离婚，好好一个家就这样拆散了。
作为一个成功的作曲家，瞿希贤女士晚年却对自己谱写的一些歌做了深刻的反思。当她得知大跃进年代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时，特别难过。她说：“我写过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秦西炫：《我所认识的瞿希贤》）
2005年，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当演唱到最后，观众激动地起立，高喊要求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她却坚决制止了。她事先要求把这首“代表作”从节目单上撤下，并跟指挥严良堃打了招呼，不唱这支歌。她说：“我举双手反对再唱这首歌。这是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写的，现在再唱就是误导”。她还特别诚恳地说：“我做的事，我不能赖账！”(瞿希贤：《我做的事，我不能赖账！》，《北方音乐》2008年05期)
赵复三伯伯与前妻瞿希贤女士虽然在文革中被迫离婚，可到了晚年，他们不约而同地对自己的前半生作了深刻地反省，觉今是而昨非。他们找回了青年时代的真诚，重新焕发出民主革命的激情，追求真理，成为“两头真”的学者。
如日方升
1976年10月，长达10年的“文革”终于结束。社会生活逐渐走上正轨，百废待兴。
1977年5月，学部正式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短短几年间，新成立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财贸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少数民族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等14个新单位。再加上出版社、杂志社、研究生院，社科院变成了一个科目齐全、规模庞大的人文科学研究机构。
1978年，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那是一个昂扬向上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处在改革和学术最前沿，云集了一批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他们在历史所小礼堂举办双周吹风会，各个研究所也常举办小型学术讲座。摆脱了精神桎梏的人们轮番上台，把十年动乱中的思考，毫无禁忌地和盘托出。
我于1977年考上大学。每逢寒暑假回北京探亲，近水楼台，常去旁听各种讲座。为这些学人喷泉式的思想火花、精妙绝伦的推理、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所震撼！
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院儿1号楼3层，听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朱虹讲《荒诞派戏剧》。她讲得极其生动、引人入胜。介绍了荒诞派戏剧代表作—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以及由奈斯库写的《秃头歌女》、《椅子》等剧作。
而朱虹的夫君，同在外文所从事研究工作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法语翻译家柳鸣九的讲座《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几个问题》，更是别有天地。他打破多年思想禁锢，提出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在规模、分量、深度、价值与意义上，都丝毫不逊于西欧古典文学艺术。他从介绍二十世纪初反战文学开始，讲到稍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文学，一直到二战后的存在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愤怒青年”文学、“黑色幽默”、以及新小说派……揭示了各种文学流派代表作中蕴含的有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意义。他大声疾呼：“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多年后他被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当时在学部大院儿，人们将朱虹、柳鸣九这对学者夫妇戏称为“男女混合双打冠军”。
柳鸣九倚在巴黎圣母院一侧的桥上，摄于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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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年蜗居在学部大院儿的那些学者文人，心里五味杂陈。最后引用赵复三先生一段入木三分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描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想不出比‘心碎’更恰当的了。心碎是因为：献身以求的理想破灭；内心感受被逼迫承认并不存在的错误，侮辱自己的人格，用自己的手把心灵彻底打碎，在精神上再也站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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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时代中的个体，在遭受了那么大的苦难之后，假如不能改变社会，就只能改变自己了。
如果我无力拆除柏林墙，那么我就逃离他。
如果这些人真的那么怀念那个民国的话，就让他们去印度好了。
至少现在对知识分子比以前好多了，但是很遗憾反朝廷和皇上的话（包括用作品影射）依然一句都不能讲。
但是经济比印度俄罗斯强，知识分子印度又不会去，俄罗斯还是比中国宽容多了。
美国加拿大等五眼联盟和日本韩国等就不说了，欧洲人的殖民地所以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