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修订稿二）

  （续一）                                                                                                           
                                                                作者：徐方
       
                               亦师亦友

 

1972年10月，学部从干校迁回北京。我家因下去之前退掉了房子，被安排住在学部大院八号楼二层。这是一座U字形两层的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伯伯有家不能归，也住在这一层楼上。本来跟他同住一室的还有经济所李学曾。李在北京大概还有其他住处，多数时间都不在，故那个12平方米的房间实际上是顾伯伯一个人住。自1966年文革开始他被隔离审查，到从干回到北京，伯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他的住室在八号楼二层西侧最南端，离我家非常近，出门沿过道往北走，经过几个房门往东一拐就是我家。
 

位于八号楼南边的七号楼，是一座一字型两层的筒子楼，也用来安置从干校回来的“无家可归者”。钱钟书先生与夫人杨绛就住在七号楼一层。他们家的后窗正对着我家的前窗，夏天的时候他们常打开后窗通风。我弟弟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时在家里拉开喉咙放声高歌。每当这时，钱先生家的后窗很快就会关上，可他们从来不找我家提意见。一次我在大院里碰到钱钟书先生，他操着带有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令弟的歌喉不错啊！”听得我差点儿憋不住笑出来。
 

这时运动重点是清查“五一六”，人们忙着打派仗，顾不上这些“死老虎”。顾准伯伯便利用这难得的安宁，开始着手他那庞大的探索研究。

                       
                             1972年12月 顾准摄于北京中山公园
 

这段时间是母亲与顾伯伯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与他长谈。伯伯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
 

顾伯伯在思想上颇受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他所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他对所有过去整过他、害过他的人，一律宽恕。母亲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圣经》中的那句话：“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伸出右脸也让他打”是奴隶主义哲学，不足取。她说：“我的观点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顾伯伯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于他们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有意思。顾伯伯随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圣经），建议我读一读。这本书是他于1961年在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掏到的，上面有他的签名。是他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的重要参考书。他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作为纪念品留给了我，一直珍藏至今。

             
                       顾准遗藏：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扉页、衬纸

      一次，顾伯伯在谈话中用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他把“鸩”字读成了chén,母亲说：“你这个字读错了，应该读zhèn，结果两人争执起来，互不相让。这时顾伯伯从书架上抽出刚刚在内部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查出“鸩”字果然读zhèn。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得，我认输了。过去上学太少，到底不如你的文化底子好。”
 

那段时间，顾伯伯完全沉浸在学问当中，已经达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阅读，写读书笔记。每周读的书能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不过，对于天才与勤奋的关系，他跟母亲的观点倒惊人地一致。谈到爱迪生，他说：“尽管爱迪生把成功归结为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可是若没有那1%，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有人说顾准恃才傲物，这倒不冤枉他。一次谈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语录时，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的看法反其道而行之：‘骄傲使人进步，虚心使人落后。’”
 

顾伯伯很注意跟上时代，站在学术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长宗井滔先生。宗先生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懂好几国外文。他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敢于动用外汇，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期刊，当中只断过一、两年。据我所知，顾伯伯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先生不断地进书，顾伯伯不断地读书，这种情景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伯伯当年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宗井滔功不可没。
 

顾准伯伯讨论问题的主要对象是巫宝三。巫先生是哈佛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德等。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挨整，差点儿划成右派，他的代理所长职务也丢了。顾准对巫先生评价非常高，认为他很了解西方经济学流派，有真学问。当时经济所的人大多认为巫先生从不谈经济思想，可顾伯伯却跟吴敬琏叔叔说：“巫先生实际上一直跟踪着世界经济学的演变，对现代经济学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于政治原因变得很谨慎，绝口不谈西方经济学，而只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如管子什么的。”
 

巫先生经常向顾伯伯推荐一些新的经济学著作和文章。在当时，凯恩斯主义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顾伯伯过去并不知道罗滨逊夫人（Joan Robinson）在经济学流派中的地位，跟巫宝三讨论了之后，了解到她那篇《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意义之所在，并随后翻译了罗滨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的学说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容易接受。⑨

                 
                       顾准遗藏：罗宾逊夫人著《非完美竞争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顾准伯伯学术水平高，英文又好，所里一些勤奋好学的中年人在这期间常向他请教。他跟我们开玩笑说：“最近收了几个学生”。“牛鬼蛇神”收学生，在文革期间可是个稀罕事。就我所知，他的得意门生是吴敬琏，其他人还有赵人伟、周叔莲、张曙光、林青松等，当然也包括我母亲。他跟这些人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读书、翻译西方经济学论文，对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经济所的这些研究人员由于与世界隔绝了几十年，对西方经济学几乎完全不了解。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后，在顾准伯伯的带领下，所里几位中年研究人员开始如饥似渴地研究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最新理念。
 

一次，顾伯伯从宗井滔先生那里拿来一本美国经济学会的高级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从中选出几篇最新的探索性经济学论文分给吴敬琏叔叔、赵人伟叔叔和我母亲，让他们拿去翻译，翻好之后由他来批改。
 

母亲中学时代上的是上海中西女中和工部局女中。这是两所教会学校，英语教学质量非常高，到了高中就开始读《傲慢与偏见》等原版小说。可解放后国家一边倒向苏联，同时政治运动不断，她二十多年不用英语，有点儿生疏了。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中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前访华。这是个爆炸性新闻。当时还在干校的母亲，马上意识到中美对峙了二十多年，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机。为了跟上时代变化，她决定重拾英语，找了些书开始复习。可这事很快就引起了上方的注意，连长靳某某在全所大会上不点名批判：“尼克松要访华，有人就闻风而动学起英语来，她到底想做什么？！”
 

母亲有一次跟赵人伟叔叔谈到顾准伯伯给她布置的翻译作业。她说：“我的英文水平过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可老顾给我的论文却怎么也读不懂。即便把每个字都查了词典，仍不懂。可见不是英语水平问题，而是经济学水平问题，我们对西方当代经济学实在太隔膜了。”赵叔叔说：“我也有同感。老顾从《美国经济评论》中选了鲍尔丁的《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一文，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把它翻译过来。’可我啃了一两个礼拜都啃不下来。勉强译了几段拿给他看，他看了之后说：‘程度还是不够’。”
 

听赵人伟叔叔讲，有一天他把翻译好的论文交给顾伯伯。本来那天顾伯伯是要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的，可为了帮赵叔叔改翻译稿，他放弃了去北图，边批改边讲解，整整花了七个小时，用红笔在稿纸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译文的措辞，还详细解释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其内涵是什么，讲得非常透彻。如：“mechanism”这个词要翻译成“机制”而不是“机构”，因为它指的是机体的运作方式。

 

顾伯伯那段时间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可只要所里这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前来求教，他总是热心相助。
 

八号楼二层东侧有一个电视房，里面摆放着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7点，有人负责打开机柜给大家放电视。这时全楼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里，享受这一点点有限的娱乐，整个楼一下子变得异常寂静。母亲和顾准伯伯从来不去看电视，他们正好利用在这难得的宁静来探讨各种问题。
 

一次他们谈到孙冶方，母亲不无忧虑地说：“冶方已被关了这么多年，真担心他在精神上垮了。听说有的人被长期单独监禁，最后变疯了。”顾伯伯说：“不会的，我了解他，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他还说：“冶方若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
 

据母亲讲，文革初期，孙、顾二人都被打成“黑帮”。红卫兵“勒令”他们打扫楼道和厕所，他们每天故意去得特别早，趁楼里还没有人来，边干活边交换思想，讨论对“文革”的看法。1968年4月，孙冶方以“特务”、“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七年之久。孙伯伯被关押之后，顾伯伯很想念他，经常谈起他。遗憾的是，顾伯伯没有等到孙伯伯出来就故去了，这当中仅仅差了几个月，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1976年摄于石林
 

顾准与孙冶方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抗战期间。1939年，顾准从江苏省职委调至文委，与孙冶方曾经在一起工作。五十年代中期，顾准到经济所搞研究工作，再一次与孙冶方共事。他们在探讨理论问题时，顾准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五十年代能提出这样的看法是非常难得的。正是受这一观点的启发，孙冶方撰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上。文中深刻阐述了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意义，并对按照主观意志“不计盈亏”大办工业等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1963年，他在一次关于经济理论问题的辩论会(实为批判会)上,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慨冲口而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孙冶方1975年出狱后，对价值规律进一步作了全面研究，确立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领袖的地位。然而他在临终前却多次对吴敬琏等学生明确指出：“我于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是受了顾准的启发。今后再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在后记中注明这一点。①　孙冶方讲这话时顾准已去世多年，如果他自己不说出来别人并不知道这些事，这充分体现了孙冶方先生的学术道德之高尚。
 

顾准伯伯为了节省时间，从不自己做饭，而是去食堂打饭来吃。每到吃饭时间，总会看到他拿个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径直朝食堂走去。学部食堂的大锅饭营养倒是够了，可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母亲有时烧了比较可口的的菜，如红烧排骨什么的，就会分出一些让我给顾伯伯端过去。即便如此，她还是对顾伯伯的健康忧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骆耕漠说：“老顾身体这么虚弱，却整天埋头读书，缺少活动，咱们得想点儿办法才好。”从那以后，骆老、江明，还有我母亲，时不时会拉顾伯伯去附近的小饭馆儿吃饭，并借机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感到非常高兴。（未完待续）

①《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作者：张劲夫

         ——本文发表在《老照片》第95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完了没]

谢谢分享。中共领导着中国走向摸着石头过河的混沌道路，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背离科学发展模式的。

[zhige]

老一代人的治学精神，和毫无功利的人与人的关系，恐怕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