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 方
国破山河在
1941年,正值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暨南大学南迁至福建建阳。外公因大舅患肺病,不能一同前往。后来,他到沪江大学任教,并在大夏和光华两所大学兼课,外婆则在私立培成女中教书。
那时期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一日数变,个别教授甚至靠摆摊儿过活。外公、外婆两个人的薪水合在一起,不够买一担米,很难维持八口之家的生计,更何况家中还有个病儿。他俩拼命到处兼课,外公累得体重减了三十多斤,还是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外婆忍痛卖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四库备要》和《图书集成》。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同事中有的当了伪国大代表做了官,有的丧失民族气节成为汉奸。他们对此极为鄙视,立刻与其绝交。①
当时留在上海的,还有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先生。他是外婆程俊英“五四”时代的老朋友,这时期跟外公、外婆过往甚密,常约他们到家中品茗闲谈,参观他藏书楼中的各种书籍、文物。他也每天必到外公他们这边来,彼此拳拳,互以“保持民族气节”相激励。
郑振铎先生是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就在许广平被日本宪兵抓走的第二天,他来到外公家,焦虑地说:“外面风声很紧,敌人到处抓人,我不能呆在家里,先在你这儿过一夜,然后再想办法找个藏身之所。” 外婆一听赶紧打扫亭子间,换上干净被褥,同时张罗晚饭。外公也诚恳地说:“您就长住在这儿吧。我家阳台上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可以藏身。汉奸×××找我开会,我就是躲在那儿混过去的。如果有人敲门,您也往那儿藏,很安全的。” 郑公大受感动,说:“你们如此殷勤招待,使我感激涕零。可我不能连累知己……”次日凌晨,他还是悄悄溜走了。②
郑振铎先生还是个渊博的学者,涉足的学术领域十分广阔。抗战期间,他养成了收集古籍和文物的癖好,俨然是一位收藏家。他有时购得珍贵古籍,如:四函善本《金瓶梅》等,家里藏书楼实在放不下,就寄存在外公的书斋里,直到抗战胜利才陆续取回。③
一次,郑振铎拿来一份报纸给外公他们看,上面刊载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的谈话:“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密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两千万册,为数且与日俱曾。……”他气得脸通红,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将来我们欲研究孤本秘籍,还要到国外去找,岂非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合力买古书,阻止外流如何?”当时在座的还有暨大教授周予同,他长叹道:“买书我是赞成的,可哪来的钱呢?”郑公瞪着眼,久久无言……从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情绪低落,郁郁寡欢。一次,他兴冲冲地赶来,说买到了《脉望馆钞校古本今杂剧》。他说:“这部书是国宝,其中包含了二百四十二种元明杂剧,共六十四册,几乎每种都是可惊的发现……我患得患失地失眠了三夜,生怕它流入异国,终于以九千元成交。”外公他们听了,深为郑公那热爱祖国文化的痴情所感动!④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此时,大舅张正奇肺部的结核菌经脊椎传到大脑,病入膏肓。外公悲伤欲绝。为了挽救爱儿生命于万一,他找到停泊在上海吴淞口岸的美国军舰,说明情况,要求见船上的军医。军方出于人道考量,允许他登舰。外公向军医咨询,国外有没有发明什么新药,能救孩子一命。医生遗憾地告诉他,到目前为止结核病还是尚未攻克的医学难题,表示无能为力。不久之后,年仅18岁的大舅就去世了。仅仅过了两个月,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问世,外公为爱子没能等到这一天痛心不已……
壮志未酬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据母亲生前回忆,那天清晨他们推开窗子,看到很多当兵的抱着枪,睡在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墙上贴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布告。弄堂里的男女老少纷纷出来慰劳,外公也提了一壶开水,挤在人群当中,可战士们都坚决不喝。外公大受感动,对家人说:“抗战期间我回老家探望舅父,他靠养鸭为生,可鸭子都被兵匪抢光了。好容易盼到抗战胜利,美国兵却在上海调戏妇女。纪律严明的解放军与这些军队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他们给我的印象实在太好了,跟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完全一样。中国有希望了。”⑤外婆生平最敬仰李大钊先生,她也为恩师的未竟事业得以实现欣喜不已!
1950年代初摄于上海华东师大寓所前,
左起:张纯音(张耀翔次女,作者母亲)、
程俊英、张耀翔
1950年,外公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次年,大学院系调整,复旦教育系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于是外公、外婆两人都到华师大教书。1955年,外公任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上海分会理事。此时的他,以拳拳报国之心,准备在事业上大干一场。可是到了1958年,他为之尽瘁近四十年的心理学,竟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科,他本人也遭到批判。尽管如此,外公依然满怀希望,经常向家人抒发他对心理学各种问题的见解,认定这是一门深具实用价值的学科,定能为祖国建设服务。
外公最大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修中国心理学史。他过去发表的《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一文,就是这个计划的雏形。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古时虽无‘心理学’名目,但属于这一科的研究,则散见于群籍,美不胜收。不仅有理论的或叙述的心理研究,且有客观的及实验的研究。不仅讨论学理,且极注重应用。他们称这种研究为‘性理’为‘心学’”。 为了发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宝库,外公孜孜不倦地花了十几年功夫,整理中国古书中有关资料多达20万字,还撰写了若干篇文章,然而却发表无门。
1963年4月,外公70岁,这也是他与外婆结婚40周年纪念。此时的他,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已三年,身体每况愈下。他自知来日无多,紧握外婆的手说:“我们二人共同生活在二十世纪不平凡的岁月里,是幸福的。所恨者,我未能编出《中国心理学史》一书,不能整理旧作,不能陪你欢度晚年……”⑥1964年7月9日,外公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享年71岁。
“文革”后期,一次我到上海探望外婆,看到年迈体衰的她独居陋室,甚是凄凉。屋里除了一床、一桌、一个破旧的单人沙发外,就是满架子的线装书。
外婆程俊英“文革”前任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她国学功底深厚,在先秦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文革”中惨遭迫害,被迫退休。她告诉我,“文革”初期打砸抢横行,华东师大校长常溪萍和多位教授死于非命,她自己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到处抄家,她的住所时刻都有被抄的危险。在极度恐惧中,她含泪一把火烧掉了外公的全部手稿;还给上海造纸厂打电话,让他们把外公的藏书拉走。外公生前酷爱藏书,家中有专门的藏书阁,题名“望海居”。他读书涉猎面甚广,不仅局限于心理学,古今中外、九流杂家,连诗、词、曲、小说都看。他的遗藏大部分是精装英文书,生前几乎每本都认真读过,并在空白处写下许多眉批。由于要处理的书量太大,造纸厂派卡车来拉。可人家看了那些书不愿意要,说他们回收旧书的目的是用来打浆做草纸的,那些洋装书上的硬壳封面不能打浆,得先拆掉才能卖。万般无奈,外婆只好自己一本本撕去书上的封皮,心里在淌血……最后,那些堆积如山的“书瓤”称斤卖,总共竟有四吨之多! 外婆说到这儿懊悔不已,为外公花毕生心血之收藏毁于一旦痛心疾首!她长叹一声:“当年郑公(郑振铎)为避免珍贵文献流到海外,倾其所有;可我却这样大肆毁书,造孽啊……”
劫后重生
“文革”结束后,1978底,中国召开了心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恢复了名誉。与此同时,外公的工作也得到肯定。此后数年,母亲协助外婆整理外公旧作,分别于1983年和1986年出版了张耀翔《心理学文集》和《感觉、情绪及其他—心理学文集续编》,以此告慰外公在天之灵。
1978年,年近八旬的外婆,应华东师大古籍研究室邀请再度出山。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她拼命工作——带研究生、著书立说,先后撰写了《诗经注释》、《诗经漫话》、《诗经选译》等著作,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推崇,公认她是《诗经》学权威。更令人惊叹的是,90高龄的她,还与青年女作家蒋丽萍合作,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长篇小说《落英缤纷》。该书问世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读者纷纷来信,表示钦佩和欣赏。
外婆程俊英于1993年2月20日病故,享年93岁。
外公张耀翔是最早将西方现代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人。作为开拓者,从1920年回国到1964年病逝,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我国心理学教学、科研和普及工作。他虽然没能实现晚年的心愿——修中国心理学史,然而他一生的经历,他的生前、身后,恰似一部中国现代心理学发展史,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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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作之前,老友关慎捷先生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写成之后,又提出了若干宝贵意见,使其更趋完善。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①⑤ 程俊英:《耀翔与我》,《感觉、情绪及其他——心理学文集续编》(附),张耀翔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④程俊英:《回忆郑公二、三事》,《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朱杰人 戴从喜编,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③程俊英:《怀念郑振铎先生》,《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朱杰人 戴从喜编,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⑥程俊英:《程俊英自传》,《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朱杰人 戴从喜编,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4年12月
——本文原创,谢绝转载——
中国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像楼主外公这样的学者,文人在上海还有很多。非常令人尊敬。
90年代的新新人类已经大都没这些历史知识了。很多人竟然认为上海是没有文化底蕴,只有工商业的城市。
曾经抄录过一首程先生翻译的诗经“桃之夭夭”,非常可爱有趣。
茂盛桃树嫩枝丫,桃花灿烂粉红花。
这位姑娘要出嫁,和顺对待你夫家。
你母亲晚几年患病,等到了特效药,真幸运!
据母亲讲,大舅在他们几个孩子当中天资最高,堪称天才,却早早离世,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