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减少88.9%、89.38%。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出让的19个地块中有14个流标,占比高达74%。 <br><br> 而除了减少推盘量和不再追逐高价土地,开发商也普遍使出打折大法。日前开盘的大型项目万达商业广场,对于开盘当日一次性付款的客户价格优惠8%,购买整层的客户实行8.8折优惠。此外,汇嘉大楼、龙湾万鑫锦园、龙湾明珠城B地块等商业项目也都纷纷推出不同程度的打折优惠活动,汇嘉大楼最大降幅甚至达到了26%。一些先前开盘后发现不好卖的楼盘也纷纷回炉,打折再次推出。<br><br> ■观点 <br><br> 民间信贷安全受威胁 <br><br> “一手房出现两个极端:价格合适的房子被抢一空;定价过高的,则需要大幅度降价促销。”温州天浩置业总经理王珍楠表示,温州的楼盘,不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都开始进入打折促销周期,但温州人并不差钱,看重的仍是投资前景。 <br><br> 事实上,即便是眼下的糟糕市况,温州投资客的购买力仍不容小觑。中海地产杭州公司营销部助理经理陆阳告诉记者,最近杭州的开发商已经纷纷降价开盘,但新盘降幅10%左右仍不好卖。他注意到,在6-7月开盘的项目中,经常能发现温州人的身影。“还是瞄准高性价比和地段好的项目。” <br><br> “现在温州部分区域的租价比只有1%左右,个别小区还不到1%,已明显偏离了正常水平。”石海均表示,用租赁收益与房屋总价格得出的比例数值,能部分反映出一个城市楼市的健康状况,并能反映出楼市发展的趋势。 <br><br> 据叶维坚介绍,从2002年至今,温州房价一路上扬,尤其是2007年、2009年房价涨幅高达50%以上,温州市区的每平米均价从2007年的9000元左右开始,之后几年分别达到1.5万元、2.3万元、2.5万元和今年上半年的2.8万元。 <br><br> 相比迅速蹿升的房价,租金则基本保持平稳增长态势。这使得温州的房子租价比下降,投资风险明显升高。这种背景下,更为谨慎的投资者被挤出,选择在温州买房的投资者慢慢变成热衷短炒的“投机客”。这些投资者风险喜好明显,一年数万元的租金难以满足其胃口,有些甚至干脆懒得放租,只等短炒赚大钱。在温州高端盘密集的江滨路一带,可以发现大量的江景房亮灯率不到1/3甚至1/5。 <br><br> 而一向善于以小博大的温州人,炒房的资金往往并不全是自有资本。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最新发布的“最合算投资方式”问卷调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24.5%,从2009年调查开始以来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跃居首位。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储户占比下滑至15.25%。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成为温州人的投资首选。 <br><br> 然而,“民间借贷”与“房地产投资”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争抢民间资本的关系,它们经常相互交错。 <br><br>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的民间借贷总额已升至110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00亿元,且年息处于24%左右的阶段性高位。《报告》称,截至《报告》发布,这些资金中的20%左右,又会通过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集资炒房等进入到“房地产投资”。 <br><br> 调查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显然,一旦房地产市场面临波动,此次“崩盘”传言中所报道的个案或许将演变成为更大的麻烦。)
中评社讯/楼市“崩盘”调查:温州楼市已成强弩之末?
一叶落知天下秋。
活跃在神州大地的温州炒楼团,一时间“后院失火”。
近期,关于温州楼市开始崩盘的传言盛行网络,引起强烈关注。温州是全国七个实行限购的三线城市之一,其楼市“崩盘”是政策威力所致还是以讹传讹?对陆续“限购”的二三线城市,是否有风向标意义?更让人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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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的“第四匹马车”。 <br><br> 许多国会代表强烈反对该计划——我们的国家仍然贫穷,贸然投资太冒险。 <br><br> 而决绝高铁后仅5个月,国会又找上阮晋勇的麻烦——就越南船舶工业集团管理层涉嫌违规经营招致重大损失接受国会质询。 <br><br> “四驾马车”局面的成型,其意义在于分散高层权力,实现制衡: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有模糊的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总理有较大的实权,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有一定充实。<br><br> “国会政府之争的背后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对话。”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法学博士钱镜说,“越南的国情依然是农业主导,此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和农村的对话。” <br><br> “农村和农民才是当今越南稳定和发展的根本所在。”钱说,“作为越南代议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里程碑事件,其中的运作机理,以及所体现出来的越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中国应有借鉴意义。” <br><br> 船小好调头? <br><br> 越南的革新开放始于1986年,它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翻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直言不讳越南是中国的“好学生”。但她一起航就陷入迷途,当时意识形态之争是其最大的障碍,当中国早已解决姓“社”姓“资”之争时,她还在为“私营主能否成为共产党员”而头痛。 <br><br> 进入1990年代,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以1993年国会落实直选为开端,越南先后在2002年推行国会质询制度,肃整贪腐;2006年实现差额选举总书记;2009年又推行了征地拆迁的公众参与立法。 <br><br> “我跟越南学者有交流过,”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越南问题专家黄云静说,“他们说越南是‘船小好调头’,搞国会直选时就不会像中国顾虑那么多。” <br><br> 而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则认为,越南共产党内实行了比较广泛的民主,而这种民主与西方的普选制民主又有很大的差别。<br><br> 与越南的直选相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基层直选开始,而越南反而不是。发生在2007年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她停止了基层直选的尝试。“越南还是有些顾虑的,担心经济有问题的同时进行政改,会引起更多的不稳定。”黄云静说。 <br><br> “越南的革新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并不能够直接判断孰优孰劣,”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潘金娥说,但她承认,“越南是一个小国,步子可以大些。”)
2011年2月,越共十一大会场外。越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在进入新世纪来呈加速状态。
中评社广州8月22日电/南方周末文章:越南的革新开放始于1986年,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翻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直言越南是中国的“好学生”。而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勇气和跨度更值得外界关注和惊讶,越南也因此被西方评论称为“大胆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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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价值观更是根深蒂固。 <br><br> 美国外交传统中的理想主义和“例外论”一直是主流。基辛格认为,美国人不愿意以权力思考国际关系,对国际体系的权力均衡采取冷漠甚至厌恶的态度。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美国人在讨论外交政策时,无论是在谈论还是诉诸笔端,“均势”一词之前几乎都带有一个轻蔑的形容词———“过时的均势,名誉扫地的均势。”让世界各国均诉诸规则,抛弃权力政治,其基础首先是世界包括民众在内对秩序规则以及其基础理念的认同,这需要影响各国的认识问题。美国反其道而行之,诉诸规则的建构,而不是纯粹实力的较量,使得美国公共外交顺理成章得以开展,而且会越来越成为它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最主要的手段。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在美国民众那里,常常受到质疑,并没有在中国这样的好名声。<br><br> 如果梳理一下上世纪80年中期开始美国驻华大使的情况可以看出,从洛德(曾是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会见。美方陪同人员除了基辛格,就只有一个洛德做记录),再到李洁明(曾是中情局对华情报员),再到芮效俭(出身于情报系统),多数有情报分析的背景,但到州长出身的洪博培以及商务部部长的骆家辉,这方面的色彩已经非常弱(至少表面如此),但在公众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可以看出美国公共外交分量的显着上升。可以断定,公共外交将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新传统。 <br><br> 相比较,美国是一个严格从理性出发思考国家利益的国家。通过巩固已有现代国家的联盟、将中俄印等大国融入现存国际秩序、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才是其理性的目标。2010年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要“追求四项持久的国家利益”,即“安全”(美国及其公民,盟友和伙伴的安全)、“繁荣”(在开放的、促进机会和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个强大、创造力强和不断成长的美国经济)、“价值”(在美国国内和国外尊重普世价值),以及“国际秩序”(通过更好的合作促进和平、安全和机会以应对全球挑战的国际秩序,当然美国是领导者)。冷战后的历史也证明,美国从未把任何一个大国视为敌国,这当然包括中国在内。近年两国元首会晤首要谈的正是战略互信的问题,今日中国官方也已经很少提及美国“遏制”中国的说法。 <br><br> 中美战略互信,难在民意 <br><br> 目前值得忧虑的并非官方层面而是民意之间的互动。记者近年也曾接触和了解到的一些美国驻华外交官,他们往往对敏感问题非常小心谨慎,注意防止刺激中国方面的敏感神经。职业外交官便是如此,他会在理念和现实之间维持平衡,使得关系处在可控的范围内。洪博培在北京一家民营书店的公开演讲中屡次回避尖锐问题包括记者对中国敏感人物的提问,只是从另一方面如他在犹他州的实际工作经历,包括定期公开举行市政会议,告诉中国听众公众参与的必要。新大使骆家辉的工作思路应该会在公共外交方面继续拓展。<br><br> 而从中国外交官参与一些内部会议也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外交官之间其实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沟通,他们都不希望双方关系产生棘手的问题,无论如何,保持关系的平稳才是职业外交官的共通追求。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丁孝文在对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研讨时便这么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其实难在民意,而非官方层面,“两国政府都想把关系搞好,都有这样的意愿,但受到很大的牵制,这个牵制部分原因就在于民意。” <br><br> 按照丁孝文司长的观点,中国民意同样对中美关系牵涉巨大,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同样会反馈在美国民意那里,并产生颇为复杂的互动。美国人并不把中国当做战略对手,中国可以而且应当去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民众的观念能否与时俱进,同样十分重要。在中美关系之间,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你将美国当成敌人,它最后就是敌人,你想中美关系怎样,它最后很可能就怎样。 <br><br> 被视为中国外交智囊人物的王缉思教授近来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美国政府没有也并未打算以中国为主要战略敌手,政府扮演的多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比如中东北非事件,美国政府并非要挑起类似的事件,只是这样的事件发生,受国内民意压力,需要政府拿出应对行动出来。它所做的战略决策,更像是“顺势而为”。 <br><br> 所以,掌握中美关系未来方向的是中国,中国可以而且应当影响和把握美国的对华政策方向。美国新型公共外交究竟在中国民间可以释放何种影响,同样是其评估两国关系性质的重要依据。如果说中美要建立战略互信,那么两国民意基础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说,如果民意感受与两国政府的战略互信不同步,两个社会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对立,政府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政治资本去处理。)
拜登去吃炸酱面,可以说是一场政治秀。
中评社广州8月22日电/南方网看在作者张传文的文章指出,从骆家辉上任,再到拜登访华,美国政治家轻松掀起一阵小清新。前者身背双肩包,腰别老式手机套,后者在姚记炒肝店79元小餐,并由美国驻华使馆微博直播各种亲民情景,美国政治家驾驭公共外交的能耐练至炉火纯青的程度。
拜登副总统等5人点了5碗炸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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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是近年来首次在访华期间主动要求会见中国学者的美国在任政要。
中评社广州8月22日电/南方都市报报道,拜登访华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均与其会见。在成都期间,还和习近平共同参观青城山高级中学和都江堰水利枢纽。
拜登此访,不仅保持了中美高层互访势头,按照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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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提高债务上限的国会纷争刚刚落幕,美国又遭遇近百年来首次主权信用降级,全球经济随之震荡,各界对美国的能力与信誉倍感质疑,美债风波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风波既已从经济蔓延到政治,也正逐步从内政蔓延到外交。美债风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很快成为关注议题。 <br><br> 目前看,美国政治家们忙于内斗,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无暇理会,两国摩擦阶段性降低;中国作为最大债权国对美高调批评而美国忍气吞声,感觉中国获得更大道义优势,美债风波似乎对中美关系并不大碍。不过美债风波仍在发酵,华盛顿政治向来复杂,国际格局和中美关系均处深刻转型期,美债风波背景下的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还必须从美国内政治生态、对外战略布局和中美关系大势等多重角度考虑,其中不乏风险和挑战。 <br><br> 就美国政治生态而言,美债风波造成两党政治进一步极化,奥巴马要在大选之年维稳中美关系难上加难。在经历两年摸索之后,奥巴马政府对管理中美关系有更现实期待和更均衡手法;从诸多迹象看,奥巴马似乎有意在2012选战之前将中美关系稳住,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经济,确保连任成功。 <br><br> 但共和党人岂能让奥巴马如此轻松?经此提限一役,两党撕破脸皮,立场各守一端,妥协空间收窄,共和党必然要给奥巴马制造更多麻烦。提限造成美国经济震荡和主权信用降级,对奥巴马打击已然不小,奥巴马未来要搞活经济难度更大;近期不少共和党人又放出话来,要将网空安全、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等一系列涉华议题作为竞选工具攻击奥巴马,迫使奥在外交方面更加分神。<br><br> 若奥巴马搞得好经济,自然胜券在握,对共和党的攻击泰然处之;若奥巴马搞不好经济,失去竞选优势,拖累党内选情,不仅共和党会把中美关系当成话题,甚至不排除民主党人也会拿中国说事。加之美国民众长期郁积的焦虑情绪与部分政客的极端宣传恶性互动,中美两国之间刚刚建立的良性互动恐遭伤害。 <br><br> 在军事安全领域,大幅削减军费引发各方不满,“中国军事威胁”的调门可能进一步拉高。新任国防部长帕内塔本来受总统之命压缩国防预算,但面对如此削减规模也疾呼此举将严重制约一系列先进武器的研发和生产,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完全不可接受”;刚获擢升的参联会主席登普西在任命听证会上也公开反对削减方案。由于军方和军工集团及地方政府已成利益共生关系,军费削减对后两者的利益也构成损害。 <br><br> 因此,为论证大幅削减军费的危害,帕内塔渲染这将“严重削弱美国应对新兴大国的能力”,暗指中国的意味明显;佛罗里达州长公开要求加大对台军售力度,以此拉动本州就业。当前,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加速,而中美军事交流仍相当薄弱,彼此猜忌有增无减;如果美国军方、军工集团和地方政府及国会进一步开动宣传机器,借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表达对削减军费的不满,必然毒化两国关系总体氛围,有损两国的政治安全互信。 <br><br> 要实现经济复苏,奥巴马的根本出路在于振兴实体经济,加大对外出口。如处理不当,这一战略的实施也会造成中美关系紧张。美债风波进一步凸显了美国优化经济结构的必要性,进一步加快实施“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成为未来奥巴马政府的空前紧迫任务。<br><br> 放眼全球市场,欧洲在主权债务危机中越陷越深,日本在3.11复合型灾难中苦苦挣扎,西方世界普遍消费能力下降,无法拉动美国出口。唯有亚洲和中国市场增长强劲,潜力巨大,成为奥巴马政府必争之地。不过,这里也同时潜藏风险和摩擦:一是美国为进一步拓宽中国市场,对中国加速自主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扶持本土企业等方面的压力将明显增大,这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 <br><br> 二是中国对美出口压力和对美投资难度有所增加,美国在保护本国制造业和增加地方就业等方面的实际考虑,可能会压倒欢迎中国对美投资的口头承诺。 <br><br> 三是中国和美国都高度重视亚洲市场,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机制与美国倡导的亚太经济结构并不兼容,两国在构建亚洲经济秩序方面的竞争实难避免。 <br><br> 由是观之,美债危机在美国政治中形成的消极氛围和破坏性能量,对中国和中美关系构成深层而严峻的挑战。不过也要看到,美债风波也使得中美关系的特征发生重要变化。美国的政策日益受到全球批判,中国的作用日益受到全球认可,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确有上升,在国际社会的境遇和形象大为改善;美国需要中国在搞活经济方面拉一把,中国也有必要在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和贡献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中国主动作为的外部空间和支持力量进一步增大。 <br><br> 此次美债风波暴露出的有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也需要中美联手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中美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空间不减反增。所以,美债风波中的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内政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中国如能把握这一重要战略机遇,妥善因应,不仅可尽力保全短期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获得难以估量的长远战略收益。)
美债风波背景下的中美关系,不乏风险和挑战。
中评社北京8月18日电(评论员 王鸿刚)围绕提高债务上限的国会纷争刚刚落幕,美国又遭遇近百年来首次主权信用降级,全球经济随之震荡,各界对美国的能力与信誉倍感质疑,美债风波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风波既已从经济蔓延到政治,也正逐步从内政蔓延到外交。美债风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很快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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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本刊学术顾问 <br><br> ‧关键之年具有两个主要内涵:其一,充实、深化和拓展已实现的突破性进展;其二,争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持续、稳定。这也正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面临的两大挑战。 <br><br> ‧坚决反对“台独”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紧密整体。“九二共识”之所以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是因为这是关于两岸关系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两岸共识。 <br><br>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妥善处理两岸关系之间的大量矛盾冲突、不断增强两岸之间互信的过程。所以,建立互信,维护国共两党、两岸双方的良性互动,既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重要支撑,又是这一进程的主要内容之一。 <br><br> ‧坚持推进两岸的交流合作,坚决维护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实际的切身利益,是“四点意见”的又一个基本立场。同时也是应对两大挑战,特别是应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面临的持续、稳定和深化转折的挑战的最基本、最有效措施。 <br><br> 未来的一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在过去三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突破性重大进展后,两岸关系的前景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首先因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在经历了突破性进展后,面临着保持进程的持续、稳定和进一步深化的转折;同时还因为台湾岛内政局因选举而再次动荡,势将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带来不确定性。所以,关键之年具有两个主要内涵:其一,充实、深化和拓展已实现的突破性进展;其二,争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持续、稳定。这也正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面临的两大挑战。 <br><br> 5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又一次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这“四点意见”在对过去三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就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于未来两岸关系持续、稳定、深入和平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领会与把握这四点意见,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关键之年,大陆方面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虽然面对可能发生的曲折,却仍然有着充分的信心。 <br><br> 巩固共同政治基础 <br> 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 <br><br> 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进入了和平发展历史新阶段,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重大进展。人们都很清楚,这一切建立于两岸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上。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一共同的政治基础,就决不会有三年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这是最基本的事实,更是最重要的经验。 <br><br> 2008年5月以后,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对于两岸关系性质的共识。这是清除了李登辉的中国国民党再次执政后,重新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结果。台湾岛内“台独”势力始终极力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李登辉、陈水扁,以及其他所有的“台独”头面人物无不如此。但他们的否认没有、也决不可能改变“九二共识”存在的事实,反而更强化了“九二共识”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体现。坚决反对“台独”,是坚持“九二共识”的必然之义,而且是落实这一共识的必须之举。三年来的事实已充分显示了,坚决反对“台独”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紧密整体。“九二共识”之所以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是因为这是关于两岸关系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两岸共识。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两岸不仅消除了严重、尖锐的统“独”对抗,而且可以更顺利地进行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从而为两岸同胞,首先是台湾同胞不断带来广泛的利益。 <br><br> 尽管三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就斐然,但其前景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主要是台湾岛内以民进党为主体的“台独”势力,始终坚持“台独”立场,而在岛内的政治现实中,民进党仍然具有重新执政的可能性,从而必然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但由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给台湾民众带来越来越多重要利益,得到台湾民众越来越广泛支持,出于争取重新执政的考虑,民进党被迫进行相关的调整。蔡英文已成为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民进党候选人,虽然迄今还没有提出完整的,关于两岸关系的政见,但从她近几个月的言论,已经可以清楚勾画出相关政见的框架。蔡英文明确表示,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但不要“历史框架”,“不要政治前提”,即她要的是不以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为基础的,所谓的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蔡英文的企图是,通过玩弄概念游戏,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政治基础割裂,达到既坚持“台独”立场,又以其所谓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迎合民众的需求,以争取选票。但是,没有以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为政治基础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根本不存在的,以后也决不可能出现。事实将证明,坚持“台独”立场的人,只会落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局。 <br><br> 过去三年中,大陆方面一直将把握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作为处理两岸关系的首要任务。大陆方面历来明确认为,只有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巩固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才能真正有效地把握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2008年5月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两岸关系的每一次重要讲话中,都明确、清晰地强调了大陆方面的这一认识和立场。事实表明,大陆方面的这一认识和立场,以及在此基础上采取的相应行动,是三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突破性重大进展最重要、最可靠的支撑和保证。在5月10日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强调上述认识和立场,既是表示大陆方面,对于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巩固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有效把握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的期待,也是显示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的信心。未来的事实将证明,大陆方面的相关认识和立场,将在关键之年,对于进一步巩固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发挥重大的积极影响,从而有效排除前景的不确定性,推动两岸关系持续、稳定地和平发展。 <br><br> 继续强化互信 <br> 维护国共两党、两岸双方的良性互动 <br><br> 由于长时期的隔绝和对抗,两岸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严重矛盾和冲突,从而形成了两岸长期缺乏互信的局面。2008年5月之后,两岸之间确立以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为内涵的共同政治基础,这实际也表明两岸之间建立了最基本的政治互信。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两岸之间长期、严重缺乏互信的局面,继续存在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妥善处理两岸关系之间的大量矛盾冲突、不断增强两岸之间互信的过程。所以,建立互信,维护国共两党、两岸双方的良性互动,既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重要支撑,又是这一进程的主要内容之一。 <br><br> 过去三年中,国共两党、两岸双方为建立互信,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良性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为进一步建立互信,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胡锦涛总书记在5月10日的“四点意见”中指出:“三年来,国共两党、两岸双方交往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建立互信,进而求同存异,展开良性互动。双方应该在两岸关系上更多发出积极正面信息,及时妥善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显然,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同时就是国共两党、两岸双方建立互信、实现良性互动的基础。这表明如果没有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不坚决反对“台独”,就不可能建立国共两党、两岸双方的互信。 <br><br> 求同存异则是建立互信、实现良性互动的基本途径,在历史造成两岸之间存在大量矛盾冲突的实际状况下,也是唯一的途径。至于“双方应该在两岸关系上更多发出积极正面信息,及时妥善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则是对于三年来,建立互信、实现良性互动经验的总结,是对于求同存异的最务实的诠释。实际上,尽管两岸之间存在大量矛盾冲突,但真正影响两岸建立互信、实现良性互动的,只是其中涉及两岸政治、安全利益的矛盾冲突。在两岸关系已具有共同政治基础的现实情况下,虽然还不可能完全化解两岸的政治、安全利益矛盾冲突,但却可能使之有效缓解,而不严重阻碍两岸互信的建立、良性互动的实现,不给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带来严重损害。“双方应该在两岸关系上更多发出积极正面信息,及时妥善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就是缓解两岸政治、安全利益矛盾冲突的最有效途径,这已经在过去三年中一再得到验证。<br><br><img src=http://webpic.chinareviewnews.com/upload/201106/30/101750236.jpg><br>大陆方面重视保障台湾基层民众享受两岸和平发展成果<br><br> 在两岸关系的关键之年,两岸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可能增加。但是,可能真正影响两岸建立互信、实现良性互动的,仍然主要是涉及两岸政治、安全利益的矛盾冲突,包括对于经济、文化、司法等领域利益矛盾冲突的政治化。虽然绝大部分矛盾冲突的发生,与台湾岛内选举的需要直接相关,大陆方面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因而可能不至于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直接造成严重损害,但对于两岸建立互信、实现良性互动,则必将造成直接的重大损害。对此,两岸必须予以重视。“双方应该在两岸关系上更多发出积极正面信息,及时妥善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在两岸关系的关键之年,就具有了更加突出得多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br><br> 落实后续行动 <br> 持续推进交流合作 <br><br> 经贸交流合作、人员往来,一直是两岸关系中最活跃的部分,2008年5月以来,更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一系列突破性进展的主体。但是,在经历了过去三年的突破性进展后,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人员往来等,都面临重要的转折,即面临着既需要对于已经实现的突破性进展的充实、深化,以更充分地发挥效益,又需要不断拓展两岸交流合作的新领域,以更全面地造福于两岸同胞,从而给两岸带来更长远、更深层次利益。实现这一转折,是两岸关系关键之年的两个主要内涵之一。 <br><br> 在过去三年中,两岸之间签订了一系列重要的经贸交流合作的协议。这些协议一经签订,立即给两岸民众带来诸多利益,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欢迎。但是,或者因为两岸交流合作的需求十分急迫,或者因为对于两岸交流合作的特殊性认识不充分,所以已签订的相关协议都还相对简略,都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ECFA是关于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最重要协议,就是一个框架,必须以相关的具体协议予以充实,例如及早达成并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协议,才能对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正常化、机制化,真正发挥重大的积极影响。在两岸经贸合作交流巩固、充实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两岸交流合作的领域,已成必然之势,而且实际上已经起步,并且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开始产生明显积极影响。例如,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和青少年交流的开展及其影响。此外,面对一些新情况,两岸交流合作领域也需要进一步拓展。例如,关于两岸开展核能安全交流合作等。 <br><br> 在胡锦涛总书记5月10日的“四点意见”中,十分关注两岸交流的充实、深化和拓展,不仅明确提出“尽早积极对待两岸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各项后续商谈,达成并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协议”,而且对于拓展两岸交流合作领域,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期待,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重视和加强两岸青少年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开展两岸核安全交流合作”,等等。显然,在两岸关系的关键之年,大陆方面将一如既往,积极、主动地大力推进两岸的交流合作。可以预料,尽管在关键之年,两岸关系的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但两岸的交流合作仍然将继续发展。 <br><br> 保障台湾基层民众共享两岸关系 <br> 和平发展成果 <br><br> 上一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两岸经贸交流合作、人员往来,特别是2008年5月以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已经给两岸民众,首先是台湾民众带来诸多重大利益,包括:台海局势的缓和、台湾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明显改善,等等。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一直十分重视台湾同胞各方面的实际需求,通过不断扩大、完善两岸的交流合作,切实保障台湾同胞的各方面切身利益。过去三年中,大陆方面制定的一系列惠台政策,就充分显示了对于台湾同胞切身利益的重视和保障。 <br><br> 但是,近年来台湾岛内有人宣称,两岸交流合作只是让某些利益集团或某些地区获利,而台湾基层民众,特别是中南部的基层民众,例如中南部的农渔民们实际并没有获利。如果这一现象确实存在的话,那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且主要不是与两岸交流合作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而是与台湾经济社会结构、相关机制等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例如:前来大陆投资、创业,以及寻求其它方式发展,受到经济实力、个人受教育程度等条件制约,台湾北部的企业界人士、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肯定明显多于台湾中南部的基层民众。但这种现象并不是只存在于两岸的交流合作,在台湾与其它国家、地区的交流合作中同样存在,甚至更为突出。又例如,大陆大量采购台湾中南部滞销的水果、水产品等,并实行了“零关税”和“绿色通道”的优惠政策,但受限于台湾现行的购销机制,作为生产者的农渔民,也许并不是主要的获利人群。总之,情况复杂,决非仅两岸交流合作相关。 <br><br> 但尽管如此,大陆方面仍然一直重视保障台湾基层民众共享两岸交流合作成果。胡锦涛总书记在5月10日的“四点意见”中指出,“两岸同胞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也应该共享两岸关系发展成果”,再次明确显示了,大陆方面一贯重视台湾同胞的实际需求,在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解决好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的善意和诚意。可以预料,在两岸关系的关键之年,在充实、深化和拓展两岸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大陆方面肯定将更积极地采取更多的力所能及的政策和措施,更有效地保障和促进台湾基层民众的福祉。 <br><br> 坚持原则立场 <br> 满怀信心地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 <br><br> 未来一年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面临的两大挑战,既严峻又重要。两岸交流合作在突破性进展后的充实、深化和拓展,其困难程度不亚于取得突破性进展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复杂,也就更困难。不仅因为充实、深化、拓展的过程,同时是两岸各自的多方面具体利益的矛盾冲突集中多发的过程,而且因为在两岸关系当前状况下,处理这些矛盾冲突既需要对两岸各自利益的有效协调,更需要两岸充分发挥政治智慧。但这一充实、深化和拓展的过程,如果比较顺利地完成,两岸的交流合作必将达到更高层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必将更持续、稳定。台湾岛内政局如果发生重大变化,民进党重新执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则势将出现重大曲折。这两个重大挑战的性质完全不同,对于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但需要十分重视和有效应对,却完全一致。 <br><br> 胡锦涛总书记在5月10日提出“四点意见”,充分显示了大陆方面对于在关键之年,有效应对两大挑战的高度重视。“四点意见”表明,大陆方面将以坚持原则立场,作为有效应对挑战的基本对策: <br><br> 第一,坚定维护来之不易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这是大局,是贯穿整个“四点意见”最核心的立场,“四点意见”的每一点,都是这一立场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具体表现,同时又都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支撑和实现这一立场。 <br><br> 第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毫不动摇,是“四点意见”的一个基本立场,也是应对两大挑战,特别是保持两岸关系持续、稳定地和平发展的最基本措施。坚持这一立场,就是坚定地维护并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即便台湾岛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出现重大曲折,也必须坚定地坚持这一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将可能发生的曲折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大限度地予以限制;也只有这样,才可以在经历了曲折之后,较为顺利地恢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 <br><br> 第三,坚持推进两岸的交流合作,坚决维护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实际的切身利益,是“四点意见”的又一个基本立场。同时也是应对两大挑战,特别是应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面临的持续、稳定和深化转折的挑战的最基本、最有效措施。 <br><br> 关键之年的两大挑战十分严峻,但胡总书记5月10日的“四点意见”清楚显示了大陆方面对于必将有效应对挑战,以及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都充满了信心。这一信心建立于,大陆方面一贯的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认识基础上;还建立于,大陆方面肯定可以有效应对的把握的基础上。所以,“四点意见”的文字很平稳,但却十分有效地给予人们充分的信心。这一点在两岸关系的关键之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两岸同胞将满怀信心地,持续、稳定地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br><br>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1年7月号,总第163期))
胡锦涛提出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意义重大。
中评社╱题:关键之年的坚持与信心--解读胡锦涛总书记的“四点意见” 作者:郭震远(北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本刊学术顾问
‧关键之年具有两个主要内涵:其一,充实、深化和拓展已实现的突破性进展;其二,争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持续、稳定。这也正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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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代表性。 <br><br> “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陷于债务危机的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br><br> 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并有系统地提出指导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这些经济改革政策得到各机构的共识以及世界银行的支持。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上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才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br><br> 由于这些政策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br><br> 相对于“华盛顿共识”,欧洲许多国家所走的“社会民主主义”,却是民进党所向往的路线。 <br><br> 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是一种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开始浮现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里分离出来的众多分支之一。主张应透过民主过程逐步进行变革,以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社会。 <br><br> 社会民主主义最初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于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后开始发展;该党最后演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不断发展,最后摒弃了军国主义、极权主义及革命,不再藉由这些手段来达到政治变革。 <br><br>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了非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专有的称呼。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强调透过立法过程以改革资本主义体制,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至于原本理论上所追求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若非被彻底遗忘、便是被以资本主义的方式重新定义了。 <br><br> 从这里也可看出,民进党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一直是想要区隔国民党走“华盛顿共识”的自由主义路线,这也是陈水扁和蔡英文都要象征性的到欧洲走一趟的主因。 <br><br> 前两代台湾政治路线的差异 <br><br> 事实上,从台湾走向民主化以来,台湾的绿营就出现过两种不同的路线思考。以李登辉为主的日本“军国主义”路线,他藉由“军国主义”的思考,不仅击退国民党内“非主流路线”(或说蒋家宫廷派)的反动,李登辉也以“军国主义”的思想,强硬的对大陆进行强力的“反攻”,导致1996年台湾举行第一次民选“总统”选举时,引来大陆飞弹试射的压制。<br><br><img src=http://webpic.chinareviewnews.com/upload/201106/30/101750301.jpg><br>贫富差距问题才是政治人物最需解决的议题<br><br> 但李登辉的“军国主义”思想并没有对中国大陆退缩,反而在他后来的执政中,对大陆采取“戒急用忍”的政策,以及1999年7月5日祭出“两国论”的主张,让两岸关系又再度陷入“战争边缘”。 <br><br> 李登辉时代过去以后,陈水扁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向当时的名师纪登斯所主张的“第三条路线”,取回“新中间路线”的思考,这是陈水扁虽然从本土派出身,却也希望在1990年代盛行的“第三条路线”,为统独争议不休的台湾找到一条出路。 <br><br> 所以,陈水扁在2005年会和李登辉翻脸,主要的原因不是什么利益之争,而是路线之争。李登辉希望陈水扁仍走“军国主义”路线,但陈水扁从就职时宣示“四不一没有”,再到2001年元旦祝词中取用“欧盟模式”的“统合论”。可以说,“欧盟模式”的“统合论”和李登辉“军国主义”路线的区别,这已经种下李登辉和陈水扁最后会翻脸的主因。 <br><br> 那么为何陈水扁又要提出“欧盟模式”的“统合论”呢?其实他的背后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在支撑他的“统合论”。这股“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民进党走向农工政策,又不想以武装革命的手段来达到他们取得政权的目的,所以接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路线,应该是最容易区别国民党走“华盛顿共识”,这种纯粹美式资本主义路线的不同点。 <br><br> 可惜的是,由于民进党背后有“台独党纲”的存在,让大陆一直对陈水扁保持“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让陈水扁试图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并不成功。最后他只好回到李登辉“军国主义”的路线,也就是提出“终统”和“入联公投”的主张,但这时的陈水扁已经被贪腐的问题给“绑架”,再加上他已经和李登辉翻脸,所以陈水扁想要转向“军国主义”路线,已经时不我予。 <br><br> 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关系,可以说跟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所写的代表作“父与子”完全相同的情景,也是制造陈水扁执政八年会失败的宿命。 <br><br> 屠格涅夫在“父与子”的小说里,父亲与儿子代表着俄国两代之间日益增长的代沟,儿子角色代表“首号激进分子”,他崇尚虚无主义和拒绝旧有的规则。而屠格涅夫写“父与子”是想回应他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中,所见到的自由主义和正在增长的虚无主义运动,两者之间日益出现的文化分裂。 <br><br> 相对的,陈水扁所走的路线有一点类似屠格涅夫小说中“子”那一代,代表一种虚无、激进的态度;而李登辉却代表着“父亲”那一代,有些保守,又坚持己见。所以陈水扁和李登辉的两条路线是有所不同的。 <br><br> 如果陈水扁一开始就顺着走李登辉“军国主义”路线,他也不至于一下台就被关到牢笼里;反之,陈水扁若一开始执政,就顺着“民主社会主义”的路线走,他应该也不至于把美、中关系弄得那么僵化,最后不得不让美、中“共管台湾”。 <br><br> 第三代会怎么走 <br><br> 那么蔡英文所代表的民进党“第三代”,她的路线又会怎么走呢?蔡英文刚好有李登辉和陈水扁两个世代的从政经历,以致于她的路线必然有“军国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内涵。所以,蔡英文的政策既带有“军国主义”的刚性,以及陈水扁早期执政的柔性,这也是为何吕秀莲一直批评她无法接受外在的意见。但在吕秀莲为“玉山周报”举行募款餐会时,蔡英文却可以不计前嫌,前往会场帮吕秀莲募款。这就是蔡英文“刚性”与“柔性”并存的两个政治性格。 <br><br> 所以,从另一面也可以看得出来,蔡英文愿意在选情逐渐紧绷之时到欧洲走一趟,代表她还是想找回“社会民主主义”的柔性路线,所以未来她如果执政,必然也会在李登辉的刚性“军国主义”,以及陈水扁柔性“民主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中,找到一个融合点,如果她能成功的在这两条路线中融合,才能有效的创造真正属于蔡英文的“蔡英文时代”。 <br><br> 由于蔡英文还在找寻这样一条路线,所以眼前大家所关注她的两岸政策,对她而言并不是最重要必须处理的事。反而是台湾贫富差距在社会上所产生的躁动和不安,才是她最关心的一个面向。这也是为何蔡英文一直不愿意在两岸关系上做充分表态之因。 <br><br> 在两岸关系中,既然民进党无法接受“九二共识”,蔡英文也不必要在这方面作表述,只要能够“延续前朝政策”,或者追求“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想法,让两岸关系在马英九已经铺陈好的路线继续走下去,那么她就可以向人民交代。其他的所谓两岸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或是“签署和平协议”,马英九都不敢做的事,民进党若能重返执政,蔡英文也不可能在这方面去走更“激进”的路线。 <br><br> 因此,蔡英文只要找回“社会民主主义”的民进党传统,努力去调和社会的贫富差距,并解决最近几年来,台湾不断增多的贫穷问题,这样蔡英文就可以向选民交代了。<br><br> 民进党与国民党路线的差异 <br><br> 现在回头来谈国民党和民进党在路线上的差异。 <br><br> 国民党的菁英既然都是以留美为主,所以他们普遍接受美式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使这三年多来广泛的跟大陆交往,但也仅止于经济面向的交往,要马英九一下子跨越政治、军事的“红线”,其实也不太容易。而且马英九跟大陆的交往,还是在许多前提之下才形成,例如“不统、不独、不武”,“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等的条件限制之下,才有开展两岸关系的局面。 <br><br> 所以,马英九的与大陆的交往模式,并非真正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模式,他还是有许多壁垒存在,就像即使台湾的大学需要许多陆生来挹注,但马英九还是把条件规定得比各国都还严格,这跟大陆大举开放台生登陆求学,还是有许多的不同。 <br><br> 在另一方面,马英九所走的美式资本主义路线,对台湾的资本家确实给予相当的优惠,但对一般的人民却是一毛一分的税赋,都要抽得乾乾净净,所以有钱人在懂得避税的情况下,他们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在一分一毛都逃不掉之下,只能望天兴叹。 <br><br> 所以说,国民党内充斥着美式菁英,让他们想不选择走“华盛顿共识”路线也难。 <br><br> 反观,民进党内部充满职业政治家,他们从年轻时代就跟着派系,或是特定政治人物作为一个专业的政治职业家,而且民进党不是那么重视伦理,只要自己觉得时机成熟了,这些年轻的职业政治家就会直接参与选举。所以,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大都是赤手打空拳,没有太多的政治资源可以帮他们忙,完全要靠自己的“职业性”来获得选民的支持。 <br><br> 就因,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许多都是赤手打空拳起家,所以他们只能在农工阶级去争取选民的支持,毕竟,在社会上这是一群最大的群体,以毛泽东在大陆所做的农村调查,这一群体几乎是占所有社会人群的70﹪,台湾即使发展到消费社会,但这个群体跟毛泽东时代的差异性并不大。这也是民进党政治人物特别需要注重来自底层的选票之因。 <br><br> 同样的,身为党主席的蔡英文,她为了竞选,必须拿出一套可以让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或是跟随的选民有一个遵循的方向。因此,这一次欧洲行,蔡英文表面上是去探索德国的绿能建筑和废核政策,去英国谈全球气候变迁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否能够找回“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应该是她的主要目标。 <br><br> 马、蔡之间的路线之争 <br><br> 从上述的路线分析,我们可以理解在1990年代,日本研究台湾的学者若林正丈虽然认为台湾没有左、右之争,只有统独之争。但经历10几年来的统独争议之后,再加上马英九执政三年多来,两岸关系已经逐步走向和平发展,所以统独之争已经不再是台湾最需面对的问题。反倒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才是政治人物最需解决的议题。 <br><br> 既然有贫富差距,就必然会出现左右的路线问题。左派路线是以底层的农工为主的对象,右派还是以传统的资本家为主。国民党所代表的右派路线,在跟大陆亲密交往之后,他们获得大陆的广泛“让利”,所以大陆的崛起,反而让国民党与一些台湾在大陆发迹的资本家获得好处,这也是国民党愿意广泛跟大陆交往的主因,本质上跟统不统一没有多大的关系。 <br><br> 反观,民进党虽然还是坚持左派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但在地方上当政的县市长,也并不排斥跟大陆进行交往,倒是民进党中央看不到大陆“让利”对民进党中央有多大的好处,所以他们坚持跟大陆的交往要缓,不能急,这也跟民进党是否坚持独立的原则,没有多大的关系。 <br><br> 意思也就是说,现在的台湾政治,大家已经不把统独当成必然不可跨越的界线,这也是马英九会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主因。既然马英九可以这么坚持,未来民进党若重返执政,也不必然不能这么坚持,只是现在民进党还要走农工路线,他们还不敢大声的喊出相同的声音罢了。 <br><br> 所以,马英九和蔡英文的路线不可能有多大的不同,若要说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还是在于前面我们所分析的“华盛顿共识”的资本主义路线,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上对选民在“意义”上的不同。 <br><br> 其实,台湾的选民也不必然懂得这个“意义”,或说如何去分析这个“意义”的主观意识。这也是为何民进党在他们所自行做出的民调中,会发现25岁到35岁的选民,最支持国民党,反而是年纪较大、农村地区,以及年轻的选民比较愿意支持民进党。 <br><br> 以25岁到35岁之间的青壮年,应该是社会上生产力最旺的一群,他们大多数愿意支持国民党,显然是知道国民党的自由主义路线对他们比较有利,而生产力比较弱势的青年和老年人口,可能需要更多的福利国家政策,他们依靠国家的保障也比较多,所以他们会偏向支持民进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这两种政策与路线的不同,正好符合民进党民调的偏好。 <br><br> 所以,明年一月份台湾的“总统”大选,现在要分出输赢很难,难就难在于当前的台湾政治倾向,已经不再被统独两种意识所牵制,反而是社会面向的贫富差距,将会主导这场选战的输赢,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年来不断祭出调和贫富差距的政策,例如奢侈税的通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br><br> 同样的,民进党从办理“总统”初选时,三位候选人大多把焦点集中在贫富差距方面,而很少去触及统独的议题,显见,民进党已经看出在两岸和平交往的过程中,统独议题已经不再是选民所最关切的议题,既使从6月以来,台湾许多的社会运动,他们也不再触及统独议题,倒是反核的社会议题,变成大家所关切的问题。所以,明年一月份的这场“总统”大选,社会议题将压倒统独议题,这显然也是蔡英文一直不愿意在两岸议题上多所表述之因。 <br><br>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1年7月号,总第163期))
蔡英文赴欧“取经”,并没有取得什么样的“经书”回来。
1999年陈水扁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曾经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去“取经”,抱回了一部“新中间路线”的构图,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在“新中间路线”的包装下,终于让阿扁惊险过关,以39﹪多的选票,低空赢了分裂的连战和宋楚瑜两个阵营。
2011年6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循着阿扁之路,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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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br><br> 在ECFA签署与实施以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向前推进应遵循先军后政的思路,而胡马会将开启两岸双方军事安全事项协商谈判的进程,从而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采取先军后政思路的基本依据与条件。第二部分则说明胡马会的价值与意义,以及实现成功的胡马会在思维、政策与组织运作上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br><br> 一、为什么要先军后政 <br><br> 两岸政治关系已经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形成的政治对立状态发展演变为当前的政治分立状态,但尚还未走上政治统一的道路。在当前两岸政治分立状态下,两岸之间存在的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具有不同性质与不同层级。因而在ECFA签署实施后,先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问题并继续搁置政治问题以待未来再着手解决的“先军后政”思路具有内在逻辑性。 <br><br> 关于两岸政治关系现状 <br><br> 两岸关系中各种问题的症结在于政治,政治问题是两岸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两岸关系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军事安全问题与外交国际问题等都是由政治问题所引发、造成或派生的。ECFA签署与实施之后,进一步破解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界定、确认与把握两岸政治关系现状,在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之上,分析与弄清两岸关系中不同类型的各种问题之间的现实关系。由此将会发现,先军后政将是未来解决两岸关系中各项问题的合理的与可行的路径选择。 <br><br> 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自1949年以来中国领土和主权并没有分裂,而只是由分据两岸的两个政权之间的政治对立造成的政治不统一状态的延续。两岸政治关系从政治对立到政治统一必须经历一个过程。正确判断与准确界定两岸政治关系现状,应通过历史的考察确定两岸政治关系演变当前处在这一过程的哪一阶段上。首先可以断定,两岸政治关系目前处于政治不统一状态,而且尚还并没有走在政治统一的道路上。其次,自1949年至1979年,两岸处于政治对立状态。这须着重指出的是,自1979年至1992年,两岸政治态度与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大陆方面,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与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4年,邓小平针对台湾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台湾方面,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1991年5月终止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同时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0年建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并在1991年通过“国家统一纲领”。台湾在1990年成立海基会,大陆1991年成立海协会,1992年两会会谈并达成“九二共识”。显而易见,两岸政权在1979年至1992年期间,已逐步摆脱了政治敌对状态,双方都不再谋求消除对方在海峡对岸的实际存在与有效治权,都主张在互相尊重与平等协商条件下谋求中国的政治统一。两岸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关系,是从1949年形成的政治对立关系一路走来的,但显然尚还没有走上政治统一的道路。对两岸关系处于从政治对立向政治统一转变过程中途的、既非政治对立又非政治统一的这种中间状态,可以将其界定为政治分立状态。 <br><br> 两岸政权在1992年形成的政治分立关系,在1995年至2008年期间受到台湾“台独”势力的严重冲击,致使两岸关系出现了重回政治对立的危险趋向。1995年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1999年李登辉发表“特殊两国论”,2000年至2008年陈水扁担任台湾领导人期间主张“台独”的一系列言行,诸如2002年提出“一边一国”、2003年提出“公投制宪”、2006年终止“国统会”及“国统纲领”的运作等,都严重破坏了两岸初步形成的政治分立状态,加剧了两岸的紧张局势,两岸之间出现了重回政治对立的趋向。2008年马英九担任台湾领导人以来,台湾当局重新确认了“九二共识”,遏制了“台独”势力的活动,两岸巩固了政治分立状态。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br><br> 两岸关系当前所处的这种既非敌对又非统一的政治分立状态,一方面反映在目前台湾当局所主张的“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以及两岸“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大陆方面所提出的“为有利于两岸协商谈判、对彼此往来作出安排,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两岸政治分立现状,使得两岸之间尽管存在着一些重大政治争议问题,但却能在维持台海和平的同时通过平等协商克服了经济社会领域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障碍,成功的签署与实施了ECFA等各项协议。从当前两岸政治分立状态出发,两岸政治关系未来将会有三种可能前景。第一种前景是重回政治对立。两岸既然已从当年因国共两党所崇尚的主义与社会制度的不同而造成的政治对立中走出来了,未来也几乎不可能再因主义与社会制度的不同重回政治对立状态。但是,两岸关系当前与未来确实面临着重回政治对立状态的重大威胁,但造成未来可能的政治对立的主要原因则是“台独”势力对台湾公权力的影响甚至掌控。第二种前景是走向政治统一。两岸走向政治统一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同时也需要有一个过程。第三种前景则是维持政治分立的现状。两岸政治关系未来不同的前景决定了对两岸之间各类问题的解决也有着不同的方案与顺序。 <br><br>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军事问题 <br><br> 两岸关系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界定与把握这些问题将使两岸双方能够明确今后的工作目标,也将能够对解决问题的难度与艰巨性形成充分认识,更好地去迎接挑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决定了两岸双方应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因此,将哪些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作为两岸双方今后进行协商谈判的议题,是在ECFA签署与实施之后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首先面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br><br> 当前两岸之间的各项政治问题是中国的两个政权在台湾海峡两岸分立的基础上产生的。分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为国号的这两个政权各有其一套国家建制,即宪法、国旗以及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两岸政治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有: <br><br> 1.两岸政权同中国国家主权的关系,即国家的认同。中国国家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但两岸政权却是分立的。两岸政权应如何体现国家主权? <br><br> 2.两岸政权的定位与相互关系。两岸政权在性质上是否是相同的,地位是否是平等的?或者说两岸政权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平等关系?但一个国家能否有两个中央政府? <br><br> 3.两岸政权各自宪法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法治精神的体现,也是国家的标志。应如何确认两岸现存各自宪法的性质,以及未来应如何形成两岸共同认可的一部宪法? <br><br> 上述三个问题是当前与未来两岸政治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也是需经两岸双方通过平等协商予以解决的核心政治议题。 <br><br> 两岸之间的军事问题主要是在两岸政治对立时期形成的,并延续至当前两岸政治分立时期,期间由于“台独”势力的活动造成某些问题的加剧。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两岸双方面临的并且必须予以解决的基本军事问题有: <br><br> 1.大陆对台军事部署,包括所谓的针对台湾的导弹问题。大陆方面应如何使台湾方面确信并保证这种军事部署仅只是针对“台独”势力的,而不对台湾其他方面构成威胁? <br><br> 2.台湾对美国军购问题。台湾方面应如何使大陆方面确信并保证,台湾购买美国的武器与其他军事装备是正当的、并且不会对大陆构成威胁? <br><br> 3.台湾海峡中线确认与相关的两岸双方海上治安、救援等活动的协调问题。两岸双方应如何有效地实施各自实际辖区的管治行为并协调好双方交往活动,同时又将海峡中线明确区别于国际界限? <br><br> 4.在安全与情报领域确立同两岸政治分立状态相适应的新规则以取代政治对立时期的旧规则,解决旧时期的善后问题。 <br><br> 5.两岸协防国家海疆与岛屿问题。钓鱼岛与南沙群岛等国家固有疆土岌岌可危,两岸政权守土有责、义不容辞。但两岸如何做才能够在有效的防卫国家疆土的同时处理好同相关国家的关系? <br><br> 6.两岸之间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这种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目的、性质、内容与范围是什么? <br><br> 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着的上述军事问题,两岸各方在认识与主张上存在着一些重大误区,妨碍与阻滞了双方着手致力于问题的解决。例如,台湾方面将“大陆方面无条件撤出部署在海峡西岸的导弹”作为开启军事问题协商谈判的先决条件。这种本末倒置的、既无礼又无理的要求,凸显了此种主张者或者不具备政治军事常识或者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大陆方面在海峡西岸的军事部署,不仅只是针对台湾的,同时也是大陆全球性的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的是任何可能的外国入侵威胁。此外,大陆短程导弹的机动性与中远端导弹的先进性大大降低了导弹部署地域远近的军事意义。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有责任使台湾方面确信并保证海峡西岸的军事部署只是针对“台独”势力的,将不会对台湾的居民、政府与军队造成威胁与伤害。又如,为支持台湾对美国军购,有所谓的“两岸军事平衡”论,其主张者认为由于台湾与大陆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使台湾对美国军购成为必要以达成两岸军事平衡。秉持此论者无视两岸在军事需求与基础条件上的巨大差异,以区区一岛之地竟要同大陆谋求军事实力的平衡。面对大陆的核武器、导弹与海空航天力量发展,台湾既没有正当理由要求同大陆达成军事实力的平衡,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单纯军事实力平衡。台湾的安全只能由一种综合的军事平衡来保障,既在两岸之间由适当的军事实力同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相结合的综合军事平衡予以保障。但是,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台湾方面的确有其防卫的正常需求,更何况其还承担有守卫国家海疆与岛屿的职责,其武器装备需要及时更新换代,台湾岛内的军工产业又不足以支撑其军备需求。关于海峡中线,两岸双方在台湾海峡中的相互接触面上,要求划出视同为国际海疆分界线与完全否定划线必要性这两种极端主张,都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依据,也妨碍两岸军方建立友好共处的关系。“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诗经‧小雅‧常棣》)在两岸协防国家海疆与钓鱼、南沙诸岛屿问题上,两岸双方义不容辞,应尽快行动以弥补因两岸政权内斗对国家固有疆域造成的损害。不能因外国有人说一声“不得针对第三方”就怯而止步。与此同时又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把握分寸,在实现捍卫本国领土主权的同时对他国的领土主权予以充分尊重。至于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则应该是具有中华特色的、立足于两岸现实状况、能够满足两岸双方军事安全需要的一整套互信保障机制。未来的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应超出过窄的低水准的所谓信任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但也不应过宽、过高地将现阶段尚不具备条件解决的政治议题包含在内。<br><br> 先军后政的内在逻辑性 <br><br> 所谓先军后政,是指在ECFA签署与实施后,为继续推进两岸和平发展进程,先着手解决两岸关系中的军事安全问题,同时继续搁置政治争议问题以待未来时机成熟时再予以解决。两岸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谈判解决两岸关系中的各项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采取先军后政的路径是合理的与可行的,符合两岸政治军事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br><br> 首先,当前两岸关系所面临的政治议题与军事议题的层级不同。如上所概括的各项政治议题,涉及到国家主权、政权定位与宪法,直接触及两岸关系中的本质与核心问题,即国家统一问题,因而是两岸关系中的高级问题。而上面所概括的各项军事安全议题,则可不触及国家主权、政权定位与宪法,只是关于两岸军事力量和平相处与安全保障问题,即台海的和平安全问题,因而可看作两岸关系中的中级问题。在两岸关系中已基本得到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则属于初级问题。两岸关系中各类问题的产生,皆源自于政治问题,由政治问题伸展为军事问题、再引发经济社会问题。在两岸双方须共同着手解决的诸多问题中,可以将经济社会问题看作是外缘部分,军事安全问题属于中层地带,而政治问题则居于核心圈。两岸双方协商谈判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是要就两岸之间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问题”作出适当安排,以及确立两岸政治统一的方向与途径。而两岸双方协商谈判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问题,则是要“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使两岸和平与台海安全机制化与制度化。这两方面的问题虽然有联系,但其层级与性质都是不同的。 <br><br> 其次,在近期未来尚还不具备解决两岸之间政治争议问题的基本条件。两岸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问题,就是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两岸双方就一个中国的内涵、国家主权、各自政权定位以及宪法等事项达成共识并确定走向统一的方式与进度。为此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台湾的主流民心与民意赞成就两岸统一事项进行协商。其次,两岸双方为因应两岸政治统一进行必要的政治理论创新与政治体制改革。达到这两个条件的难度都很大,需要两岸双方在相当长时间作出不懈努力,需要有一个不断积累政治互信、勇于探索与开拓创新的过程。 <br><br> 第三,当前解决两岸之间军事安全问题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首先须看到,两岸政治分立现状已经构成了解决两岸军事安全问题的最基本、最关键的条件。两岸军事安全问题是因始于1949年的两岸政治对立关系而产生并延续下来的,两岸政治关系自1979年至今由对立转变为分立现状客观上要求两岸军事关系必须作相应的转变以适应政治变化。德国19世纪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及其所着《战争论》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推崇,其关于政治与军事关系方面的某些重要论断与分析也受到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的赞赏。克氏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被奉为揭示军事与政治关系的至理名言。在有效的政治领导下,军事活动从属于政治并贯彻政治旨意。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军事是由政治决定的,那么两岸之间只有先解决政治争议问题后才能去解决军事安全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两岸之间当前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是处在不同的层级上。政治决定军事的观点固然没有错,但正是根据这种论断,可知当前虽然解决两岸之间政治问题的条件尚还不具备,但解决军事安全问题的政治条件却已经具备了。纵观1949年以来的两岸政治关系史,经历了从政治对立到政治分立的转变。两岸双方关于“九二共识”的确立与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取得的各项重大成果,标志着两岸政治分立状况的确立与巩固。由于军事是由政治决定的,同历史上两岸政治对立关系相应的是战争、军事冲突与军事对峙,同当前两岸政治分立状况相适应的则应该是军事上的分立与和平共处,同未来两岸政治统一相应的则是军事统一。当前两岸之间要协商解决的军事安全问题并不属于军事统一问题,不是要整编或统合两岸军队,因此也就没必要以解决两岸之间当前所面临的政治争议问题为前提。两岸之间政治分立现状不仅为解决军事安全问题提供了条件,而且也要求两岸军事关系必须随政治关系已实现的从对立到分立的转变相应做出从敌对到友好相处的转变。两岸政治互信也是有层级的,是从初级向高级不断累积发展的。当前两岸政治互信已达到的水准虽还不能够导致政治争议问题的解决,但已足以为军事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政治基础。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两岸军队从意图到能力基本上已不存在进行敌对的实质性需要,台海和平与安全保障是两军的共同追求。目前两军的敌对心理与敌对情绪除了历史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因缺乏军事互信、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以及相互猜疑与揣测等所致。进一步说,迄今两岸关系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与科技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ECFA的签署与实施,一方面增进了两岸政治互信,为解决两岸军事安全问题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尽快解决两岸军事安全问题提出了强烈要求。最后还须看到,国际社会对能够保障台海和平与安全的两岸双方互动的各种举措会提供压倒性的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两岸双方在继续搁置政治争议问题的同时致力于解决军事安全问题,美国根据其国家利益、全球战略以及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对有助于保障台海和平与安全以及东亚地区和平同时又不会对其造成不利政治影响的两岸军事关系发展,将会持支持态度。 <br><br> 第四,同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问题相比,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问题更为紧迫。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当前两岸军事关系的发展严重滞后于两岸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军事安全问题的悬而不决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致命威胁。两岸军事安全关系发展的这种滞后状况,不仅是两岸走向政治统一的重大障碍,不仅使两岸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成果缺乏保障,而且还有可能会使两岸不由自主地重新陷入政治对立困境。目前,两岸政治关系已从政治对立转变为政治分立,两岸经济社会关系的发展也已经有了稳定的框架,随着ECFA等两岸之间的各项协议的签署与实施,两岸之间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已可期待。但是,与此同时,两岸之间在军事安全上的敌对意识与敌对部署却仍然存在。大陆对台军事部署与美国对台军售加剧着两岸之间的不信任、引发各种猜疑,并且破坏着两岸人民初步培育起但仍很脆弱的友善情感,同时也妨碍两岸各自同美国形成健康关系。两岸双方军队有可能因缺乏互信所导致的误判而引发军事冲突、甚至造成危机失控,以致于由军事冲突延伸为政治对立。当两岸政党领导人与政府官员已经在握手言欢、举杯相贺的时候,两岸的情治工作者却仍在因历史原因而在对岸锒铛羁押,铁窗之内期盼着同父母妻儿早日团聚。当前国家固有疆土钓鱼和南沙诸岛岌岌可危,以往两岸政权相争咎不可辞,两岸军队应尽快采取协防行动。所以,不论是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全球政治、东亚和平还是人权保障等各个方面看,在ECFA已签署实施后,解决两岸军事安全问题都具有紧迫性。两岸之间目前的这种军事安全态势的存在与延续是荒谬的与危险的,应尽快使其合理化以实现台海安全与和平的切实保障。 <br><br> 第五,同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相比,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问题要容易得多。将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并列摆出,孰难孰易一目了然。诸如国家主权、政权定位与宪法等政治问题是两岸关系中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具有全面性与综合性。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必须得到两岸人民的赞许、特别是要得到台湾人民的赞许,同时还有待于两岸在政治理论与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创新,要实现这样的条件显然需要有一个过程,从目前情况看尚需要两岸双方在一个不确定时期做出探索和努力。与之相对照,诸如大陆对台军事部署、台湾对美军购、海峡中线、军事安全行为准则以及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等问题,只是由政治问题派生出的军事问题,具有的是专业性与单纯性。如果撇开政治问题,只是单纯地以保障台海安全与和平为目标致力于两岸军事安全问题的解决,那么应该可以确信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台湾居民的赞成与支持,也可以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赞成与支持。在两岸目前政治分立与军事无实质性敌对意图的现状下,只要两岸双方有意愿并付诸于行动,对在可预期的时间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问题是可以抱乐观态度的。 <br><br> 第六,先解决军事安全问题将为尔后解决政治问题夯实基础与创造条件。在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上尚还不具备条件予以解决的现状下,如果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问题能够先行解决,那么不仅可使两岸之间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得到切实保障,而且通过建立军事安全互信可进一步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两岸双方在协商解决军事安全问题的过程中也将进一步培养与增进政治互信。两岸之间军事安全问题的解决与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将在两岸的政权、军队与人民之间消除无谓的敌意、戒备与恐慌,彼此建立起自信、互信、安全与友善的心态。由此,将为尔后着手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奠定深厚与坚实的基础。<br><br> 最后,也是最值得提到的是,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进步,已能够使两岸政权将两岸人民权益置于两岸政争之上,可以在继续搁置政治争议的条件下,先行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问题以实现与保障两岸人民的安全权益。在中华民族传统政治与中华民族当代政治文明中,当政者同人民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长达数千年直至满清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下,皇室家族高居于人民之上,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屈从于皇帝一人一家之驱策,当政者同人民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皇帝与朝廷可以为了个人与家族的私利、为了维持家族的统治,罔顾人民的基本权益,甚至肆意残害人民的生命,破坏与剥夺人民的财产。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千年帝制,中国政治开始了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变过程。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虽然早在中华民国创建时就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确立了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但这一原则的实现却历经艰辛。民国初年出现的帝制复辟与军阀割据,国共内战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政权将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政权驱逐到台湾,形成两岸政权对立与军事对峙局面。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华民族政治风云变幻,人民的生命与权益在很多时期被从属于政争与内战,遭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但是,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是国家主人、人民至上、人民最大的人民主权原则,不仅在名义上、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中都逐步得到两岸当政者的确认。政治应从属于人民,政治应为人民服务,两岸政权不能因政争而剥夺两岸人民的天赋权利、妨碍人民天赋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两岸政权有责任保障两岸人民享有“免除恐惧的自由”。两岸政权搁置政争以实现与保障两岸人民基本权益的最初重大举措是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的开放两岸探亲以实现人民的天伦亲情,随后,则是实现两岸三通、签订与实施包括ECFA在内的各项协定与共识以实现与保障两岸人民天赋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实现与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权益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两岸之间当前存在的军事问题关系到两岸人民的基本安全权益,实现与保障两岸人民应享有的安全权益优先于、高于两岸政争。对这一点,两岸当政者应有充分的认识。在ECFA签署与实施后遵循先军后政的前进路线图,在继续搁置两岸政治争议问题的条件下先行着手解决两岸军事安全问题,应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选择。 <br><br> 二、胡马会的价值与意义 <br><br> 胡马会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性机遇,其所能够实现的价值与意义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非凡的、极其重大的。胡马会的实现与成功,有赖于在对其目标、内容与形式做合理界定的基础上进行卓有成效的组织与运作,也有赖于两岸双方在有关重要事项上达成基本共识。 <br><br> 为什么要有胡马会 <br><br> 胡马会,即由胡锦涛与马英九作为两岸执政党、政权以及军队的领导人面对面进行会谈与协商,是两岸政治最高层次的会谈,即通常所谓的峰会。峰会本身在形式上就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峰会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是1949年两岸形成政治对立与分治以来空前的历史事件。20世纪以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政权领导人的峰会在决定和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中发挥过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政权领导人通过峰会,可以直接交换彼此的思想、观点与主张,增进相互理解,避免或减少因中低层工作人员或间接传递所造成的片面性与误解。峰会的效率与权威是任何其他层级所无可比拟的。政权领导人可以就重大事项做出决断并达成协定,实现决策效率。由政权领导人在峰会上做出的决断与达成的共识,在各自的政治体系内具有最高的权威,可以排除干扰与阻挠强有力地予以贯彻与实施。峰会的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历史意义也是较低层级的会商所不能企及的。公开举行的峰会,使政权领导人的言行、互动过程、以及所做出的决断、承诺与协议等公之于天下,不仅会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而且也使政权领导人的素质、诚信与能力在开放的氛围中得到有关各方与人民的检验与评判。 <br><br>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当前阶段,胡马会能够实现的价值与意义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br><br> 首先,是对胡锦涛与马英九个人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所做出的贡献与所取得的成就的确认与肯定。虽然众多人们都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贡献,但胡马作为两岸政权领导人所做出的贡献是独特的、在一些关键事项上是具有决定性的。本世纪初胡锦涛在大陆主政以后,提出应“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以更远大的目光、更丰富的智慧、更坚毅的勇气、更务实的思路,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2005年,国共两党领导人胡锦涛与连战实现了历史性会谈,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2008年马英九在台湾执政后,摈弃了陈水扁政府的“台独”取向的政策与路线。两岸双方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确认“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共同致力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迄今,两岸关系在经济社会领域已取得了重大成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已经确立,继续向前推进的道路也是开放的。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是20世纪以来中国历代政治领导人的意愿。孙中山先生很早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他在遗嘱中殷切期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实现两岸统一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等已逝的国共两党前辈领导人的志向与遗愿。胡马两人如能举行峰会,不仅将使他们两位能够以各自所具有的名份与地位、运用所掌握的权力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取得突破,以此对国共两党、两岸人民暨中华民族做出历史交代,同时也将使他们个人的政治生涯与成就在历史上得到确认与嘉奖。 <br><br> 其次,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开启两岸之间军事安全问题的协商谈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迄今已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特别是ECFA的签署与实施标志着两岸开展正常经济活动的整体架构已经确立。虽然两岸在经济社会领域还有很多方面的具体事项需要做相当多的后续工作,但已不存在重大障碍。两岸双方未来需要着重予以解决的诸项问题存在于军事安全、政治法制、以及外交国际领域。两岸关系中这些仍有待破解的问题,较经济社会问题要更为复杂、更为敏感,也更难以解决。但是,在两岸之间经济领域的基本问题已得到解决之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要在保持正确方向的同时保持继续前进的势头,就不应在军事政治问题面前止步不前。两岸双方应审时度势,知难而上,勇于开拓。迄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验证明,“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两岸关系发展思路是正确的与成功的。两岸双方未来应继续坚持这种思路的基本内涵。但是,时过境迁,在ECFA已经签署与实施后,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指导思路,应与时俱进地调整为“先易后难、先军后政,先急后缓、把握节奏,循序渐进”。“先军后政”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继续向前推进、破解两岸关系中的军事政治难题的关键举措,规划了两岸关系未来和平发展进程的路线。通过胡马会,两岸双方将能以两岸政治的最高层级、最高权威以及最大的影响力去开启两岸军事安全问题的协商谈判,并确定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目标与路线图。 <br><br> 第三,确保马英九在台湾即将来临的领导人选举中胜出。2012年初,台湾地区将举行领导人与“立法委员”的选举。马英九以及其他国民党人将是这场选举中的主要竞争角色。从目前台湾政坛中各种势力的角逐态势看,马英九同其竞争对手相比并不具有明显优势,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大陆方面当然不应介入或干预台湾岛内的政治活动,但胡马会的举行与成功势必会大大提升马英九的声望、评价与影响力。如果设计组织得当,胡马会将能够也应该成为使马英九及国民党在台湾未来的选举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胡马会可以成为两岸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当代世界和平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胡马会及其成果可以使马英九在台湾得到选民的压倒性支持,凝聚泛蓝选民,感召中间选民,争取泛绿选民,同时瓦解“台独”势力。胡马会将使马英九与胡锦涛共同作为当前中华民族的领导人、也作为世界级人物,并肩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其影响力、冲击力与号召力将超出任何形式的选战设计与运作。胡马会及其成果不仅会使胡马两人在两岸人民的眼中成为两岸和平的设计师与缔造者,而且也会得到包括美国与日本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赞誉。马英九本人也将能够在策划与实现胡马会的过程中展示其作为政治家的眼光、智慧、胆略与魄力。 <br><br> 胡马会的界定 <br><br> 若要实现上述胡马会的价值与意义,就须对胡马会的主要方面做合理的界定。胡马会应有形、有实与有节。所谓有形,是指胡马会在组织形式上应有适当外观,符合两岸及中华民族领导人的身份与此次事件的历史重要性,同时能够对两岸人民与国际社会形成感官上的冲击、激励人心。所谓有实,是指胡马会须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获得实质性的重大成果,以此去争取最大化的支持。所谓有节,是指胡马会必须严格地划定界限、有所节制,不去触碰敏感的、存在严重争议的政治问题,以此使可能的反对与抵制最小化。“先军后政”,将是设计组织胡马会的基本思路。两岸领导人可在胡马会上,共同对两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做出展望与政策宣示,并对两岸关系中各种问题的解决确立思路与指导原则。胡马会将确立与贯彻两岸政治领导人今后相处与互动的基本准则。虽然两岸双方可以接受一般意义上的互相尊重与平等的准则,但两岸双方的历史地位与实力客观上存在着很大差距,各自在法理上迄今也还并没有确认对方政权的存在。“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下篇)两岸双方在策划、组织胡马会时,也须“见仁、见智”。<br><br> 胡马会的主题与界限:胡马会的主题是和平,即根据先军后政的思路,为了台海和平与两岸人民的安全,启动两岸军事安全事项协商进程。这一进程数年之后将导致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终结两岸敌对历史,两岸双方达成并签署和平协议。为了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在保持正确方向下继续向前推进,两岸双方应摈弃政治对立与军事对峙时期的僵化的过时的思维,力戒思维与主张的片面性与极端性,在坚持己方正当立场的同时设身处地多为对方着想,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与方式着手开始关于各项军事安全议题的协商谈判。两岸双方各自所关切的军事安全问题只要纳入了平等协商的议事日程,产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就为期不远了。胡马会应有严格的界限,即胡马会本身的目的与内容、其所启动的两岸双方协商谈判军事安全问题的进程、以及未来两岸双方所签署的和平协定的内容都只是关于军事安全事务的。胡马会将继续搁置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不触及两岸政权的政治定位、国家主权与宪法等重大政治事项。胡马会的这种限制将避免现阶段在台湾岛内造成重大争议乃至对立,减少两岸双方协商解决军事安全问题的阻力,也会减少美国、日本等国的疑虑。胡马会旨在为两岸人民带来安全保障,保持台海和平与局势稳定,势必会得到绝大多数台湾居民的欢迎与支持,也能够得到美国、日本以及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br><br> 胡马会的时间:胡马会的最佳时间是在2011年10月。举行胡马会的时间,根据当前两岸各自的政治体制,两岸政权领导人都实行任期制,胡马会只有当两人都在领导人职位上时才有充分的价值与意义。马英九能否在台湾2012年初的大选中获胜从而开始他作为台湾领导人的第二个任期尚还是未知数,胡锦涛在大陆2012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上也面临着职位变动。所以,2013年以后举行胡马会的条件可能已不存在了,或者不在其位的胡马会已不那么重要了。马英九如在2012年初台湾大选中获胜,则还有可能在2012年内举行胡马会,但如失败则无从谈起。目前有把握的是在2011年内举行胡马会。在胡马会的时间选择上,还必须考虑胡马会的效应。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角度看,如在马英九第一届领导人任期内启动两岸军事安全问题协商,则可在其第二任期内从容地达成与签署和平协议;但如延迟至其第二任期才开始启动军事安全事项协商谈判,那么在该任期内恐怕就没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和平协议的工作了。从台湾选举的角度看,如果胡马会确实是能够使马英九胜选连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那么放弃胡马会就是马英九团队的重大政治失误。10月份不论是对两岸政权还是对两岸关系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两岸政权的“国庆日”都在10月,纪念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的“台湾光复节”在10月。所以,在2011年的金秋十月举行胡马会是最优的上策。 <br><br> 胡马会的地点:胡马会的地点选择应同其主题密切相关。两岸领导人举行峰会,目的是为分居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谋求和平与安全。首先应排除不适当的地点选择。胡马会必须在中国的领土上举行,这是毋庸置疑的。胡马会必须是专门的主题明确的两岸政权领导人峰会,胡马会不应作为其他活动的附带部分,诸如让胡马两人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见面或者在辛亥革命百年庆典上会面的建议都是不可取的。胡马会也不应在北京举行,甚至在大陆也不合适。从中国历史上看,历朝历代占据大陆的政权都是以朝廷即中央政权自居,地处边陲的政权领导人到京城见皇帝通常意味着臣服。虽然中国社会废除封建帝制至今已有百年,但封建帝制时代的思想意识与心态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马英九如到北京或者大陆来将会使他在台湾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会使胡马会的效果适得其反,也不利于两岸政权之间建立健康的关系。最有助于胡马会成功的会议地点,是在台湾当局管辖的地域之内。胡锦涛如能到台湾当局管辖之地会见对方政权领导人,将凸显大陆政权领导人对两岸双方“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诚意,也将表现出胡锦涛本人的胆略、气度与胸怀。马英九如能在自己所实际治理的地域内会见胡锦涛,将使诸如“矮化”、“卖台”、“臣服”等无端攻击失去口实。 <br><br> 胡马会的身份:应以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较为适宜。虽然胡马两人各自集两岸双方的执政党领导人、政权首脑与军事领导人为一身,但他们的会见以两岸双方执政党领导人的身份、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与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较为适宜。自2005年首次胡连会以来,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谈已举行过多次,目前已形成稳定的机制与惯例。在两岸之间关于政治与军事问题的协商尚未取得重大进展之前,胡马不适宜以两岸双方各自政权首脑或者军事领导人的身份见面,也没有必要为此而在台湾岛内引起争议、造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阻力。胡马会以两岸执政党领导人身份举行,一方面实现了两岸双方领导人关系的提升,因这是2005年以来国共两党作为执政党的第一次领导人会谈,另一方面,胡马两人虽没有以两岸政权首脑与军事领导人的名义会谈,但确有其实,并不妨碍胡马会的实质内容与实质性成果。 <br><br> 胡马会的文件成果形式:和平宣言将是胡马会的文件成果形式。两岸最高领导人共同签署的和平宣言标志两岸双方军事安全问题协商进程的正式启动,将成为两岸关系史上的又一份纲领性文件。和平宣言的主题是台海和平与两岸人民的安全,将向台湾海峡两岸人民、世界各地的华人以及全世界郑重宣示两岸双方领导人保障两岸人民安全与台海和平的强烈的政治意愿与坚定的政治意志,并确立明确的具体目标与开启两岸军事安全问题的协商谈判进程。和平宣言应包括两岸双方共同确认与承诺开始进行协商的军事安全事项。在和平宣言中,应确切表明胡马会所启动的两岸军事安全问题协商进程的目的是、而且也只是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和平宣言将不触及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问题。胡马会的理性效果诉诸于人的理智、头脑与分析理解力。胡马通过会商、和平宣言的签署以及新闻发布会,通过准确的明确的文字与言论阐释与公示使胡马会的理性效果最大化与最优化。 <br><br> 胡马会的活动成果形式:切合会议主题并且壮观、感人的会议活动外观是胡马会的活动成果形式。胡马会的活动外观与形式,应同两岸关系史上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政治活动相符,要能够真正吸引人与打动人,对人的感官、情感与心灵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胡马会可通过组织安排各项有实质意义的公开的宣导活动,以感性的方式向两岸人民以及全世界宣示两岸政治领导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终结两岸敌对历史、进而致力于保障两岸人民安全与台海和平的强烈意愿。应吸引与安排两岸与世界各国的媒体人士参与胡马会的整个过程。胡马会将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台海两岸双方领导人的文明、理性、胸怀与仁爱,以及秉持普遍人性与民族大义致力于两岸和平与台海安全的坚强政治意志。 <br><br> 胡马会的准备 <br><br> 胡马会的实现与成功需要两岸双方共同做出努力,从战略的高度、眼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整个过程,在有关基本事项上达成四项共识。这些共识既确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又明确当前与近期未来的追求目标;既为举行胡马会提供充足根据,又为胡马会的成功准备条件;既使两岸双方进行军事安全问题协商能有良好的开端,也能使未来和平协议的签署、直至两岸开启政治问题协商进程具有光明前景。这四项共识将体现在胡马会的成果之中,也将贯穿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未来进程之中,确保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 <br><br> 首先,两岸双方应就在两岸关系中使用与不使用武力的条件达成共识,并做出相应承诺与贯彻落实。在两岸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条件应该非常明确。大陆方面2005年颁布的《反国家分裂法》的第八条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方面也应该非常清楚,“台独”就是对台海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就是战争,任何将台湾从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分裂出去的企图、言论与行动就是在使两岸重回政治对立与军事敌对。台湾当局对待“台独”的态度如果是暧昧与纵容,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大陆方面会出于对“台独”的警惕与担忧以及对台湾当局的不信任,将坚持不懈地加强对“台独”采取行动的军事准备,从而对台湾形成不断增大的军事压力。美国也会因台湾走向“台独”的可能性而为台海局势与东亚和平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担忧,美国人尤其嫌恶卷入一场身不由己、为他人火中取栗的军事冲突。在台湾岛内,当局对“台独”的暧昧与纵容只能涣散泛蓝阵营,助长“台独”势力的气焰。如果台湾当局将其“不独”的政策主张明确为“反对台独”并予以实施,那么不仅将为大陆方面降低对台军事准备水准提供根据与创造条件,而且能够在台湾岛内凝聚泛蓝,吸引中间选民,争取泛绿,以及瓦解“台独”势力。大陆方面则应该做出郑重承诺: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充分尊重台湾的民心与民意,不使用武力也不以武力胁迫对岸走向统一。从两岸政治分立的现状到两岸未来可能的政治统一,军事都应该是中性因素。两岸从政治分立走向政治统一,须寄希望于两岸人民,由两岸政府在两岸人民的授权下自主地通过平等协商的和平方式共同议决中华民族政治发展的大计。<br><br> 其次,两岸双方应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与军事基础达成共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九二共识”作为其政治基础,也应该有其经济基础与军事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迄今遵循着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先行顺序建立起来的经济与军事的机制与制度将构成未来两岸走向政治统一的经济基础与军事基础。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来说,应该建立能够使两岸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在公平公正的市场体系中自由开展经济活动的机制与制度。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两岸人民运用自己天赋经济权利通过公平交易获取正当经济利益并进而使两岸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两岸之间片面地“让利”在短期作为权宜之计是可以的,但那只能当作对兄弟的大度或者特定时期的特殊安排,是不能构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长期、稳定的正当经济基础的。如果哪一方将片面受惠当作常态、或者试图用出让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权益、或者为获得经济利益而出让政治权利,从长期看都是不利于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军事基础而言,两岸应建立由适当军事实力与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相结合的综合军事平衡以保障台海和平与两岸人民的安全。两岸双方应摈弃单纯军事实力平衡的诉求,也应放弃以两岸军事实力之强弱对比关系去影响未来两岸政治进程的思维。两岸双方可根据各自的以及中华民族整体的安全与防务需要构建各自适当的军事力量,同时通过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得到对方的理解与接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建起的健康的经济基础与军事基础,一方面能排除两岸关系中政治问题的干扰与妨碍,让两岸人民能够自由地开展正常经济活动、以及享有正当的安全权益,另一方面又为未来两岸双方解决政治争议问题支撑起公正的可信的与可靠的协商谈判平台,不以片面经济利益也不以片面军事优势去影响甚至主导各自的政治判断与政治抉择。 <br><br> 第三,两岸双方应就未来两岸之间的和平协议达成共识。根据两岸双方迄今在各种场合分别以及联合发布的信息及言论中,都对未来两岸签署和平协定有所承诺或期望。两岸之间的和平协定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必不可缺的一份重要信息,两岸双方应对未来将通过平等协商谈判达成并签署的和平协议的基本性质与界定达成如下共识:1、两岸之间的和平协定肯定不是国际协定,但却应具有国际公信力。该和平协议是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达成的,排除任何外国势力的干预或参与,但协议签署与实施要取信于国际社会。2、两岸之间的和平协议只是一项军事安全协定而不是政治协定,是在两岸政治分立现状下实现与保障两岸和平的协议而不是两岸走向政治统一的协定。该和平协定的目的在于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终结两岸敌对历史,实现与保障两岸和平与台海安全,其内容限于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事项。在和平协议中将不触及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问题,也不涉及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3、两岸之间的和平协议将综合体现两岸军事安全事务协商谈判过程的各项成果。 <br><br> 第四,两岸双方应就未来两岸走向政治统一达成共识。两岸未来走向政治统一的前景是两岸政权各自的宪法与法律所确定的,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因而是不可回避的。虽然目前尚还不具备两岸展开协商谈判解决政治争议问题的条件,但两岸双方可以就未来政治统一进程的启动、展开与目标达成如下共识: <br><br> 1、未来要实现的两岸统一是两岸的政治统一,而不是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土的统一,即不是两个国家及其领土的统一,而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上的两个政权及其所实际治理地域的统一。 <br><br> 2、两岸的政治统一应是在政治权利平等基础上的自主统一。两岸政权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政治地位的平等是基于两岸人民的平等政治权利。两岸政治统一的整个进程必须是自主的。这种自主性的第一层含义,是两岸政治统一进程排除任何外国或国际势力的介入或干预,完全掌握在两岸中国人手中。其第二层含义,是指两岸政治统一进程的启动、展开以及完成的决定权掌握在两岸双方各自政权的手中,两岸政权又是在两岸人民的授权下行使权力的。大陆方面虽然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力量上拥有日益增强的优势,更挟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但要力戒“倚势逼人”,而应期待台湾方面主动邀谈协商统一。大陆方面更应整顿内部吏治、力推政治体制改革、提升政治文明素质、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以增强对台湾方面的凝聚力与感召力。“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台湾方面则要力戒“苟且偏安”、居于祖国宝岛却漠视民族大义。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产生与满足的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五个层级。可以期待,在两岸之间的ECFA与和平协定等满足了台湾居民的生理与安全的需求之后,台湾居民对归属与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将会推动他们走上寻求两岸政治统一之路。两岸的统一,应是两情相悦、情投意合与自主选择的结果。 <br><br> 3、两岸的政治统一应是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统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1911年辛亥革命后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迄今在两岸分别都已取得了显着进步。两岸双方应在现有政治文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政治文明的素质,使现代政治文明体现在两岸政治统一的进程中,使两岸政治统一与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建设这两个过程合二为一。人权、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也是两岸执政党与政权已经分别通过各种方式所郑重承诺的追求目标。两岸双方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都不应照搬任何外国的政治模式,而应基于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与政治渊源去吸收与发展人权、民主与法治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两岸双方也应尊重彼此的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发展道路,可以相互交流、瞭解、理解甚至借鉴,但不应相互否定与强加。可以期待,两岸政治统一的过程将是两岸政治文明各自发展与相互融合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实现的过程。 <br><br> 结束语 <br><br> 在ECFA签署与实施以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在军事政治问题面前要不要以及如何继续向前推进是对两岸双方的重大挑战。先军后政的思路所具有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为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进一步破解两岸关系中的难题勾勒出路线图。鉴于台湾2012年大选结果可能出现的执政党更迭从而发生当局主导政策逆转,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如果胡马会能够及时启动两岸军事安全问题协商进程,将打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前进的大门,而且进而保证未来一定时期内两岸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如果策划准备、组织运作得当,以两岸和平与台海安全为主题的胡马会的积极成果将会最大化,其可能的消极影响将会最小化。胡马两人作为两岸和平的缔造者,将不仅会得到两岸人民的拥护与支持,而且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与此同时,不仅胡马会将搁置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问题,而且未来两岸之间的和平协议也将不触及这些政治争议问题,如此安排可使胡马会避免各种可能的负面影响。胡马会将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也是当代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件盛事,胡马两人也将有机会展示出政治家的睿智与洞察力、胆略与魄力、胸怀与气度、以及决断与执行力。但是,胡马会这样重大的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两岸关系与中华民族可能都要为痛失这样的历史机遇付出沉重代价,若如此对马英九执政团队可能造成的损失则是无可挽回的。历史留给胡马会的时间已很有限,2011年是中华民族的辛卯年即兔年,意味着遇事要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进行。期待胡马两人及其执政团队能够做出及时果断的政治家决断,能够卓有成效地举行胡马会,以保障台海和平与两岸人民的安全,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向前推进。 <br><br>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1年7月号,总第163期))
实现“胡马会”,为两岸放飞和平。
中评社╱题:再论先军后政实现胡马会 作者:赵黎青(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在ECFA签署与实施以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向前推进应遵循先军后政的思路,而胡马会将开启两岸双方军事安全事项协商谈判的进程,从而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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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br><br> 明太祖洪武元年八月初,大将军徐达等率师攻陷大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北奔上都,元亡。占据上都的顺帝除领有蒙古故地以外,还有扩廓帖木儿屯兵十万于陕甘一带;纳哈出雄踞辽东,拥兵二十余万,并与高丽关系密切。蒙古贵族留恋故元,一直图谋恢复其在全国的统治,不断向明统治地区发动进攻。残存于塞外的元政权,延续二百六十年有余,史称“北元”。作为前朝政权延续的“北元”与作为元朝承继者的明同时存在的特殊情形,使得二者关系的性质颇具争议。《明史》将“北元”编列在“外国”部分,视其为朝贡体系中的藩属国。研究“北元”历史的专家胡钟达认为明与“北元”同为该时期中国版图内的两个并峙政权。亦有学者倾向于将二者定位为南北朝的关系。依上述不同观点,“北元”的地位也具有了多种可能。 <br><br> 两岸关系中存在着对“中华民国”定位的困境,这种困境的产生的历史背景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民党统治集团残部退踞台湾,在台湾地区沿用“中华民国”名号并维持统治秩序至今已逾六十年。两岸在R.O.C.的定位上各执一词,P.R.C.与R.O.C.的关系亦长期陷于争议之中。基于“北元”与“中华民国”在其面临的定位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历史背景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本文希望通过对“北元”案例的研究为“中华民国”定位困境的突破提供一些启示。 <br><br> “中华民国”定位的现状与困境 <br><br> (一)现状 <br><br> 目前对于“中华民国”的定位大体上可分为“灭亡”和“存在”两种观点。在坚持“灭亡”的主张下,又依据其对台湾主权归属状况的不同观点而进一步分出两个对立阵营。 <br><br> 1.“中华民国”灭亡 <br><br> (1)R.O.C.灭亡,P.R.C.继承R.O.C.一切权利,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br><br> 最早的表述可见于毛泽东供稿的新华社北平1949年24日六时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注1) <br><br>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时,正式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国”的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利,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此后,大陆方面长期坚持“一个中国”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言外之意,不承认“中华民国”在1949年10月1日后继续存在的合法性。 <br><br> (2)R.O.C.灭亡,P.R.C.继承R.O.C.一切权利,不拥有对台湾的主权 <br><br> 2003年8月23日已卸任的李登辉以总召集人的身份出席“511台湾正名运动联盟”誓师大会,宣称“中华民国其实根本不存在”,“应该改名为台湾”。同年9月6日,李登辉参加“台湾正名运动大游行”,在演讲中再度强调:“在1971年中华民国被联合国逐出之后,中华民国已经从国际社会消失,这是中华民国不存在的历史事实。” <br><br> 2008年10月12日在台北市出席千人挺扁大会,陈水扁抨击马英九,称双十节“不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并引用蒋介石在阳明山庄的讲话为其佐证:“蒋介石就说过,1949年中华民国已灭亡,我们是‘亡国之民’。‘中华民国’既然早就灭亡,何来生日之有?”(注2) <br><br> 可以看出,“中华民国灭亡”这一前提,对于台独人士通过台湾正名推进渐进式台独是必要而方便的,因而他们乐于不断向公众传递和灌输这样的信息。另一方面,“中华民国”以某种形式存在的事实,虽令台独分子感到棘手,却也无法视而不见。在一些场合,他们也不得不尝试去对R.O.C.的存在及其与台湾的关系作出界定。 <br><br> 2003年8月24日,媒体记者询问陈水扁“中华民国”是否还存在时,他露出笑容说“还存在”。记者追问“中华民国存在于哪里”,陈则回答说:“在这!”2004年9月民进党通过《族群多元国家一体决议文》,主张“中华民国”认同与台湾认同应相互接纳,让“中华民国”等同于台湾。2005年8月3日陈水扁表示,“中华民国”与台湾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是“中华民国在大陆,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这四个阶段分别为:1912年“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成立,1949年之前“中华民国”与台湾没有任何关系,此即“中华民国在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都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成功,并宣告“中华民国”已灭亡,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治集团逃亡台湾,成立流亡政府“中华民国”(ROCinexile),此即“中华民国到台湾”;1996年后的李登辉当政时代,是“中华民国”作为流亡政府在台湾统治的延续,此即“中华民国在台湾”;2000年政党轮替后,政权性质发生了本质变化,流亡政权终结,本土政权建立,此即“中华民国是台湾”。四阶段论背后的含义是,“中华民国”作为外来政权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构建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在政党轮替后已被切断。 <br><br> 此后,民进党更感到“中华民国是台湾”尚未能清晰的表明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切割,民进党秘书长的林佳龙批评《族群多元国家一体决议文》是“错误的决定”和“策略上的撤退”,因其“间接承认了中华民国体制”。林佳龙称,大陆现在透过“中华民国”和台湾连结,“中华民国”的毒性越来越强,成为台湾重大的危机,因而台湾一定要和“中华民国”体制说彻底切割。基于这一考虑,民进党遂于2007年8月发表《正常国家决议文(草案)》,表示将放弃“中华民国”的体制与国号,追求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所谓正常国家,其潜台词是:由于“中华民国”体制与国号的束缚,台湾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但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不必再宣布独立,只需正名而已。 <br><br> 2.“中华民国”存在 <br><br> 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以来,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名号及纪年法,将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搬到台湾,在国际上亦始终保有一定数量的邦交国。七十年代经历了法统危机,开始由威权体制向民主的转型,旧有的中华民国体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中华民国的名号、纪年法以及一些基本政治制度仍然延续下来。<br><br> 主张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主要是岛内的统派以及一些主张维持现状但认同中华民国的民众。2005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表示,中华民国不仅是历史,而是一个“活的、还在发展中”的“国家”。2010年5月26日,针对日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中华民国是一个流亡政府”的言论,行政院发言人江启臣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存在至今已九十九年,中华民国的存在毋庸置疑。”(注3) <br><br> (二)困境 <br><br> 承认“中华民国”的继续存在有可能造成“两个中国”,大陆当局对这一风险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但其同时也意识到,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中华民国灭亡”的说法,一来无法解释“中华民国”名号及体制在台湾以某种形式存在的事实,二来则难免助“一中一台”一臂之力的嫌疑。2000年9月1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首次公开提出“一中新三段论”,内容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分割。”新三段论由于去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强硬说辞,被视为大陆当局对“中华民国”态度的重大转变。然而这种转变是有限的,它回避了“中华民国”的定位这一棘手问题,这表明大陆方面对于如何走出定位困境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br><br> 对于新三段论,台湾方面在表示欢迎的同时也指出它是含糊其辞的。国民党有关人士催促大陆应当通过承认“一中各表”来进一步明确其对“中华民国”的定位。类似的提议与国民党一贯以来的态度相一致,仍然没有顾及大陆方面对造成“两个中国”的担忧。 <br><br> 应当指出的是,国民党对于“中华民国存在”的坚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两蒋时期所主张的“中华民国”存在,包含着不承认P.R.C.合法性的潜台词;及至李登辉时期提出“一国两府”,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承认了P.R.C.的合法性,试图以此换取大陆方面对R.O.C.的承认。尽管台湾方面的这一转变要早于大陆方面由旧三段论向新三段论的转变,但二者却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和大陆一样,台湾方面同样没有对“中华民国”的定位给出足够明确的答案。一方面他们主张“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地区、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另一方面却在外交上谋求对等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对于这样内在逻辑矛盾的定位,大陆方面同样是不能满意的。 <br><br> 究竟如何定位“中华民国”,对于国共双方似乎都是一道难解之题。这道题是在促进两岸整合的过程中无论如何绕不过的。但我们不应当只看到它作为路障的存在,也应当看到它作为桥梁的可能。民进党所苦恼的“如何去中国化”,“斩断台湾透过R.O.C.与中国的联结”,恰恰说明,“中华民国”作为维系大陆与台湾联结的重要作用。如何发挥其正面作用,给予“中华民国”适当的定位。下文将通过对“北元”案例的分析,寻求一些有益的启示。 <br><br> “北元”对“中华民国”定位的启示 <br><br> 1.运虽去而祀或未终 <br><br> 朱元璋于洪武初年曾多次发表文告,阐明明朝统治集团对元朝的态度。这些文告以及有关文件、谈话充分肯定元朝是中国的一个封建正统王朝,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对元代的治绩,也基本上予以肯定。对朱元璋而言,给予元朝以正统地位,不仅是对客观存在的承认,更是为自己的统治建立理论依据。所谓“逮其后嗣不若,于是天更元运,以付于朕”(注4),否定北元的正统地位,强调明的正统地位,明确了明对元的继承关系。 <br><br> 正如明与“北元”一样,P.R.C.与R.O.C.之间也存在着正统之争,同样面临如何界定这种关系的问题。天更元运,翻译到两岸关系的语境中,就是说否定R.O.C.的正统地位,否定其继续作为全中国合法代表的地位。这一点上明和P.R.C.的做法是一致的也是正确的。 <br><br> 在一般的政府继承发生时,前朝政权随后继政权的建立而宣告灭亡。但在“北元”以及两岸的特殊情形下,还有需要进一步处理的问题。朱元璋所遇到的难题是:在剥夺“北元”的正统地位后,要进一步否认以元顺帝及其后嗣为首的“北元”这个政治实体的存在,否认其是元朝的继续,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更不必说元朝经过百年的统治已赢得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效忠,张旭自书“身在江南,心思塞北”(注5)便代表了一些遗老的心理。认识到这种局面,朱元璋大方承认了元顺帝及其后裔的应昌、和林政权还是元统的延续。他在致爱猷识理达腊的书中说:“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几及百年,养育之久,生齿之繁,以此知运虽去而祀或未终”(注6),表明了他对“北元”的基本态度:元固然已经不再是奉天承运的正统,但其依然存在。 <br><br> 在两岸的情形下,大陆同样不应对R.O.C.的继续存在视而不见而简单的说它“灭亡了”,“不存在了”。应当努力尝试去准确的界定这种存在。“运虽去而祀或未终”提醒我们:否定正统地位与否定存在是应当区分开的两个问题。否定正统地位,是否定R.O.C.继续作为全中国代表的合法性。所谓“运”或“正统”,尽管在古代带有天命论的色彩,但在现代应理解为一种法律地位、政治地位,表现为曾经具有这种地位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代表,是中国的国号,而1949年后P.R.C.是中国的代表,是新的国号。R.O.C.不再是国家代表和国号了,说明其地位、性质发生了变化,但它仍可能以其他很多方式继续存在。 <br><br> 鉴于1949年后R.O.C.的存在状态,首先应当将其界定为一个政治实体。所谓政治实体,是拥有实际政治统治权力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它具有以下特征:1、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组织,政治实体是拥有社会政治统治权力的政治组织。一般情况下,唯有国家才拥有统治社会的实际政治权力,因而国家是基本的政治实体。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除了国家拥有政治统治权力以外,政党、军队、独立的政治组织等也可能行使对社会的政治统治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军队、独立的政治组织等也成为该社会的政治实体。2、不同于变化着的政治程式,政治实体具有相对不变性。 <br><br> 由上述政治实体的概念及其特征来看,它可以用于描述一种非国家的但拥有社会统治权力的政治存在。因而也可以恰当的用于描述“中华民国”,即其作为一个非国家代表、非国号但拥有台湾社会统治权力的政治实体而存在。 <br><br> 2.君主沙漠,朕主中国 <br><br> 把“运”和“祀”分开来看待,是解决定位困境的第一步。“运去”、“运更”界定了P.R.C.与1949年以前的R.O.C.之间的关系,国际法的语言称之为政府继承;“祀存”描述了1949年以后的R.O.C.的存在,政治学的语言称之为政治实体。接下来仍需追问的是:P.R.C.与1949年后的、作为政治实体的R.O.C.是什么样的关系? <br><br> 在这个问题上,大陆方面传统的思路是将二者定位为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台湾方面近年来较具代表性的主张是将二者定位为对等政治实体。对于大陆的主张,台湾方面认为其实质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感到被矮化和被吞并的危险而不能接受;对于台湾的主张,大陆方面认为其实质是对主权的分割,因受到国家分裂的威胁也同样不能接受。双方的这种僵持似乎意味着:对等与统一是一对相互矛盾的诉求。<br><br> 在明与“北元”关系的处理中,我们也同样看到了上述矛盾。洪武三年,朱元璋在祭爱猷识理达腊文里说:“曩者,君主沙漠,朕主中国。”(注7)有研究“北元”历史的学者指出这“无异于公开承认了在应昌的元政权与在南京的明政权是具有平等地位的两个王朝”(注8)。然而明朝的这种态度并非始终如一的。明宪宗成化十九年(西元1483年),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重建了黄金家族在蒙古的绝对统治。由于达延汗统一根基扎实,影响深远,并稳固了“北元”蒙古汗位的传承,因而当明朝皇帝接到达延汗的国书时,感到了以前从没有过的气概,不由感叹道:“称书不称表,与我抗也;称我以南朝,是将北等我也”,“奉番书求贡,书辞悖慢。自称大元大可汗……以敌(注9)国自居。”(注10)这时的明不能忍受南北之称谓,拒绝承认与“北元”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br><br> 对于明的态度,有学者认为承认平等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即主张明与“北元”为平等的两个王朝;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不承认平等才符合客观事实,即主张“北元”不是一个王朝。应当注意,上述争议存在的前提是明的态度前后矛盾,因而必须在二者中去伪存真、有所取舍。但如果我们回过头验证这一前提是否成立,就会发现明的两种态度并非绝对的互不相容。“君主沙漠,朕主中国”尽管含有一定程度的平等意味,但由于“沙漠”、“中国”(注11)均是地理概念,“主”亦仅仅描述了一种权力运行的状态,因而不能草率的推出明与北元是“具有平等地位的两个王朝”这一结论。“称我以南朝,是将北等我也”并非普遍的反对“南”、“北”之间任何形式的平等,而是反对“南朝”与“北朝”因同样作为王朝而享有平等。 <br><br> 回到两岸的情境中,应当看到大陆方面同样不是普遍的反对两岸之间任何形式的对等,而是具体的反对有可能导致“两个中国”的对等。更应当指出的是,基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初衷,大陆方面非但不是要拒绝一切对等的诉求,相反,其需要通过与台湾方面的平等谈判共同推进整合进程。 <br><br> 对于对等的矛盾态度背后,是反对某一类对等而寻求另一类对等的双重需求,而这种双重需求的形成又与两岸各自的双重身份有关。P.R.C.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目前全中国的代表,一方面是大陆地区的合法政府。R.O.C.也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曾经的全中国代表,一方面是目前台湾地区的合法政府。这种双重身份并不是建构的,而只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混同使用各自的双重身份,会造成很多误解。单就R.O.C.的双重身份而言,不进行区隔,一般做法是只使用第一种身份,会导致无法解释R.O.C.既灭亡又存在的现实。单就P.R.C.的双重身份而言,不进行区隔,一般也是只使用第一种身份,会导致其因顾虑到造成两个国家的事实而无法接受对等政治实体这样的定位,而台湾方面也不能接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定位。 <br><br> 在明确双重身份后,可以进一步分析两岸各自双重身份的不同组合方式: <br><br> 1、P.R.C.的第一身份(国家代表的身份)和R.O.C.的第一身份,依大陆一方的观点是继承关系,同时考虑双方的观点是竞合关系(注12),这是对位不对等。 <br><br> 2、在P.R.C.的第一身份和R.O.C.的第二身份之间寻求对等,造成作为地区政府的R.O.C.升等为国家,造成两个国家,这是错位对等。 <br><br> 3、P.R.C.的第二身份与R.O.C.的第二身份间是地位对等的,且这种对等不会造成两个国家,这是对位对等。 <br><br> 两岸定位应追求对位对等。所谓两岸的对位对等,至少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从造成两岸现状的原由来看,应追溯至1949年的内战。1949年以来,两岸间的敌对状态并未得到解决,两岸由交战团体演变成了并峙、割据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岸是对等的,而二者之间的问题应当通过和平协议得到解决。第二,从两岸分治的现状来看,应当承认大陆当局与台湾当局分别在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享有治权,在两岸谈判中对各自地区内的人民有代表权,是平等的谈判双方。第三,从两岸整合的前景来看,任何对等权利的要求都不应损及主权的完整性,因而错位的对等诉求是不可行的。 <br><br> 3.以天下为一,则以正统归 <br><br> 自1980年魏镛首创“多体制国家”理论,提出两岸可作为政治实体“各自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注13),到沈君山在“一国两治论”中提出“在一个象征性的国家主权之下,实行不同制度的两个地区,各拥有独立的治权。此治权是完全的,包括自卫权、外交权和在国际上具有国际人格的政治实体的权利”(注14),到1989年林钰祥的“一国两府”,再到1990年以来台湾当局在研拟《两岸人民关系法》的过程中提出的“一国两地区”,均包含有对等政治实体的思想。此外,这些理论都坚持了一国框架,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共同的瑕疵在于以双重承认作为两岸对等的关键指标,如前所述,这是一种两岸身份错位的对等,是我们所反对的。 <br><br> 反对错位对等,并不意味着拒绝与台湾方面就外交空间展开谈判。外交空间,即在国际上的代表性,诚如前文所指出,P.R.C.的第一身份与R.O.C.的第一身份竞合,对于代表性的争议的确是两岸之间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一般而言,在国际上的代表性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是成为主权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两岸的情形中,P.R.C.固然得到了国际社会主流国家的广泛承认,但R.O.C.也保持着为数不多的邦交国,更与美国维系着涉及军购此等重要权利的所谓“非官方关系”。在这种特殊情形下,想要断言“P.R.C.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多少有几分勉强。 <br><br> 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与国家主权的完整密切相关。主权具有完整性,表明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对主权的分割,将导致主权的效力范围发生改变,进而造成国家分裂。旨在谋求双重承认的错位对等会导致主权的分割,但两岸现状尚不构成对主权的分割。两岸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两岸在主权上特殊状况进行了界定。根据其间微妙的差别,可分为三类:张亚中引用部分秩序理论(注15),将两岸看作无差别的部分秩序主体,认为中国的主权归于全体中国人民,预示着构建第三主体来享有完整的中国主权(注16);熊玠版的“不完全继承说”(注17)也具有将两岸作为无差别的部分秩序主体的意涵,但认为部分相加即为整体,没有进一步整合的设想,预示着主权由两岸分享(注18);大陆学者提出的“非常态统治权说”(注19)和大陆版本的“不完全继承说”(注20),通过区分主权的权威与权能要素,强调了两岸权力状态的差别,即P.R.C.拥有的权力属于更高层级,预示着中国的主权应当完整的归于P.R.C.政权。(注21) <br><br> 除熊玠版的“不完全继承说”所主张的主权分享实际上构成主权分割外,上述理论在“整个中国的主权应当以完整的形式存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这一共识是可贵的。无论由第三主体还是P.R.C.享有主权,通过推进整合来维护主权的完整性应作为两岸共同努力的方向。 <br><br> 史学家在评价明朝始终未能统一蒙古地区时,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明未“有天下”而不“得正统”,并引文为证:“言正统者,以天下为一,则以正统归。”(注22)把“一”理解为统一后的中国,经由两岸统合来解决P.R.C.与R.O.C.在正统也就是代表性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解决的路径可以是这样的:问题的起点,是目前中国主权之权力与正当权威的暂时性游离,即P.R.C.在权利能力层面代表全中国,R.O.C.的第一身份因而处于落空的状态;问题解决过程中,R.O.C.以第二身份代表台湾地区与P.R.C.(以第二身份代表大陆地区)平等谈判,R.O.C.第一身份处于冻结状态;问题解决的最终结果,是整合后的中国代表全中国,至此R.O.C.第一身份争议得到解决。<br><br> 结语 <br><br> “中华民国”的定位,长期以来作为一个难解的争议,横亘于国共之间,阻碍了两岸共同推进整合的努力。随着台湾问题的延宕,P.R.C.与R.O.C.之间有从最初的相互否认向相互承认滑动的趋势,却囿于缺乏对R.O.C.的恰当定位,而使这种承认显得暧昧不明。 <br><br> 明对“北元”的复杂态度,启发我们认识到对R.O.C.作出更准确定位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通过区分运、祀,以及区分国家、非国家政治实体两种有差别的对等层级,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区别使用P.R.C.和R.O.C.各自的双重身份的建议,由于两岸各自的第一身份是争议的、棘手的,以第一身份进行谈判必将陷于混乱并引致更多争执,故应使用其相互可以承认的、对等的第二身份进行谈判。此外,“北元”的历史也提醒我们,突破“中华民国”定位困境的努力,是为了排除其在两岸整合进程中的阻碍。在这一前提下,“中华民国”方有定位的可能性。但离开了这一前提,冒着分裂国家的危险为“中华民国”之定位而定位,则已超出了本文的初衷。 <br><br> 注释: <br><br> (注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br><br> (注2)根据1950年10月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的《蒋总统集》第二册(演讲),1950年3月13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对国民党干部的讲话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已成了亡国之民。” <br><br> (注3)《台湾时报》,2010年6月2日。 <br><br> (注4)《太祖实录》卷一九六,洪武二十二年五月癸巳。 <br><br> (注5)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六,鞑靼。 <br><br> (注6)《太祖实录》卷九三,洪武七年九月丁丑。 <br><br> (注7)《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一九,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 <br><br> (注8)胡钟达: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4年05期。 <br><br> (注9)敌,意为匹敌。 <br><br> (注10)《明经世文编》卷一二六。 <br><br> (注11)中国,意为中原。 <br><br> (注12) <br> 竞合来自法律用语。刑法中有竞合犯,民法中有民事责任竞合。以民事责任竞合为例,其包含以下三层含义:1、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不法行为;2、该不法行为同时满足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事责任构成要件;3、数个民事责任之间相互冲突,即不能相互吸收或同时并存,行为人只能承担其中一个。 <br> 简言之,竞合指“一个不法行为,触犯两个法条,需要在两个法条中择一适用”的情况。可引申为两种表述、主张在同一标的上的重合,且两种表述、主张都是合理的,但二者相互冲突,需择一。 <br> P.R.C.与R.O.C.第一身份的竞合,指二者均主张对大陆及台湾地区拥有主权,二者的主张都是有依据的,且二者的主张是相互冲突的,需择一。 <br> 与用“继承”来表述P.R.C.与R.O.C.的关系不同,“竞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双方主张均有其合理性,同时又表达了未来仍需在两种主张中择一的含义。 <br><br> (注13)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文献和资料丛书》第四辑(上)第86-9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8月版。 <br><br> (注14)台湾《中国时报》,1987年9月1日。 <br><br> (注15)张亚中:论两岸与中国的关系[J],《中国评论》月刊2009年3月号,总第135期。 <br><br> (注16)依据该理论,两岸双方都是整个中国的部分,因此在整个中国事务上都只是部分秩序主体。整个中国的主权属于两岸全体人民,两岸政府只是在其领域内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权力。 <br><br> (注17)熊玠等:主权共享,两岸分治--“一个中国”原则面面观学术研讨会综合座谈纪录[J],《海峡评论》1998年11月号,总第95期。 <br><br> (注18)熊玠的“不完全继承说”认为P.R.C.迄今仍未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R.O.C.仍然拥有对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的主权,故对于中国主权,P.R.C.称为不完全继承,R.O.C.称为不完全丧失。该论点的提出旨在为中华民国存在的合法性提供支持,却没有认识到“不完全继承与不完全丧失”是一种非常态,因而没有进一步整合的构想。 <br><br> (注19)熊文钊、郑毅:大陆对台政策的前瞻性研究--台湾问题的相关法理分析[J],《台湾研究》2008年。 <br><br> (注20)李秘:两岸政治关系初探:政府继承的视角[J],《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一期,总第107期。 <br><br> (注21)“非常态统治权说”指出,统治权包含权力和正当权威两个要素。一般而言,一个政府对于特定区域所行使的统治权中,权力和正当权威是相统一的,此为常态。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权力和正当权威的游离,是为非常态。当前的两岸关系就处于这样一种非常态的统治权的作用之下。与此相似的还有大陆版本的“不完全继承说”,认为“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权利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而尚未完成行为能力层面的政府继承”。 <br><br> (注22)徐一夔《正统篇》,载《明文衡》卷二四,四部丛刊本。 <br><br>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1年7月号,总第163期))
如何定位“中华民国”?应将它视作沟通两岸的桥梁。
中评社╱题:以史鉴今:从“北元”看“中华民国”的定位 作者:徐千茹(北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明太祖洪武元年八月初,大将军徐达等率师攻陷大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北奔上都,元亡。占据上都的顺帝除领有蒙古故地以外,还有扩廓帖木儿屯兵十万于陕甘一带;纳哈出雄踞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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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8月17日电/每年的8月对于日本人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战争之月”。1945年8月6日、9日两天,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在随后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之后,日本人在这个月份里总是处于一种战争悲情中。
人民网报道,在8月的6日和9日,日本各界人士会先赶赴广岛、长崎参加诉求和平的活动,而不到一周后的15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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