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观察：越南，大胆的社会主义

2011年2月，越共十一大会场外。越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在进入新世纪来呈加速状态。

　　中评社广州8月22日电／南方周末文章：越南的革新开放始于1986年，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翻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直言越南是中国的“好学生”。而进入新世纪以来，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勇气和跨度更值得外界关注和惊讶，越南也因此被西方评论称为“大胆的社会主义”。

　　国会和政府之争“作为越南代议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里程碑事件，其中的运作机理，以及所体现出来的越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中国应有借鉴意义。”

　　曾经有两张著名的照片让世界深刻地记住了越南：一张是一个被美军凝固汽油喷燃的、赤裸的小女孩张开双臂跑上公路；一张是一个西贡警察街头击毙一个越共嫌疑犯。

　　这让越南获得全世界同情的同时，也得到过于漫长的误解。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越南不仅已看不到战火，她还比绝大多数国家安全。世界第二大保险经纪商怡安保险公司将越南列入世界六大最安全旅游地之一。

　　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卓有成效的改革让越南在过去十年保持了平均7%以上的经济增速。她还是继巴西之后第二大咖啡出口国、世界最大的辣椒出口国以及耐克公司最大的代工工厂。

　　自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越南被大量投资簇拥，一度还成为另一个“世界工厂”中国的有力对手。2005年，时任越南总理潘文凯访问美国，作为越战后首位访问美国的越南领导人，潘文凯叩开纽约证券交易所大门的场景寓意深远，它象征着与昔日意识形态敌人的和解和深化改革的决心。两年后，越南加入WTO。

　　更加开放和自由的越南完全呈现在世界面前。事实上，除了优秀的经济成就外，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勇气和跨度更值得外界关注和惊讶，越南也因此被西方评论称为“大胆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大辩论

　　没有人怀疑，越南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她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往往进行得更为深入和激烈。

　　2006年春天，越南胡志明市爆发了一场以媒体为阵地、关乎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大辩论，根源是久治不愈的政府腐败现象。

　　辩论的焦点少有地集中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和党的前途等敏感问题上，不少越南知识精英更直接向官方固有的意识形态发难。

　　这场发生在越共十大前的思想大辩论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越南国内舆论普遍认为，越南共产党虽然已公开承认国内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过治理成效却相当有限。

　　这被视作越南深化政改的一次先声。随后召开的越共十大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党总书记差额选举，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评论认为，越南社会已初具政治民主。然而更激烈的意见则认为，越南正在远离社会主义。

　　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主任梁志明分析了越南的革新改革历程，认为共分三步，第一步是学习苏联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第二步是抛弃这种模式，并在1990年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体制改革，第三部则是越共十大。

　　大辩论的成果至今仍隐约可见。目前越共构建“公民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也部分得益于大辩论的遗产，它丰富了理论基础。

　　国会：权力的第四匹马

　　2010年6月，越南国会的一项决议让世界对其刮目相看——越南国会否决由总理阮晋勇主推的南北高速铁路项目。该高铁计划从北部河内市贯通至南部的胡志明市，长约1570公里，预计耗资560亿美元。

　　越南国会首度对政府首脑说“不”，标志着国会已逐渐摆脱过去“投票机器”的地位，而真正上升成为与越南“三驾马车”（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并列的“第四匹马车”。

　　许多国会代表强烈反对该计划——我们的国家仍然贫穷，贸然投资太冒险。

　　而决绝高铁后仅5个月，国会又找上阮晋勇的麻烦——就越南船舶工业集团管理层涉嫌违规经营招致重大损失接受国会质询。

　　“四驾马车”局面的成型，其意义在于分散高层权力，实现制衡：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有模糊的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总理有较大的实权，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但近年有一定充实。

　　“国会政府之争的背后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对话。”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法学博士钱镜说，“越南的国情依然是农业主导，此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话，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和农村的对话。”

　 “农村和农民才是当今越南稳定和发展的根本所在。”钱说，“作为越南代议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里程碑事件，其中的运作机理，以及所体现出来的越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中国应有借鉴意义。”

　　船小好调头？

　　越南的革新开放始于1986年，它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翻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直言不讳越南是中国的“好学生”。但她一起航就陷入迷途，当时意识形态之争是其最大的障碍，当中国早已解决姓“社”姓“资”之争时，她还在为“私营主能否成为共产党员”而头痛。

　　进入1990年代，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以1993年国会落实直选为开端，越南先后在2002年推行国会质询制度，肃整贪腐；2006年实现差额选举总书记；2009年又推行了征地拆迁的公众参与立法。

　　“我跟越南学者有交流过，”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越南问题专家黄云静说，“他们说越南是‘船小好调头’，搞国会直选时就不会像中国顾虑那么多。”

　　 而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曹云华则认为，越南共产党内实行了比较广泛的民主，而这种民主与西方的普选制民主又有很大的差别。

　　与越南的直选相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基层直选开始，而越南反而不是。发生在2007年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她停止了基层直选的尝试。“越南还是有些顾虑的，担心经济有问题的同时进行政改，会引起更多的不稳定。”黄云静说。

　　“越南的革新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并不能够直接判断孰优孰劣，”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潘金娥说，但她承认，“越南是一个小国，步子可以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