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年困难时期，上海户籍带来的救赎
1959年起，“大跃进”带来的政策失误和全国性的粮食短缺，让上海这座繁华的城市也陷入巨大的生存压力。为了缓解城市的人口和粮食危机，政府开始了一场名为“劝退”的返乡运动。
起初，这项政策主要针对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实习工，鼓励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但很快，动员范围扩大，即使拥有上海户口的正式职工，只要家属仍在农村，也必须回乡。这项政策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自愿”只是一个名义。许多人是在巨大的行政压力和生活困境下，被迫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我的大舅和父亲的几位好友就是这样被迫返乡，成了农民，也因此失去了宝贵的上海户口。
没想到，不久之后，这场风暴也差点席卷我们家。
当时，父亲在上海静安区一家中小型企业担任车间主任兼工会主席。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厂里的党总支书记开始动员父亲，要求他起模范带头作用，“自愿”回乡参加农业生产。除了在单位给父亲施压，这位书记甚至直接到我家，试图说服母亲同意。
可怜的母亲，在1959年困难时期又生下了小弟。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她，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卧床不起。每次书记家访，看到的都是面黄肌瘦、病怏怏的母亲。或许是这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心中仅存的一点怜悯，又或许是考虑到我们全家都已迁到上海，父亲本来就不在动员回乡政策的范围内，最终他放弃了动员父亲回乡的企图。
我们家因此躲过一劫，全家保住了上海户口。
然而，大舅的返乡之路却异常艰难。那笔一次性的安家费很快就用完了。他不会干农活，挣不到多少工分，辛辛苦苦干一年下来甚至还倒欠大队的钱。后来，大舅被安排到公社办的社办企业工作，虽然收入有所增加，但生活依然困苦。我第一次去他工厂探望时，看到一个脏兮兮的农村老头来传达室接我，一时间竟没能认出他来。那种冲击，至今难忘。
正是母亲在1960年顶住压力、坚守上海的决定，我们才得以保住上海户口。这不仅仅是一纸身份，它决定了我们全家在教育、医疗、工作、婚姻等方面的所有可能，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在那个年代，上海户籍并非只是身份象征，更是一张穿越时代风暴的船票，而我的母亲，便是那张船票的守护者。感恩母亲，她是我人生第一个转折点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