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欧洲之行(二):柏林查理检查站二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及首都柏林被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1949年,东西德相继建国,东德定都东柏林,而西德则将首都设在波恩。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西柏林属于西德领土,但它却如同一座孤岛般被东德领土重重包围,也因此被人们赋予了一个特殊的称号——“自由世界的橱窗”。从1949年到1961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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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欧洲之行(1)——柏林墙1989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也最具转折意义的一年。那一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天安门广场历史事件,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改变。一个从未考过TOEFL和GRE的中年人,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也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迷惘与不安,最终踏上了赴美留学的道路。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出国门,也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而就在同一年,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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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奥尔巴尼的雪:孤独与沮丧的2005年在那个生物医药行业剧烈变革、金融泡沫与外包浪潮交织的年代,2001年,位于纽约州奥尔巴尼(Albany)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AMRI(AlbanyMolecularResearchInc.)收购了我们的公司NewChemicalEntities(NCE)。随后,NCE更名为“AMRIBothellResearchCenter”。作为化学部负责人,按规定我每年都要去奥尔巴尼总部述职两次。当飞机穿过云层降落时,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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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雅图的泪:无奈的再次搬迁(Relocation)1998年5月,我作别了生活多年的纽约,带着全家千里迢迢迁往西雅图,加入MDSPan-Labs。那时的加拿大母公司MDS正值雄心勃勃的扩张期,在Pan-Labs投入了巨资,致力于建立一套在当时堪称前沿的半自动化合成与纯化系统。这套系统利用计算机数据库,将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与质谱法(MS)有机结合,能够对庞大的化学反应产物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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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雅图的雨: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阵痛(裁员,laidoff)1998年5月,我告别了生活和工作三年的纽约珍珠河(PearlRiver,NY),带着全家跨越美国大陆,奔向西雅图,开启了我在MDSPanLabs那段虽短暂却刻骨铭心的职业生涯。与繁忙紧凑的纽约相比,初到西雅图,仿佛有种步入人间天堂的感觉。这里西临太平洋,LakeWashington、LakeUnion和LakeSammamish三大湖泊如蓝宝石般镶嵌在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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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颠沛流离’的职业生涯(一)从硕士到博士:岗位的跨越与心境的起伏1995年9月,我正式入职位于纽约州珍珠河(PearlRiver)的美国家庭用品公司研发中心(AmericanHomeProducts,简称AHP)。那时的我刚刚走出博士阶段的训练,带着几分期待,也带着几分不安,开始了自己在美国制药工业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如果追溯AHP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发展几乎是一部美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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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曲线救“就”业:不惑之年的职场突围1992年下半年,我办完转校手续,来到CollegeofStatenIsland(CSI),继续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与之前不同的是,CSI给我安排了一份化学系的助教(TA)工作,负责带有机化学实验课,并为学生答疑。来美国已经三年多了,无论是在CUNY上课,还是在CCNY的实验室做研究,我接触的大多还是华人学生。生活,学习及社交圈基本还是华人,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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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有争议的永久居留——“六四绿卡”1993年6月,在完成转校手续后,我来到CUNY系统下的另一所学院——CollegeofStatenIsland(CSI),重新开始毕业论文的写作。我们也告别了生活近四年的布朗克斯,举家搬往斯塔滕岛(StatenIsland)。在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中,斯塔滕岛的交通向来最为不便。它与曼哈顿之间,仅靠斯塔滕岛渡轮相连。渡轮由市政府运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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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痛苦的选择:转校2025年6月16日,在离开CUNY近三十年后,我再次回到母校看望导师S教授。S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介绍了学校近二十年的变化。然而,当她告诉我第一任导师B教授已于2019年8月因心脏病突发,倒在课堂讲台上经抢救无效过世时,我感到如晴天霹雳,内心极度震惊与悲痛。那一瞬间,记忆如潮水般倒流,与B教授往日交往的点点滴滴如电影画面般在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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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艰难跨越:通往博士候选人之路在CityUniversityofNewYork(CUNY)攻读博士,并非外界想象中的“宽松路径”。虽然它不属传统意义上的顶尖名校,但博士学位的分量,往往是用汗水甚至泪水浇筑而成。在正式成为博士候选人(PhDCandidate)之前,我们必须跨越重重关隘:修满60个学分、GPA保持在3.0以上,并先后通过两级资格考试(First&SecondLevelExams)。如果说硕士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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