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留学之梦，惊心动魄 （2）
既然心意已决，况且录取通知书和I-20都已抵达北京，万事俱备，只等申请护照和签证。哪怕前路是刀山火海，我也要闯；纵是龙潭虎穴，我也要跳。六月下旬，我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再次回到北京。那时的北京表面上已恢复了平静，却静得让人窒息。马路上行人稀少，商店失去了往日的喧哗. 整座城市，仿佛一具巨大的身躯，在劫后余生里艰难喘息。喜欢侃大山的北京人，也噤若寒蝉——沉默得让人心慌。那是一种压抑的、令人不安的沉默，也许他们正用这种沉默来表达悲哀、愤怒和无力的反抗。
对在北京办理护照的困难早有耳闻，于是返京第二天，我就去了北京市公安局领取护照申领表，并咨询了详细流程。果然，规定森冷如铁。尽管有全额奖学金出国留学无需经济担保，但北京市公安局仍有明确规定：第一，在校学生不得申请办理护照，必须先办理退学手续；第二，申请护照时，须有院校出具的“没有参加动乱”证明。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北京各高校（包括北医）大多对学生抱有同情之心，并尽力保护。我立即回到学校，手写声明，陈述自己没有参加游行，没有参加动乱，并坚决支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辗转盖章，在科研组、学院、研究生院和党委宣传部之间奔波，一日之内盖齐四枚红印。就这样完成了公安局所要求的所有证明材料。
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北医及各高校有明文规定，只有“台属”和“侨属”，即与台胞或侨胞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或旁系血亲，在校学生才被允许退学出国留学。可我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在海外或台湾，哪里去弄这么一个证明？我心中顿时一凉，如同被浇下一桶冰水。眼前的希望，瞬间化作泡影，此前的一切努力似乎又重新归零。
正当我几近绝望时，忽然想起一线微光——1988 年，我们家曾接待过一家台湾同胞。当时蒋经国政府开放两岸探亲，孩子她妈的远房表舅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去了台湾，恢复交流后第一次回湖南探亲，途径上海。我们负责在上海接待，还让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晚。按上海市政府要求，我们去街道办登记了台胞来访信息。我当晚就坐火车赶回上海，心想或许可以以此为由开出证明。到了街道办，果然所需信息还在。从无到有开“台属”证明难如登天，但锦上添花地将“表”字去掉，就相对容易多了。就是这条关键信息，为我们最终开出合规的“台属”证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换来一纸沉甸甸的“台属”证明。
有了“台属”证明后，我随即回北京办理了退学手续。大约在7月中旬，我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办理护照的申请表。按常规，从递交申请到拿到护照一般需要一到两个月。由于那场风波，大量五月和六月递交的申请积压未处理。我对能否在八月及时拿到护照完全没有信心，甚至已经写信给美国学校，申请推迟二三个月报到。
岂料天意忽然眷顾——政府为昭示改革开放不停步，加快审批因私出国护照成为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七月下旬，大量公安干警被抽调到出入境管理处，加速处理所有积压的护照申请。就在这个极其短暂的窗口期，八月十号左右，我终于拿到了平生第一本护照。那一刻，我的手指颤抖，感慨万分——这本薄薄的证件，竟是我两年不懈努力的结果！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这本签发于1989年8月2日的护照。据说没过多久，国家便全面收紧了护照审批，从严把控出国留学，甚至还要交一笔不菲的“培养费”。
八月中旬的某一天，具体日期已不记得。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来到秀水街的美国大使馆。那天申请签证的人很多，其实几乎每天都人满为患。我忐忑不安地排在队伍里，紧张得心跳加速。我没有托福和GRE成绩，最怕在外面检查材料的中国工作人员不让我进去。
幸运的是，武警和中国工作人员看我手持护照、入学通知书和全奖的I-20表格，客气地让我进了大门。美国大使馆的签证官是一位中年金发白人男子，他叫我上前。我一上去就用早已操练得滚瓜烂熟的英文自我介绍，结果他却用带着口音但非常流利的中文发问，使我大吃一惊。他低头翻看了我递交的签证申请表和其他材料，然后从窗口里探出头来，悄悄地问我：“陈振福那个时候（指六四期间）在美国吗？”我回答：“是的，我哥陈振福，他已经按时回到了中国。”他听完，眼神里闪过一丝赞许，向我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我哥在六四期间正好随轻工业部在美国参加会议，为了证明他已按时回国，我特意让外甥女专程将我哥的护照送到北京，以备查看，但最终签证官相信了我的陈述，并未要求出示。
签证官告诉我两三天后可以来取签证。我的F1签证是8月21日签发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美国大使馆对北京学生都非常同情，只要是全额奖学金，几乎百分之百都会给予签证。
拿到签证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又骑车赶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办理出境卡。这是六四后特别追加的一道手续。如果名字在通缉名单上，或被发现与六四清查有关，护照会被立即扣押，以防潜逃国外。年轻的女警官从柜台下搬出一大堆文件，对照着我护照上的姓名、照片，一张一张地仔细翻看核对。最后，她拿出一张卡片，填写上我的名字，盖上“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公章，钉到我的护照上。
当天下午，我又赶到中国银行去兑换外汇。当时凭美国大使馆的入境签证，只能兑换40美元。我握着那薄薄的几张美元，忍不住苦笑：这点钱，怕是连美国机场的一程出租车都不够。然而工作人员还郑重地在我的护照上盖下“外汇已换”大印，仿佛这是一笔巨款。
更大的难题是机票。六四之后，人们恐慌性地拼命寻找一切机会离开中国，国际航班一票难求。我托遍北京、上海的人脉，甚至愿出高价，却仍买不到8月30日的机票。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同学的父亲——一位上海赫赫有名的三甲医院外科主任。靠着他的关系，我才终于拿到 8 月 30 日飞往美国的机票。
那时上海只有一个机场——虹桥机场，它是上海人出去看世界的出发站。能在虹桥机场坐国际航班出国的人，是令人羡慕的。在机场送别时，人们基本不会痛哭流涕，这与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时的情景完全不同。
就这样，我怀揣着四十美金，提着两个装满衣物、被褥、锅碗瓢盆、书籍文具的大箱子，准备安检出关。可由于超重，还是被拦了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打开箱子，扔掉了切菜刀和切菜板等稍重的物件。就在这尴尬与无奈之中，我的“洋插队”生涯拉开序幕。
1989年8月30日，一架国航的波音707，缓缓滑离虹桥机场。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飞机昂首冲入云霄。我透过舷窗，望见脚下的上海渐渐缩小、远去，直至消失在厚厚的云海下。我的眼眶湿润，却拼命忍住泪水。是喜是悲，是渴望还是迷惘，我已说不清。就这样，我人生第一次乘坐的这架707，带我离开生我养我的年迈父母，离开我年仅两岁的可爱女儿，离开了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故土。亲人啊，故乡啊，祖国啊，我们何时才能再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