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留学之梦，我人生的第三个转折点
（三）留学之梦，惊心动魄 （1）
1987年9月1日，在家人的支持下，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也带着对刚出生仅两个月女儿的深深不舍，踏上了前往北京医科大学的求学之路。那一年，我三十出头，在整个研究生院，乃至整个北医，我应该是年纪最大的学生。或许也是唯一来自上海的考生。彼时，受文革上山下乡后遗症的影响，上海人普遍不愿再到外地去，学生也不愿报考外省市的学校。北大、清华、人大在上海都招不到考生，我算是打破了记录。
然而，第一学年，我很快就意识到年龄的残酷。无论我如何努力，基础课成绩总是中不溜秋，良多优少。我这才意识到，风光不再，我的时代已经过去。
很快，1988年到了，一股英语热、托福热、出国热的旋风席卷了整个校园。研究生们、本科生们的话题不再是学业或课题进展，而是美国大学排名、申请手续、TOEFL/GRE考试秘籍，以及如何写出一封完美的个人陈述。宿舍里的打字机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在忙着填写申请表格，起草申请信和推荐信。为了报名托福，学生们通宵达旦排队，人头攒动。我们宿舍楼里有个同学，为了备考，闭关一个月，颇有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有的人托福考了600分，还不好意思和别人说，一心只想再考更高的分数。
北医的导师们对我非常关心，劝我不必受出国热潮影响，安心完成学业。毕业后若愿意留校，下一批公派留学就有可能轮到我；若想回上海，他们会帮我联系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院的工作。1987年那次昙花一现的留学机会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我总觉得没有经济担保，要实现留学之梦，比登蜀道还难，难于上青天。
大家都说八十年代是祖国历史上最好的年代，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开放的年代之一。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席卷而来。
那年我已经34岁，上有父母双亲，下有才两岁的女儿，早已没了学生时代的冲动。我没有积极参与，或许只能算是个“逍遥派”。平日里，我在实验室做实验，周末偶尔骑着自行车去广场逛逛。学生们的口号，似乎又唤起了我心中沉寂已久的热情——与其说是激情，不如说是同情。当时，同情学生的远不止我一个，全体北京市民都感同身受。
5月17日，我见到了有生以来最壮观的场景。学生绝食进入第五天，运送学生的救护车日夜不停。只要听到警笛声，人们都会自发地闪到道路两旁，为那些因绝食而晕倒的学生让出一条生命通道。刺耳的警笛声刺痛了北京各界民众的心，终于爆发了全民大游行。据统计，当天上街声援学生的民众超过120万。“救救孩子！救救国家！”一声声沉重的呼唤，从万万千千人的心底发出。这一天，注定会载入中国史册。从那时起，“六四”不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全民运动。就连《人民日报》也在5月18日头版刊登了《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的新闻，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各行各业的游行诉求。
市民们对学生的支持也令人动容。我看到很多人给学生捐款捐物，广场上数千数万名学生的日常消耗，都来自市民们的捐助。北医有一位靠卖冰棍为生的孤寡老太太，我看到她颤颤巍巍地说：“我也没什么能帮助学生的，就把这箱冰棍带给他们吧。”在那段政治热情高涨、警察几乎失去功能的日子里，北京的刑事案件大幅下降。据《人民日报》的系列报道，据说小偷为了支持学生，都罢偷了。
然而风云突变，政治斗争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通过扩音器呼吁学生结束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与此同时，学生领袖之间的权力追逐加剧了运动内部的分裂，抗议活动变得愈发混乱。大量外地群众的涌入，也使得天安门广场的环境日益恶化，就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场。
我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果各方都不妥协，这场运动将是无解的死局。历史证明，所有学生运动最终都会被政治势力利用，历来都没有好的结局。
我忘了是哪一天，哪一刻，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离开这里的念头再次萌生。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离开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好在1987年我放弃留学时，给那所学校的导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委婉地说明了因已被北医录取而无法前往，并表示毕业后会再来报到，给自己留了后路。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给同学打了国际长途，询问是否还有机会以推迟入学的方式再次申请。
（以下略去千余字）
6月6日（或7日），校园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谣言四起，说戒严部队马上就要进入各大专院校，如果激进的学生和部队发生冲突，我们的生命安全将得不到保障。那一刻，我感到恐惧，下定决心开启我的“逃难”历程。
我带上一些全国粮票和现金，双肩包里塞满干粮。临行前，我告诉马老师我要回上海，请她帮我代收国外来的快件。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北京地铁恢复运行的第一天。我背着包，骑上一辆不知被谁遗弃的自行车，来到离北医最近的积水潭地铁站。一路上，戒严部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经过几轮检查，我终于到了地铁站。
车站里人山人海，凭着年轻体力好，我拼尽全力才挤进一辆开往北京站的地铁。从积水潭到北京站，途中的每一个地铁站都有人拼命往里挤，似乎都把我乘坐的这辆地铁当成了唯一的逃生通道。我前胸后背都被挤得动弹不得，车厢里空气稀薄，几乎喘不过气。我的嘴唇开始发紫，脸色发青，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死神离我如此之近。
就这样，我昏昏沉沉地被人推到了北京站，顿时感到新鲜空气如此珍贵。北京站的工作人员看到我们是学生，敞开大门说：“学生赶快逃吧！”我问去上海的列车在哪个站台，他大致指了一个方向。我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只见火车里早已挤满了人。我透过一个学生打开的窗户，从窗口爬了进去。等了大概两三个小时，火车终于“哐当哐当”动了起来，全车厢爆发出一片欢呼。火车一路往南开，窗外不时能看到满载着坦克和装甲车的军列，呼啸着驶向北京。
火车开开停停，在苏州停了下来。列车员说，上海交通已瘫痪，无法继续前行。我们只得在苏州下车。由于离上海很近，我决定慢慢走回家。一路上，许多小车和面包车司机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学生，分文不取就把我们载到了上海。到了真如，交通完全瘫痪，司机说进不去了，我们只能下车步行。
一到家，年迈的父母看到疲惫不堪的我，老泪纵横：“我们天天打长途、发电报，都没有回音，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你总算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大约在6月10日，我接到马老师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她告诉我，有一份来自美国的快件已经寄到。我请她当场打开，她的语气里带着兴奋与欣慰：“是I-20表格和正式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五味杂陈。既想插上翅膀飞到北京，尽快办理留学手续，又对那片刚刚风暴过境的土地心生畏惧。巧的是，我大哥当时在美国参展，六月中旬途经北京回上海。他告诉我，北京局势已基本稳定，安全无虞。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