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畸形的年代：读“白字”的文学青年
1978年高考，我的总分是361分，仅以一分之差超过了上海市重点大学的录取线360分。那段复习的日子里，我几乎把全部时间投入到自学数学和物理，结果也只是勉强及格——数学59分，物理61分。反倒是几乎没怎么复习的政治、语文和化学都考了80分左右，其中语文记得是81分。这种“文理倒挂”的成绩，在当年理工医农类的考生中非常罕见。
但我心里很清楚，语文考得不错，并不是实力，而是运气。在那个畸形的年代，我只接受了四年的正规小学语文教育，连很多字的发音都读不准，堪称“白字先生”。所以，这一节我用“畸形的年代：读白字的文学青少年”作为主题。
有人说：“艺人讲究童子功，写文章的人也讲究童子功。”意思是，一个人的文学功底多半奠基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大量阅读。我的启蒙来自小学的班主任沈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对我格外关照。她常常安排我参加各类年级的语文和朗诵比赛，还多次自掏腰包买票，让我去上海儿童艺术剧场看木偶剧、儿童话剧。不管是区少年宫还是市少年宫的演出，她总会优先把票留给我。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便酷爱读书，贪婪地阅读各种课外读物。
文革前，在瑞金一路高福里旁边，有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街道图书馆，馆内藏书不过几百本。如果当天借书、第二天归还，只需付一分钱；若延期归还，则每天加收一分钱。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我长期营养不良。父亲为了让我补充营养，每天给我五分钱，让我去楼下居民合作食堂喝一碗咸豆浆。而我常常偷偷省下这五分钱，拿去借书。我的真正读书生涯，就是从那家小图书馆开始的。
除了青少年读物，小学四年级时我已读完当时流行的革命小说，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红岩》《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苦菜花》等。
1966年，文革爆发。文革前出版的大多数书籍要么被定为“大毒草”，要么是“黄色书刊”，剩下的也多属“封资修”，统统被禁。普通人家的藏书，要么主动上交，要么被抄走烧毁，或送去造纸厂销毁；所有图书馆也都关闭了，包括那家小街道图书馆。幸运的是，在这场浩劫来临前，我已完成了阅读的第一阶段，打下了一定的文学基础。
文革期间，读“毒草书”是触犯禁忌的。一旦被发现，不仅要被公开批判，甚至还可能惹来政治麻烦。1968年上初中后，除了“红宝书”“毛主席诗词”等，课堂上基本没有任何教科书，更别提课外读物。我仿佛得了“读书饥渴症”，手上只要能拿到一本书，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有一次去同班的蒋同学家玩，惊讶地发现他家居然有满满一大柜子的藏书。后来才知道，他父亲原是银行家，酷爱藏书。文革初期最疯狂的抄家阶段，他们家用三轮车将整车连环画送去废品站销毁，令人扼腕。自此，我极尽“势利”之能事，全力和蒋同学打好关系，只为能多借几本书看看。
那个年代，私下传阅“毒草书”是极大的政治风险。他父亲非常谨慎，从不敢轻易外借，尤其不敢借给未成年的学生。蒋同学只能在私下偷偷借我几本，并千叮咛万嘱咐不可外借他人。
就这样，在初中阶段，我读完了大量古典小说，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水浒传》《水浒后传》《武松》《说岳全传》《英烈传》《聊斋志异》《西游记》，以及武侠小说如《七侠五义》《三侠五义》《小五义》《七杀碑》等。唯独对《红楼梦》始终提不起兴趣，至今尚未通读全书。回头想想，在初中前几年，我在无意间完成了阅读的第二阶段，积累了大量古典文学经验，也打下了文言文的基础。
文革时期，地下书籍的传阅为我打开了通向世界文学的大门。但要加入这种“交换网络”，必须得有书才能交换。我们家没有书，起初没人愿意借给我。我便偷偷用蒋同学借来的《武松》剩余阅读时间，换到一本《海底两万里》。之后每借一本书，我都以最快速度——往往一天之内看完，然后拿去换另一本。
为了能在一天内读完，有时甚至上厕所时也不放过。有一次我父亲在家休息，叫我几声没回应，发现我又躲在厕所看书，一怒之下冲进来，把我正在读的书一把夺过，当场拦腰撕成两半。我吓坏了，泪流满面地说：“你打我一顿也好，干嘛撕书啊？我怎么跟人家交代？”那时我心底里对父亲充满了怨恨。
他可能也有些后悔，后来给了我几毛块钱让我去文具店买透明胶带，把书一页页粘了回去。虽然我满怀愧疚把书还给邻居，她也只是默默收下，什么也没说。从那一刻起，我在那条地下传阅线上的“信誉”彻底断裂。
即便条件极端艰难，我仍能回忆起当时读过的外国文学名著：《海底两万里》《神秘岛》《鲁宾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牛虻》《威尼斯商人》《简·爱》《少年维特的烦恼》《约翰·克利斯朵夫》《月亮宝石》《福尔摩斯探案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母亲》《童年》《在人间》《茶花女》《红与黑》《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读了1/3）等。
为何《基督山伯爵》只读了三分之一？那时它与《金瓶梅》并列为一级禁书，据说只有军级以上干部才有权阅读。复旦大学图书馆也仅有两套，仅供语言类学生在馆内阅览，不能外借。我听朋友讲述书中情节，极想一睹真容。恰好我三姐在复旦大学英语系，她的一位同学得知后，专门提前排队，替我借到一本。我在阅览室如饥似渴地读，因当天还要赶去吴淞口码头乘船回崇明上夜班，最终只读了三分之一，遗憾离开。改革开放后，我终于完整读完这本书，也看了所有改编的影视作品，甚至听了有声小说。
那时民间的“文学”就是手抄本，多为小说，如《第二次握手》《一只绣花鞋》等。我看完后，常能原原本本讲给朋友和同事听，深受欢迎。
说回1978年的高考语文题：基础知识如标点、病句修改、成语运用占了55%；文言文翻译占15%；作文占30%。对现在的高中生来说，或许轻而易举考满分。但对我们这批“半文盲”而言，没有文学基础，是很难拿高分的。文革时期，我们学写的多是声势浩大的批判文章，从未接触过记叙文或散文写作。
我运气不错，作文题是让我们阅读“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并将其缩写成500-600字短文。我几乎没做任何改写，只是删去一些修饰语，把字数控制在600字内，便交了卷。
一位老三届朋友，当时是崇明县革委会写作班成员，他自作聪明地将整篇文章完全改写，结果语文成绩不如我。崇明中学的语文阅卷老师后来说，我的语文成绩可以报考复旦中文系。
我少年时的梦想是成为作家；青年时期，当作家成了泡影，又梦想做图书馆管理员。可惜阴差阳错，我最终进入了生物医药行业。但我始终感恩：感谢我的语文老师为我打下的童子功，感谢蒋同学，感谢那些冒着风险借我书的朋友。没有他们，1978年恢复高考时，我根本考不上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