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难得的正规教育：我的卫校岁月
1972年，七二届毕业生的分配，为我们提供了几个有限的选择。许多同学因毛泽东“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而排斥卫生校，宁愿选择去技校或市内无去向培训。然而，当老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一个原本属于其他同学的卫生学校名额“按”在我的头上时，我第一次尝到了失去学习和就业自由的滋味。这个看似无奈的决定，却在多年后被证明是我人生中一次塞翁失马的幸运。
1972年12月，我提着住校行李，在几位同学的陪同下，来到了零陵路的上海中医学院本部报到。然而，报到后，我们就被几辆公交车集体送到了重庆南路的上海第二医学院，进行正式的新生报到。原来，在“文革”期间，上海第二医学院卫生学校与嘉定县卫生学校合并，校址位于郊区嘉定县马陆公社。三栋大楼连在一起，分别是集体宿舍、教学楼和实验楼。为了方便市区师生往返，公交公司的“北嘉线”，在马陆卫校专门设了一站。
就在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地方，我们开启了为期一年的正规教育。我们二年制卫校的学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马陆公社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卫生学校，住校一年学习药剂学基础课，课程包括简单的数学、有机无机化学、解剖、病理、生理、药理、药剂、中草药等。一年后进入第二阶段，各自到附属医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学习西药和中药各半年。
二医马陆卫生学校共有四个大班，由二医系统和中医学院系统的学生组成，同时还有嘉定县卫校和瑞金医院后方医院的学生插入其中。上海第二医学院派出了非常强大的师资力量，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海归老教授，50年代毕业的副教授，以及资深讲师。他们都和我们一样住校，讲课深入浅出，一丝不苟。老师们诲人不倦、耐心非功利的教育，使我们这些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流落社会多年的“野孩子”，得以静下心来，接受了一年的正规教育。
这短短一年的学习经历，让我终生难忘。虽然学的是药剂专业，但我们和医学院学生一样，第一年就开设了解剖课。当第一次踏入解剖室，浓烈的福尔马林气味扑面而来，玻璃瓶中浸泡着各种人体标本。中央台面上，一具从福尔马林池子里提出来的酱红色少年尸体，冲击着我们的感官。中年女老师一边讲解，一边用手术刀切割着肢体和脏器，层次分明，清晰到位。同学们表情各异，有人恐惧，有人恶心，也有人充满好奇。然而，从此到了夜晚，胆小的同学再也不敢靠近实验楼。
生理实验课的记忆同样深刻。老师们常利用小白鼠、蟾蜍、兔子等小动物进行试验。其中，如用剥皮蟾蜍观察肌肉收缩的特点和兴奋过程，用可爱的小白兔做空气栓塞实验的场景，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看着活蹦乱跳的兔子被注入空气后，双腿一蹬，瞬间死去，我对此产生了极端的恐惧。自此，我对所有静脉注射产生了本能的抵触，每次在中国就医，看到医生建议静脉输液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把眼前的输液管和那只小白兔联系在一起，惊恐地注视着缓缓流入我血管的每一滴液体。
这一年的正规学习，为我78年高考打下了扎实的化学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我如何静下心来学习，并养成了良好的自学习惯。我深知，掌握了自学方法，便能受用一辈子。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一年的学习，文革后恢复高考时，我不可能靠自学考上重点大学，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当时看来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最终结局有时往往只有几十年后才见分晓。我感激所有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老师们，感激所有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