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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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而》：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贤贤易色”四字有些令人费解。对“贤贤”两字，大家意见相同：敬重贤人。对“易色”的解说则有些差异。
三国何晏《论语集解》，把“贤贤易色”理解为“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比较笼统，对“易”字模糊过去；且没有根据地加上“好…之心”三个字。
北宋邢昺《论语注疏》：
“贤贤易色”者，上“贤”，谓好尚之也。下“贤”，谓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悦之，故经传之文通谓女人为色。人多好色不好贤者，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贤，则善矣，故曰“贤贤易色”也。
这里把“易”字理解为“改变”，这有相当的根据；同时把“色”理解为“女人”，也有一定道理。不过这样一来，“易色”就该被理解为“改变女人”，于理不通。为了“通理”，只好还是没有根据地加上“好…之心”三个字。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对“易色”的解说是“易其好色之心”，照搬《论语注疏》。
《朱子语类》中提到有人认为“易色”应解说成“改变了脸色” - 对贤人肃然起敬，改变了脸上的表情。这样就不用没有根据地加上“好…之心”三个字了。 但朱熹认为这样的解说让“贤贤易色”四个字的份量轻了很多，跟后续的“事父母”、“事君”，不般配。在这一点上，朱熹有道理。
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认为“易”字不应解释成“改变”，而应解释成“轻视”。这见解极有根据和道理。《庄子·应帝王》： 是于圣人也，胥易技兿。崔譔注：“易，相轻易也。” 其他“易”字应解释成“轻视”的例子还很多。这样解释，“易色”就是“轻色”（跟“汉皇重色”相反），所以“贤贤易色”就是“重贤轻色”，即“敬重有德才的人，轻视相貌俊美的人”。这样就不必牵强地加上“好…之心”三个字了。
不过杨伯峻又进一步认为这里“敬重有德才的人，轻视相貌俊美的人”，不是泛论，而是专指“择妻”。杨伯峻认为，古人极端重视夫妻关系，夫妇乃五伦之一，这样说，才与下文的“事父母”、“事君”相称。
我认为把“贤贤易色”局限于“夫妻关系”，过份了。甚至把“色”局限于“女色”也还是过份了。“轻贤”（轻视有德才的人）固然可能出于“重女色”，但也可能出于“重男色”。
《韩非子·说难》：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
弥子瑕以色获宠，但他是个男人而非女人。《论语注疏》以及后来的附和者，都把“色”局限于“女人”，如果被女权主义者责骂，就是自找的。
子夏说“贤贤易色”时，心里想到的恐怕更多是卫灵君那样的人君，所以才把这句置于“事父母”、“事君”之前。
儒家毕竟还是讲“中庸”的，所以子夏只说希望人“易色”，没有像佛家那么极端，要“戒色”。我们读儒家文化中的诗文，如杜甫的”云雨荒台岂梦思“，李商隐的“辜负香衾事早朝”，杜牧的“豆冠稍头二月初”之类，无不见“色”。有分寸、有节制，不因“色”而误大事国事，就是真君子了。
《荒凉山庄》的问题已回复了。我其实也只有点很模糊的印像，所以翻开书核实了一遍，竟然没记错。（其实我认为这些部份、情节很没意思，真像为了稿费勉强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