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没有小学中学的概念，我们只论年级。我的六年级就应该是初一了。六年级跟以前的一到五年级不一样：教数学和语文的是两个老师；语文课开始学习文言文（我们都叫古文）；开始学习英语了。从五年级升到六年级，班级还是那个班级，同学还是那些同学，只是外加了几个因各种原因降级的同学，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也换成了吕老师，教语文。吕老师在四个兄弟中排行老二，他的三弟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上了中专，远近闻名。在我三年级的时候，吕老师曾给我们教过几节课，他的板书就跟课本上印刷的一样，当时我认为他了不起，现在他当我们的班主任我非常高兴。在我心目中，他是我们学校语文教学水平最高的老师，他教了很多我们早就该学到的知识点。例如，汉语拼音是我们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我们在小学阶段就应该已经过关了，可我们有时经常出错。吕老师教给我们的两个知识点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一是音调的标注。我们知道汉字有四声音调，在拼音上就应该标注这个字应该读几声，可有时不知道应该标在哪个拼音字母上。吕老师就教给我们一个口诀：A母出现别放过，没有A母找O E，I U并列排在后，单个字母不用说。很多同学反映说学了这个口诀才会在拼音上标注音调。第二个记忆犹新的是Z C S 和Zh Ch Sh的区别。我们老家很多卷舌音被发作平舌音，例如，老人估摸时间习惯于看太阳，我们叫 “看日头”，我们发的不是卷舌音而是平舌音，听起来是“看意头”，“人”也念作“银”。至于什么时候用Z C S，什么时候用Zh Ch Sh根本就搞不清。吕老师教给我们一个规律，即Z C S不能和 uai ua uang相拼，也就是说拽、抓、装不能读作Zuai、Zua、Zuang，而应该是Zhuai、Zhua、zhuang。类似地，帅、刷、双不能读Suai、Sua、Suang， 而因该是Shuai、Shua、Shuang。这些我们都只是作为考试的知识点来学习，并未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矫正，所以很可惜，我们并没有说上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朱自清的《春》就是我们在六年级学习的一篇课文，但因为浅显易懂，吕老师并未做过多解读。而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我们来说则生涩难懂，吕老师做了一番解释后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另外也缺乏兴趣，同学们大多对长妈妈讲的一段美女蛇的故事还有点兴趣，其它的没有兴趣，可能我们东北和浙江绍兴隔得太远了，兴趣不在一块儿。吕老师没要求我们象《春》一样背诵，但要我们反复阅读，全班齐声阅读，然后提问学生一人读一小段，然后他离开教室让我们自由阅读，回到教室后他自己声情并茂地读一遍，课文中先生背书的那一段他更是模仿着老先生的口气来读，完后再领着大家阅读，他读一句全班跟读一句。我明显感觉到他对这篇课文的热情。成年以后我才逐渐对这篇课文有了兴趣，直到现在，也许是对我逝去的童年的一种留恋，或者对错过的童趣的一种补偿，我有时还会一时兴起拿来从头到尾大声朗读一遍。
吕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知识点两个礼拜后再提问，同学们都忘了，他非常生气，问到我时，我居然还记得，他就认为我还行，就选我做语文课代表。其实我更想当数学课代表，因为当时在我们看来，语文主要靠死记硬背，是女生擅长的，所以语文成绩好没什么了不起。我可是见识过女生背课文：先打开书看着读几遍，再把打开的书扣在侧着的脸上背着大声重复读过的那一段，如果某一句有卡壳了，就从头重复这个句子，往往眼睛发直，无神地盯着某处，眼睛还更频繁地眨巴眨巴地，还有的低下头让前额抵在课桌边上大声背诵。不管什么方式，她们总是很快就背下来了。而数学不同，我们认为那是靠脑袋聪明，特别是应用题，能用一元一次方程或者二元一次方程组来解题，又快又好又准那才叫厉害。吕老师建议大家不要偏科，如果语文不好，应用题都理解不了，那数学能好吗？吕老师对课代表的要求就是考试成绩应该是最好的，所以他对我的监督很严，我成绩一下降就警告我。有一次我们班代表我们学校参加全公社的语文会考，考试地点在公社中心学校。结果我们班只有两个人及格，我是69分，另一名男同学62分。尽管我们俩只考了个刚刚及格的分数，但吕老师仍然很高兴，因为全公社就没有几个及格的，很多学校连一个及格的都没有。当时的考题对我来说有点难，至今我仍然记得的一个考题是说出这句话的修辞格：“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就这么一句，也没有上下文，我们除了语文课本之外也没有读过课外书，根本不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我就根据“她在笑”，就胡乱猜是拟人。也不知是几年后，我读到了一首诗：“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又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才知道那道题是出自这里。当时觉得写得那么好，一定是唐宋诗人所做。后来知道这不是诗，是词，是毛泽东的《咏梅》。
那次会考给吕老师长脸了，他跟别的老师大吹特吹，说我是“王牌”，给我的权力也大了，吕老师布置完作业就不管了，交作业的截至日期由我决定，那时有很多同学都巴结我把交作业日期往后延长一点。新校址的全校教师共用一个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也吹我有多厉害，有的老师就听不下去了，就把我拉到办公室去试一试。结果那次我让他丢脸了。我们课本有一篇古文《狼》，一开头是“一屠晚归，担中肉尽，止有剩骨。途中两狼，缀行甚远。”办公室的一位老师后来教了我们几天英语的张姓男老师就考我，“缀行甚远的缀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一开头的一小段我们理解的本来很好，但要单独拿出来一个字去解释，我感觉没有必要，但我还是回答他说课本注释的是“连结”的意思，他向吕老师看去，“是这个意思吗？”吕老师赶紧说，“连结，就是连结，你去查书”。“好，算你对了。那我问你，《黔之驴》的寓言意义是什么？”这下我傻了，我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寓言意义。以前的语文课文经常见的思考问题，还往往是第一题，就是该篇课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都不明白什么是中心思想，能在字面意思上把一篇课文搞明白就不错了。现在刚刚开始学古文，这又开始问寓言意义。其实吕老师跟我们讲过很多寓言故事，有些是课文里的，如郑人买履、刻舟求剑、自相矛盾，有些是他给我们讲的故事，如叶公好龙、拔苗助长、削足适履、守株待兔、掩耳盗铃，还有一个不是成语的故事：一个人吃完一张饼，没吃饱，就吃第二张，还没吃饱，就再吃第三张，这下饱了，他就认为前两张饼浪费了，要是知道吃第三张饼就能吃饱，何必吃前两张呢？
尽管吕老师给我们讲过寓言故事，但说句老实话，我真不记得他给我们分析过《黔之驴》的寓言意义。当时主要精力就是能让我们这些还没开智的农村小孩能读懂文言文。 我们也是能在字面上明白一些文言文的字词就满足了。有时也活学活用。那时我们做游戏或比赛什么的，最常用的一句给自己打气灭对方威风的一句就是：你“技止此耳”。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1、《黔之驴》的寓意是：不要被貌似强大的东西所吓倒，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一定能获得胜利。”这是鼓励老虎的，篇名改成《黔之虎》就对上了。“ 2、《黔之驴》的主旨：讽刺那些无能而又肆意逞志的人。” 天地良心，那驴不是自己去逞能的，它是被“好事者船载以入”，这驴的老家是哪儿也不知道，是从哪条河被运到具体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人生地不熟的，也没招谁惹谁，结果被老虎吃了，没有人同情，还被人笑话了一千年，上哪儿说理去？我们总是嘲笑黔之驴无能，黔驴技穷，这对黔之驴真是不公平，天下的驴都一样啊，干嘛特别强调黔之驴，好像别的地方的驴就能干过老虎似的，再说了，比打架那肯定是比不过老虎，但比拉磨，那它比老虎强多了，但没人说“老虎技穷”。当年我没有回答上来这个寓言意义的问题，我们还讨论了一番，没人说驴逞能，都认为那个“好事者”不是东西，太不负责任了，把驴运去就不管了。还有的说：老虎能怕驴？那真是“愚言”。
经过这次让他丢脸的小插曲之后，吕老师又指出我需要改进的地方，就是作文。“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绺”。多读啊！我读的唐诗都是语文课本里的，课外读物读的很少。有一年到山上挖野菜，看到山顶一棵野生的杏树开的花还没有谢，而我家门前的杏花早就已经谢了，我突然想到一句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句诗我没有在我们的语文课上学过，更没有背过，在哪儿读过也没有印象，很有可能是从别的年级的语文课本上见过。就在我准备写这段文字时，我仍然不知道这句诗来自哪里。我上网一搜，原来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当时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闲暇中漫游庐山，来到大林寺，此时山下芳菲已尽，而不期在山寺中遇上了一片刚刚盛开的桃花”。全诗是这样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原来转入此中来。如果不知道这首诗，听了我脱口而出的那两句还以为是我写的。可怎么能写成一篇范文供全班学习而不辱语文课代表的使命呢？很可惜，在吕老师教我们语文的这一年，我的作文还是没有长进。那时候我们以记叙文为主，文章要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四要素。我们大部分同学写的是学雷锋做好事，或者拾金不昧，捡到一分钱后上交给老师，没有一篇是够得上范文的，反而有很多反面典型被吕老师在课堂上读给全班听，经常引起全班哄堂大笑。这些反面范文反而是我们印象深刻，课后广为模仿传颂。
当时我们的校园里流传着一个编的拙劣的充满错别字的反例请假条：“亲爱的老帅，我妈有痛，躺在坑里，三天没吃食。”本意是“亲爱的老师，我妈有病，躺在炕上，三天没吃饭。” 是我们校长最先在全校大会上讲的，目的是要鼓励我们认真学习。但穿了地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它有很多漏洞。首先，这就不是请假条，根本就没有请假，只是陈述事实和状况。如果说把“老师”写成“老帅”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的话，把“有病”写成“有痛”、把“吃饭”写成“吃食”根本就没有道理。我们都说“躺在炕上”，从不说“躺在炕里”，也就不可能错写成“躺在坑里”。最后大家笑话：“就这水平还当校长”。我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他就是校长。我们班老师因故缺席时，他给我们代过课，我很喜欢听他的课。我在全校文艺汇演时演砸了，他还笑眯眯地鼓励我再来，这在前文又提过。但他也给我留下一个不好的一个瞬间。有一年夏天午睡的时候，他光着脚穿着挎篮二股筋背心躺在他的办公室桌子上，在训斥一名站在他办公桌旁的男同学，并用他的脚推那个同学的脸。
吕老师的妻子是一个下放户的女儿，因为已经成家了就不能返城，后来落实政策就给她就近解决工作，她决定不去上班而让吕老师去，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接媳妇班”，当时这还不是个例。 就这样，吕老师辞去了教职就去复州湾盐场当了一名工人。我读高中的时候住在我姐家，回父母家时还偶尔能在半路上碰见吕老师骑着自行车上班或者下班。我时常感叹，吕老师没有一直教书真是可惜了。当时民办教师仍然是农村户口，可当工人就变成城镇户口了，跳离农门是那个时代老农民们的最大梦想。类似地，很多“寒门农子”们打破头也要在初中就去考技校或者中专。考入技校就可以当工人了，还是技术工人，而不是那种出苦力的体力工人，当然也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在初中考的中专我们叫做“小中专”以区别于那些高中考上的中专。中专和技校给每个初中报名的名额有限，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只有那些超级学霸们才能被选拔去报考，没想到后来的时代大潮把这些优质人才给涮了一遍又一遍。我的一个国内同事，1977年高考时也是考上了中专，但她姐姐什么也没有考上，1978年再考，结果考上了本科，然后考研读博，一路升迁，把这个更优秀的弟弟甩出了几条街，人生完全不同。
考我《黔之驴》的寓言意义的张老师个子魁梧高大，自然卷发，非常帅气，讲话喜欢用一些当时在我们看来非常高级但也没有必要的词语，同学们都说他喜欢“拽词儿”。在四年级时曾给我们代过政治课，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介绍英明领袖华主席“今年六十又一，年轻得很”。期末考试是开卷的，写一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可以参考课外书，但如果发现又两张答卷是相同的，他就会扣分。我们班大部分同学是抄录上一学期的一篇语文课文，大意是骂“四人帮”是“四个阴谋家，四个迫害狂”。而我不想和大家一样，就从《旅大日报》上抄写了一小段，我想这肯定不会和大家重复，结果我的成绩是20分，而别人的都是95分。偏偏那一年我们破天荒地有了个成绩单，我爹拿着我的成绩单笑着问：“你怎么才考了20分？”。我爹不识字，不知道是什么科目考了20分，听说是政治，“嗨，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科了”。六年级时我们要开英语课，他又摇身一变当了我们的英语老师，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在哪儿接受的英语培训。当时的英语课本的前两页是看图识字，像男孩、女孩之类的单词。一些淘气的同学就称呼别的男同学是Girl，得到的反击就是 “你才是Girl”。后来教正式课文第一课，“课一。我们说第一课，但英语不说第一课，而是课一”。然后领读：“莱森万，贼英格力士莱特利兹”，几乎领读了一节课，这些单词我们还是不认识。随后的几十年每当想起这一桥段，就想弄明白这个“莱特利兹”是什么，但一直没想明白。就在准备写这一段文字前的几天，我忽然觉得张老师领读的这一句可能是：Lesson one, the English Letters。
六年级还开始有了地理课，但没有课本，老师就是以前教我们唱“红小兵，心最红”的郝老师，我们当地发音为“火老师”。记忆最深刻的是他告诉我们长兴岛是中国的第四大岛，第一大岛是台湾岛，第二大岛是海南岛，第三大道是崇明岛。我上网查了一下，一般认为中国的第四大岛是浙江的舟山群岛的最大岛。看来“火老师”的信息有误。下学期就换老师了，这个新老师也不讲地理知识，就讲小故事，如果他没有故事可讲了，他就把地理课的时间让给吕老师上语文课。我们倒是都很爱听他讲的故事。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是说王安石写了一句描写某一时节自然现象的诗 （诗的具体句子我不记得了），苏轼看到了，就批判王安石写的不符合自然事实，来年的同一时节，王安石邀请苏轼来一起观察，诗里描写的自然现象又出现了，苏轼服气了。最后这个老师评述说，“也就是苏轼，要是别人的话”，他不吭声了，只是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杀”。当时我的感受是杀个人那么容易？
我们的数学老师也姓孙，就是以前讲过的喜欢喝酒吃饼干的“二两”的前妻生的儿子，吃“三两粮”的时候就是他把食物藏起来不让他爷爷吃，他的爷爷饿的受不了就上吊了，当然了都是因为他当年少不省事。他的数学教学能力还是很强的。当时数学主要是代数和方程。数字四则混合运算我们叫“小码题”，有的同学说用字母代替数字就是代数。还有一种叫“文字试题”，比如，二和六的积与八和四的商，差是多少? 用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应用题是这个孙老师的拿手好戏，他的技巧我也学会了不少，有时考试名列前茅，和其他几个男同学一起被他誉为“常胜将军”，其实我跟人家那几个“常胜将军”比差的太远了。
